但不論如何，法律論證過程很重要。（對了，你如果讀憲法case，在權利保障部分你會發現，憲法要進步，就不免會偏離一般的論證步驟。例如毀壞先例、以實證資料而非傳統法釋義途徑。因為傳統法學解釋方法在憲法上常常無法突破既有框架。）

其實近期台灣的判決，也有老師在討論這件事（就是不一定會遵守既有的見解）

總之，有好有壞，但就像學長說的論證很重要。

遵循先例在美國法體系的重要性遠遠超越大陸法系。基本上就是不能破壞。嚴密論證也基本上哪個法體系都非常重要。

但你之後讀憲法case會發現先例很容易破阿，而且那些劃時代的案件都是在破先例。Berkeley Law院長Erwin Chemerinsky在教科書裡明說遵循先例在美憲是個例外。當然這並不是說憲法案件破壞先例一定是好的，而是實務上就是這樣。更誇張的是那些跨時代的憲法案件，在法釋義過程常常很不嚴謹，被批評很慘。你有興趣我可以之後給你舉例。（Chemerinsky的憲法輔助工具書很重要，你很多JD的學長姐應該都有用）。

我對美憲的解釋方法非常有興趣。我LLM的論文就是在分析這個。憲法上面，如果要嚴格遵循先例與嚴密的法釋義過程，那很抱歉不會有布朗案、Roe案、Obergefell案（所以你會發現除了布朗案外，其他的不同意見都很有力）。原因就是憲法本身是保守的，要改變status quo就要突破法律框架討論，也就是破壞遊戲規則。

也許你認為這樣不對。我以前也認為這樣不對。我記得我在LLM時有一次公開說我喜歡Scalia的論證，被一個台灣同學白眼。

Scalia的法學方法我至今還覺得是理論上相較於其他比較完美的。在憲法上，他的文本主義簡單說就是尊重制憲與修憲時期的人民意志。他認為大法官以自己意志改變先賢的憲法意旨是錯的，因為不尊重民主且代表大法官自己菁英式的囂張。

但我後來發現實際上他的理論，至少在憲法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在於你怎麼能把少數弱勢的權利放心的交給民主決定？連Madison自己都不太相信這套了（他不相信直接民主而認為要由有智慧的代議士來決定）

我自己也不相信人民會做出深思熟慮的決定（你如果對憲法有興趣，之後會讀到Akhil Amar, 他就很信任人民）。例如我自己做台灣的公民不服從，大數據下這理論在台灣失敗，因為人民並不會想保護憲法價值，那些看似為了人權或程序正義的案件極少且參雜許多variables.

所以如果在憲法基本權上交由民主決定、交由先例與嚴密法律論證，那是一個很保守且失敗的憲法。在基本權上絕對不能講民主！應該由菁英帶領。（當然要有說服力）

以上是我的看法

學長回得好詳細 謝謝你～～

我知道Scalia 的textualism ，但的確如果都用要遵守這個文本主義，那可能像bostock案也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XD

但我想說的是，好預測與不好預測，我認為是無法說好不好的

我在台灣處理案件時，以往被「多數」認為好的見解，為因為不論是政治角力、或者法官不遵守見解等，變得不好「預測」，帶來的引響就是不安定（可能憲法的層次跟底層案件的適用又不應該一樣（？）畢竟憲法要有一定的突破（？））

就像是最近義大利的親權案件一樣，是否應該要由憲法法庭「迅速」受理，並決定「推翻」之前三個程序的決定，是有爭議的！

這樣到底是劃時代的突破，還是只會造成法律不安定，我想就很值得爭執的了

小小律師如我在個案適用法律的苦惱

還記得那時候在當警察時，要留停去北大年法律準備律師考試

學長超努力幫我要跟01說

雖然我們當時都沒有什麼背景，也無法成功留停，但我到現在都是還覺得很感動

我月底才會回學校，歡迎來找我。香檳比較無聊，但芝加哥你會喜歡的！

我完全沒碰過實務，能理解律師對於一般民刑事案件期待法院用法一制性的重要。憲法來說，會進入到你課本的案件都是非常有爭議的（所以我覺得本來就不好預測）。但反過來說那些涉及美國很根本的政治爭議案件（如墮胎），反而又好預測了，在這裡你所謂的「預測」會變成看這個法官是誰提名就蠻準了。

Kelo is best understood in this context. To an originalist, the takings clause is limited to takings for "public use," because, as O'Conner argues (p2 of the dissent), the court "effectively ... delete[s] the words 'for public use' from the Takings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From the liberal side, Stevens is not promoting the opinion of Pfizer over the appellants; rather, he defers to New London in determin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posed eminent domain action.

In fact, Kelo is even more narrow, since all justices agree that the "A purely private taking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scrutiny of the public use requirement" and that "mere pretext" of public use is not sufficient (Court's opinion, p7). The question was how much the burden of proof falls on the City.

Your answer solves some of my questions. I need to reread the judicial opinions ( I read this case several years ago). Thanks!

By the way. I used to defend originalism. But I was a textualist and was never a fan of original i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