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之夜：韓國雙十二事件

朝鮮人民軍	韓國國軍	美軍
元帥	元帥	五星上將
次帥	無	無
大將	大將	上將
大將	大將	上將
上將	中將	中將
中將	少將	少將
少將	准將	准將
大佐	大領	上校
上佐
中佐	中領	中校
少佐	少領	少校
大尉	大尉	上尉
上尉
中尉	中尉	中尉
少尉	少尉	少尉


▲鄭昇和與夫人申有慶女士在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典禮上所攝。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被任命為陸軍參謀總長的鄭昇和向朴正熙大統領報到。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盧載鉉國防部長發表軍隊政治中立化宣言時，鄭昇和（右二）與合參議長金鐘煥及三軍參謀總長等合攝。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首都警備司令官張泰玩將軍布達式上，為其佩戴指揮官徽章的鄭昇和陸軍參謀總長。


▲「雙十二事件」前一日的十二月十一日，鄭昇和與前來陸軍本部訪問的美國第一集團軍司令普萊斯中將合影。


▲鄭昇和（後排左起第五人）任陸軍本部情報局課長時所攝：前排左三為金炳三（中將除役，原任遞信部長）、左四為金炯一（中將除役，歷任陸軍參謀次長）；後排左一為金鐘泌。


▲鄭昇和就任陸軍參謀總長後，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巡視特戰司令部時所攝（前排中為鄭昇和將軍，其右邊站立者為鄭柄宙特戰司令官，於雙十二事件時發揮了極大的制衡之作用）。


▲鄭昇和夫婦與就讀於陸軍士官學校的兒子合攝。


▲任第一軍司令時，造訪救命恩人崔冠龍先生（中立），並與之話家常之鄭昇和將軍（時為中將）。


▲鄭昇和年輕時與夫人合攝（推測為中校時）。

第一章：一個記者的前言

鄭昇和先生終於開了口

「對戰術家鄭昇和前參謀總長的評價是非常高的。十月廿六日事件之後，他為了軍隊的政治中立所努力過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可是鄭將軍卻跟張勉總理一樣被記錄成歷史的敗北者。在政治與歷史的舞台上對失敗者的回報只有同情與輕蔑。鄭總長若要把軍隊的中立化作為信念的話，他就該那樣地去造就，事實上他也擁有造就的力量，就如同民主主義並非依照何方的善意而獲得的一樣。他的思想不管如何高潔，不能盡力地維護自己的信念時，那種信念只能淪為一種感想而已。許多人對於鄭昇和的感情是訴諸於從十月廿六日到十二月十二日之間，他不能維護全體國民高漲的希望而對他產生挫折感、背信感、輕蔑以及同情。」

此文乃是記者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號《月刊朝鮮》記事中的一部分。一九八七年八月記者把載有這段文章的書帶去見鄭昇和先生（五十九歲）。他在漢城市江南區大峙洞雙龍公寓安祥地居住，目前只有他和夫人申有慶女士（六十歲）兩位。他戴了眼鏡看來更加慈祥。他用完全沒經修飾的、不誇張的語調、平易地對記者侃侃而談。夫人申女士沒有幫傭，獨自做著廚房的事，一面還端來咖啡，準備餐點，夫婦兩人很相像，申女士比丈夫更為慈祥，而顯得害羞。

自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至九日三天裡，記者為了採訪與鄭昇和先生足足面談了三十小時。這是闊別兩年之後的第一次見面。兩年前記者打電話給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末，當時總長以戒嚴司令官的身分對金大中先生曾做過人物批評。記者因此對他追根究柢。就是這個機緣，記者覺得總該讓他開口才行。經記者一再執拗地勸說，他始終頑強固執地沉默，直到今年八月七日他才開始啟口。像是在回顧八年前的歷史似的，從朴熙道陸軍參謀總長對金大中的一項批評又變成政治問題的觀點，從軍隊的政治性中立與否成為全體國民關心之事的觀點，還有從軍事政府的根絕成為這時代當面課題的觀點，與被記者私自冠上「歷史的敗北者」加以苛刻批評的鄭昇和先生，面對面地談論起有關十月廿六日的政變和十二月十二日的事件，並作成「歷史證言」，這件事是我在兩個月前還不能料想得到的。

他由整個國家由於勞資糾紛而像患了熱病一樣話題，語帶憂慮的開始了長談。

「一想起這期間累積下來的問題之多時，必然會想到這是一定得經歷的陣痛，可是利用純粹勞動者的勞力以介入政治，是必須避免的，若是沒有被政治所利用，那麼勞動者與企業人經由對話溝通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四一九的教訓絕不能忘記，由於大家對張勉政府做過分的要求，而使社會益形混亂，使軍心完全崩潰，五・一六革命就是基於此才獲得成功。」

要求李承晚辭職的第一軍指揮官會議

身處十・二六、十二・十二事件中的鄭昇和，對於四・一九與五・一六也有許多話要說，他說道：「要不要告訴你一則秘聞？」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當時鄭昇和上校是第一軍司令劉載興中將的秘書室長，那時第一軍所屬的師團，接受四一九戒嚴令進入漢城，但因兵力不足，無法鎮壓示威，有人報告說該師團是幫助示威者，當這份報告到手的時候，第一軍軍官們認為李承晚政權因三一五選舉舞弊而已失去民心，因此向戒嚴軍指揮官拜託「絕對不能發布」。這份報告在此情況下，閔機植副司令官向劉載興中將建議必須決定軍隊對此情勢的態度。於是司令官在二十六日早上八點召集五個軍團長開會。

他在會中說：「要收拾這種場面只有一途，就是必須決議大統領下野。」司令官與副司令官將此決議事項向美軍首席顧問與金鐘五陸軍參謀次長通報，對於此決議如果不被接受時，會中也立下了後續計劃，即採取軍事政變。當時擬擁立陸軍大學校長李鍾讚將軍。擁立李將軍的輕型飛機，即由鄭上校直接準備。

這時陸軍本部的消息來了，說是美國大使馬康衛和國防部長金貞烈上午一大早就到景武台與大統領協商重大事項，即李大統領將有下野聲明。他說：「第一軍的決議通報了美八軍與陸軍本部，不就對『下野』發生影響了嗎？」

「這樣，站在國民一邊的軍隊終於在五・一六前完全脫離了民主黨政權。首先，軍部的軍官們感到有股威脅，這國家是怎樣保衛的，處理不當的話，我們就得先死的危機意識非常濃厚。在此情況下，以朴正熙將軍為中心的政變計劃，就公然地在軍官之間推動。以少數的兵力而能政變成功，即因將校們的這種思想之故。換句話，軍中的軍官們一有不安的話就不會有好事。」

與陸官十一期生結緣

鄭昇和（雙十二事件當時是四星上將，現被撤職在家）是僅存將軍中與韓信預備役四星上將（前合參議長）共同被列實戰指揮經驗最豐富的野戰指揮官。但他也負責過與他經歷不調和的職責。他在一九六三年前後當過約一年半的陸軍防諜隊長。防諜隊（CIC）是陸軍特務隊的後身，國軍保全司令部的前身。

一九六三年七月，當時中央情報部長金在春曾和鄭昇和防諜隊長一起處理過陸官十一期出身軍官所牽涉的案子，金在春最近透露：

「陪同朴議長巡視三南一帶水災的災情，在鎮海大統領行館過夜的那天——七月六日清早，說是漢城打來的電話，一接聽才知道是中情局李相武局長打來的。我問他：「有什麼事？」他用急促的聲音答道：『報告部長，出事啦！雖然原因不明，情報部是問題核心，說是有類似政變的行動。警察已發布緊急召集令，並在情報部布下森嚴的警戒網了。』

那一瞬間我想起了陸官十一期生的S少校與N上尉經找過我，吐露了一大堆心中的不滿。他們向我說：『不依革命公約第六項還政於民，反而翻來覆去，現在不但想參與國政，而且讓非掃蕩不可的貪汙腐敗愈來愈重。』又說：尤其是連世人全都知曉的不正當事件，即『證券波動』的關聯者，全部宣告無罪。怎麼可以這樣做？」他們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最後他們還說了狠話：『只要部長默認，他們要把那種腐敗的人，全部趕下台。』被那些意外之言所震驚的我就斬釘截鐵地說絕對不可如此。那時候他們所指的人主要是金、洪、吉一派（指金鐘泌系統的金炯旭、洪鐘哲、吉在號），這些操縱證券波動的幕後人物。由於他們在特殊機關服務的關係，所以對證券波動的內幕非常清楚。聽完漢城電話，穿好衣服就到朴議長那邊。

『據漢城報告，一部分陸士出身的軍官以情報部人員為中心，謀議軍事政變。現已截獲他們準備在七月六日清晨二時舉事的情報。治安局的警力已採取非常警戒。』朴議長聽後嚇了一跳，就說：『那像什麼話！』我接著報告：『雖然真相不很清楚，可是一部分十一期生為中心的軍官，對操縱證券波動有關人員，宣告無罪，曾為了吐露他們的不滿，來找過我二、三次，也許就是這件事訛傳的結果也不一定，依我看，不會發動政變的。』，我斬釘截鐵地說完就走出房間，順道走往內務部長朴璟遠的房間，問道：『漢城有沒有打電話來？』他回答說：『沒有。』我再問：『說是情報部要搞政變，警察機關好像下了非常警戒令，你不知道嗎？』他還是搖頭。

由原路上京之後我召集了參謀會議，問說：『情報部有問題嗎？』回說：『沒有問題。』『那麼是誰下了非常召集令，內務部長還蒙在鼓裡呢？』原來是金、洪、吉一派人幹的，而且他們把事件內容向『國家重建最高會議』最高委員們傳布，搞得亂七八糟。

依朴議長指示：『這事已經由鄭昇和防諜長跟閔機植陸軍總長調查中』，所以我就去見鄭將軍。

當時報告中記載與十一期生有關係者共十名，這些人在同期會中談到證券波動之判決及貪汙腐敗的問題，並吐露不履行革命公約等等的不滿，最後建議要貪汙人士四十名辭職，自七月六日清晨兩點開始行動，而謀議逮捕計劃就是令人疑心的地方，據報告書記載，謀議的事在事先被洩漏了，這些人物一部分躲進新島大飯店，一部分甚至隱蔽到郊外去。

細看了報告，我問鄭將軍：『這些人有行動的跡象嗎？』他說：『沒有。』因此我提出意見說：『要證券波動關聯者繳械、脅迫交出韓電株式會社證券，被害民眾有五千多名還判決無罪，血氣方剛的將校們對判決不滿當然是可能的，有過激的言論也是可能的，可是似乎沒有付諸行動的意思，所以就不要過問，你看如何？』閔將軍也表示有同感，鄭將軍就回答說知道了。

可是兩天後朴議長又指示把關聯者十名全部拘禁，雖然沒有付諸行動，但是有顛覆政府的陰謀是事實，所以不能就這樣算了，因此我說道：『閣下聽了誰的話要拘禁他們呢？由於無事實根據，一旦事端終止，那麼不就無法拘捕事件的關聯者了嗎？而且逮捕他們再發回公開審判的話，將使四大疑惑事件又一次暴露，所以我認為最好不再追查此事。』他生氣地說：『不管怎樣，先拘禁了再說，金將軍為什麼老不聽我的話呢？』

想起我們在各種問題上見解不同的事，我就說：『閣下，因我在這位置上妨礙了閣下做事，我還是退下好了。』朴議長默默不語。」

對金在春的證言，鄭昇和如此表示：「那時十一期將校並未具體實行謀議計劃，只不過由於憂國、愛國之心使然而發表過激的言論罷了。我向朴大統領提出解決方案並得到其首肯。後來此次事件之擴大，乃是金在春勢力的緣故。他們雖然反對我的措施，但我確是認為事件原來就不成的……」

緣分是奇妙的。那時接受鄭昇和防諜隊長意見而不被處分的陸士十一期將校中，也有人夾在十六年後除去鄭昇和的勢力中。

拒絕軍隊介入選舉

「身為防諜隊長而目睹了政治內部的卑鄙黑暗，不禁使我十分失望。其時我居指揮官之職，須確認軍部會議的宣告刑量，而且亦曾裁決過數次，調查那些為圖溫飽而貪汙幾萬或幾千元的下屬、政治人士，甚或將之送往監牢，每每使我痛苦不堪，那時政治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擔任防諜隊長時，正是朴正熙和尹潽善競選大統領之際。由於我防止軍隊不正當投票而立下功勞。那時軍人投給尹候選人的票較多，我堅持指揮官只能向士兵報告有關軍事政權的治績，而使不正當的投、開票無法進行。自由黨政權亦因不正當選舉而告瓦解，我因排除腐敗不正當政權並大力主張曾引發五・一六革命的軍人如再犯同樣的錯是無法阻止的，所以拒絕了上面的壓力。選舉結束後，由於我的不合作引發了問題，但朴大統領和閔機植陸軍參謀總長相當庇護我。在國政移轉時，將我調往第一線上的第七師團，而當我欲往青瓦台報到時，朴大統領對我所說的話，今日言猶在耳。」

朴正熙對鄭准將（當時陸軍防諜隊的隊長是由准將階級補任的）說：「我知道鄭將軍並不喜歡防諜隊之類的事務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從事過防諜事務，必定有所幫助。現在選舉業已結束，再任野戰指揮官請務必謹慎行事。」鄭昇和就任第七師師長，亦即朴正熙過去曾任師長的部隊。朴正熙也曾依約二次前往探視鄭昇和部隊，並曾共進午餐，從那時起鄭昇和自認已得到朴正熙的信任。

一九六九年九月，鄭昇和少將就任第一軍參謀長，那時正是國會議員補選之際，陸軍本部某少將打電話給鄭昇和，要求將駐紮於選區的士兵給予特別假，鄭昇和以其為國會之一員，無法動員軍隊而回絕。並且沒有將指示傳達給第一軍司令官而置之不理。

他對記者如是說：「朴大統領過於強調個人之忠誠，造成軍隊個人化的傾向，為其本人一大過失，特別是軍隊介入選舉，使軍隊的純粹性開始受到汙衊。」

大統領之子與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之關係

一九七四年鄭昇和中將任第三軍團之軍團長，收到了當時監察院長申斗泳要「見面」的通知，申院長表示：「大統領閣下收到對鄭中將不利的報告並指示我調查。經秘密偵查結果，此報告完全是陰謀，我業已稟告大統領閣下，他說以後他本人如果知道『我也會很難過，就告訴鄭將軍事實，並叫他別太介意。』」

一九七四年朴正熙召集軍隊指揮官至青瓦台，坦率表明安保之困難。

鄭昇和回憶道：「大統領說:『身為大統領之後，對於壬辰倭亂以及六二五當時，在上之指導者未能有效對應，已漸感到很難批判。若說戰爭不可避免，就在使人民厭惡，加之備戰時必使民不聊生，而且為政者宣告戰爭，必失民心……結果為政者和國民皆不希望有戰爭，因此，戰爭是在眾人皆唯恐到來的情形下來了，世上所有的戰爭都是如此來的，軍隊不能介入政治的理由也在此。因為在這種惶恐心情下，神智焦慮，稍一失神，就不能守住本分。』」

一九七五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鄭將軍為陸軍士官學校校長，朴正熙的獨子朴志晚亦就讀陸軍士官學校。某日在毫無通報情況下朴正熙蒞臨陸士，對鄭昇和說：「今天，我不是以大統領的身份來巡視，而是以學生家長的身份來的，能否和朴志晚會面？」因此，就在校長公館與朴志晚會了面。朴正熙以堅定的態度對兒子讚道：「今天，你已完全是陸士生了。」

飯後，朴正熙向兒子勸酒。兒子正猶豫不決，朴正熙遂向鄭昇和說：「今天我有個小小請求，雖明知學生必禁酒，今天可否允許他喝一杯。」接著朴正熙向著兒子說道：「啊!看吧!校長允許了!」一面令其喝酒。

一九七七年鄭昇和向朴正熙提出有關陸士畢業生之轉任方案，並且得到朴正熙同意。此方案所謂的「維新事務官」制度，乃是給予士官學校畢業五年之軍官特別考試機會，合格則以事務官任用。

「我認為晉級時未通過的軍官，如果大量增加下去，對各方面，以至對戰力上都會造成阻礙。軍官的士氣也會發生問題，軍官們將生命委於國家，國家對其生計自始至終應給予保障，在這無法否認軍人社會角色的分裂國家裡，聯繫軍人和社會教養角色的事務官制度無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後來的實施過程裡，特別是在這樣的政權下，優待他們，反而引起其他公務員反對，真是令人遺憾。」

鄭昇和擔任陸士校長時，調查陸士學生的出身經歷及其階層，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無法生活、學習的人，亦即社會下層子弟如果太多，我認為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任何社會，其守門人要正視其社會，肯定其社會，也應該走出那社會受惠階層的集團，要是出自一個不滿階層要有正確之觀念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我為了提升志願上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們的素質，特別招待高中校長們，並拜託他們，而且也集合社會指導階層人士請求他們送子弟進入陸士，我也將兒子送往陸軍士官學校。我們國民在某些狀況下對軍人輕視是不對的，如此最後反而使自己受害，這個害究竟來自軍人呢，還是北韓傀儡政權呢……」

以陸軍參謀總長身分和車智澈警護室長對決

身為單純的軍人及野戰指揮官的鄭昇和在中央政治權力圈內叱吒一時，是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被任命為陸軍參謀總長後的事了。

擔任第一軍司令官，他於一月三十日已接獲任命通知。即在國防部長盧載鉉予正式通報前五分鐘，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已先行打電話祝賀了。三十分鐘後車智澈警護室長經由正在第一軍司令部訪問的警護室次長李在田中將，轉達對鄭將軍的祝賀之意，李中將一面說「車室長囑咐我務必轉達」一面表示：

「無論就哪一角度來看，繼任總長自非將軍莫屬，盧國防部長卻排除鄭將軍而推薦自己同期的朴熙東將軍……然而大統領閣下卻親從人事紀錄卡中指名鄭將軍，車室長對此甚為興奮。」鄭將軍聽了這話，覺察出大統領周遭不尋常的氣氛，「那時我一聽到車室長的話就覺得是想離間我和盧部長的關係。就常理來看，推薦將官不該只有一位。事後得知那時獲薦的有我、朴將軍以及金鐘煥將軍。假若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謀總長間關係不佳的話，國家可能將淪亡，而身為警護室長的人說出那種未經修飾的話，實在令人困惑。就任式後和金載圭部長打了聲招呼，並強調我對大統領的忠誠，那真是……」

對這時的人事背景，當時身為大統領秘書室長的金桂元最近這樣說：「一九七九年一月軍中有了大的變動。陸軍參謀總長李世鎬上將，因人事事件而去職，據說李上將和車室長關係很近，在李上將去職的同時，陸士八期出身的保全司令官也更換了，據說他和李上將、車室長的關係就遠了些。」「那時盧載鉉好像在跟車室長商議陸軍總長的人選問題，車室長推薦B將軍，而且大概也只力薦此人。有一天我坐在大統領辦公室裹，盧國防部長走進來要談陸軍總長人選的事，我起身想外出，因為秘書室長不參與討論人事問題早已是慣例了。

這時朴大統領就說了：『金室長要去哪裡？坐著吧!』盧部長於是熱心地介紹B將軍，但是大統領似乎覺得不滿意，因此我就以炮兵後學的身份向國防部長建議：『複數推薦由大統領閣下選擇如何呢？』於是他就將其他文件封套一個一個取出。本想複數推薦而聽了車室長的話只拿出其中一封，大統領看了置放的文件說：『就這人好了。』而這人正是鄭昇和將軍。他實在是個純正的軍人，頗得後輩的信望。」

依鄭昇和的話，是車室長唆使李在田警護室次長，在鄭新任總長之前毀謗盧國防部長的，金桂元的證言，假如真是事實，車智澈是一面出賣協助自己的盧國防部長，一面想接近鄭總長。

鄭昇和給車智澈弄得心情惡劣是常有之事。就任後，聯絡要前往問候車，回復總是「太忙，等以後再告知我日程」。鄭昇和判斷車智澈是有耍意手段想操縱他，所以當警護室來電叫他過去的時候，他就說：「這次我沒空」而加以拒絕。

沒多久三軍總長被召到青瓦台，以為是大統領召喚，奔馳而去，竟由車智澈接待。車智澈為我們佩帶警護徽章。鄭昇和內心不悅地想：「這件事理應由大統直接為我們佩帶……」回到辦公室看了徽章證內容，大感驚愕。授予者不是大統領，上面寫著的授予人竟是警護室長？表示受命進出青瓦台時務必帶上，但鄭昇和卻未照行。車室長智澈顯得很不以為然。

車智澈要訪問自身所管轄的某部隊時，也曾有過叫鄭昇和一道去的事。據說鄭昇和以「陸軍參謀總長可以作警護室長的隨行嗎？」回拒了車智澈。

從知道鄭昇和的基本態度以後，車智澈碰到他就連招呼都不打了。據說鄭昇和當了總長後才知道依照大統領令：「首都警備司令部兵力，在警衛目的上，警衛室長是可以指揮的。」「民間人士怎麼能指揮軍隊？」他語氣激昂，正在想這荒唐的大統領令應加以改正時，便被推入這歷史的渦流中。

鄭昇和與當時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彼此間也不是那麼親密。他繼金載圭之後當了軍團長，看到每處刻有「金載圭」的名字，深感前任者是一位名譽心過重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鄭昇和與國防部長盧載鉉在韓國現代史上做了件影響深遠的事。陳鍾埰推薦全斗煥少將接任國軍保全司令官，而得到朴大統領的許可。

「我和部長（國防部）是因警護室長跋扈，而開始要守住軍隊的，因此，一直要找一位容易接近大統領，而在軍隊的權益上也能幫忙說項的人物，全少將深得大統領信任，因此我認為是適當人選。」

釜馬吃緊時，指示空降旅投入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九時後。官邸的鄭昇和接到盡速返回青瓦台的口信。那天盧載鉉國防部長官接待來漢城參加韓美國防長官會談的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是把鄭昇和叫了去。大統領辦公室在座者有朴大統領、情報部長金載圭、秘書室長金桂元、警護室長車智澈、擔任法務輔佐的申稙秀。大統領叫鄭昇和坐下，指示情報部長金載圭說明釜山情況，說明結束，朴大統領鎮靜地說：「鄭將軍，依照現行法，陸軍參謀總長感到警察無法維持治安時，可直接宣布戒嚴然後再加以追認。現在欲召集內閣會議，為時甚遲。是以鄭總長宣布釜山地區戒嚴後，再請求事後追認。」

大統領詢問誰適合做地區戒嚴司令官？鄭昇和推薦朴讚兢聯勤司令官，獲得大統領許可。席間車智澈以電話叫朴讚兢，而將電話交給鄭昇和告知朴讚兢宣布戒嚴之事，而欲指示兵力配置時，大統領忽然說：「鄭將軍，等一下。」看了看手錶說著：「十一點可開個國務會議……鄭將軍請先做戒嚴準備!」

朴讚兢告訴鄭昇和：釜山實際兵力不足夠。朴正熙問：是否可以迅速投入某個部隊呢？鄭昇和回答說空降旅是個可以迅速投入的部隊。朴正熙立刻問：「車室長!動員一個旅!」鄭總長突愕的說：「閣下!空降旅，室長沒辦法命令。」大統領笑著說：「是嗎？」

鄭昇和敘述著：「那晚空降了一個旅到釜山。幾天後收到空降旅對釜山老百姓過激行動的報告，於是立刻指示改進。當時，動員空降部隊是鑑於可以迅速投入，而採取的一項措施。其後光州事件發生時，也有過這種舉措。我了解到動員特種部隊壓示威是會產生問題。」

動員空降部隊鎮壓釜馬變亂，是車智澈越權的結果，這種說法至今仍為人們流傳。然而鄭昇和堅信「那件事是我的決定」。鄭昇和說，有關釜馬變亂的原因是來自國軍保全司令官全斗煥的分析報告，「現在想來，仍覺得報告是正確的。」

「回想起來，變亂的原因可說是由於政府的腐敗，基層公務員對人民的高壓姿態，尤其是警察的橫暴，朴槿惠的問題，金泳三的除名等。這些問題若不盡速改進，變亂會更為惡化，有關的報告也傳到大統領。」

「鄭昇和證言」輸入十六卷卡帶

以這種方式，我整整聽了三天鄭昇和的證言。他似乎讓我信服了。如果採訪者與被訪者之間存有信賴關係，那麼採訪工作就不是痛苦而是件歡樂的事。

我對他那麼的純樸非常驚訝。我從未遇到過像他這樣爬到如此高位，而又如此毫無掩飾、暢所欲言的人。不說謊話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我第二個印象，是他的學者形象超過了他的軍人形象。軍人以勝、敗為判斷基準。鄭昇和以對、錯為行動基準。他的主要話題，反倒不是自身，而是國軍、國民以及國家。當然他是位徹底的反共主義者。但是，似乎可看出他進入軍旅的理由是因對解放之後，動輒行使白色恐怖行為的西北青年團感到憎惡，擔心反共被道具化或偶像化。他是一面與我面談，一面細心思索的人，「請不要無條件相信我的話，也應求證其他的人。」他囑咐我只可將他的證言作為一種資料來用。他對編纂韓國戰爭史而來聽取證言者如是說。

「聽了許多戰爭中勝利的故事，我就說說戰爭中失敗的經驗。」

然而，鄭昇和畢竟是軍人，一些話講出來後未曾說過「這一部分不要用」，他不看人的眼色，臉上也沒有為難之色，想到他的困難處境，很可以想像他說話要小心，很令我意外。

鄭昇和的會晤記事，以「鄭昇和證言」為題刊登在《月刊朝鮮》九月號上。許多讀者說讀了這篇記事，對鄭氏有了新的看法。常有些讀者打電話來說：「想傳達慰問的話給鄭昇和，請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欲直接打電話給鄭昇和的人也是很多的。

八月下旬九月號《月刊朝鮮》，正在出售，鄭昇和將內有十六卷錄音帶的小箱子交給了我，我將它們帶回家聽。內容說明有關鄭氏出獄後十・二六和十二・十二以及其後的搜查與判決。咳嗽不時出現。聽說那時（一九八五年）他的身體非常不好。

錄音中，他的聲音包含有對國民的遺憾，對自己的苛責，對政治軍官的強烈不滿，對國軍的愛與信賴，對家人的信任與驕傲。

重要的是，他說：「我忍受所有的恥辱，到現在還活著，就是為了要等待時機向國民說出真實的證言。」

他並不是職業的文筆家，所以備忘中的內容有重複的現象，也多少有前後關係顛倒的，但是我盡可能的把它整理出來，最後並不加修飾地把他生硬的話原原本本搬上來，也好對其真實性有所幫助。

這個錄音帶中關於十月廿六日晚陸軍本部碉堡和國防部所發生的事件的說明部分，沒有原稿，完全由鄭昇和口述，其餘部分他自己寫了初稿才唸出來的。

他的話照錄音原本內容，沒有增減，而我所補充採訪的資料則分別穿插在各章中，希望對讀者了解全貌時能有所助益。

註釋

大峙洞：대치동，原譯誤作「大齒洞」。
劉載興：（유재흥，1921年8月3日～2011年11月26日）忠清南道公州人，生於日本名古屋。日韓混血，母親為日本人。父親劉升烈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6期，與日軍中的韓籍將領洪思翊、李應俊等是同期，並一直當到日軍大佐。劉載興自己則是陸士55期畢業，在近衛師團服役並一直當到大尉。二戰後自韓國軍事英語學校畢業，歷任陸士副校長、6師團長、2師團長、7師團長、2軍團長、3軍團長。1953年作為韓軍代表參與停戰談判。戰後任參謀次長、教育總長、合參議長。退役後擔任多國大使和國防部長。
閔機植：(민기식, 1921.5.20～1998.10.11)原譯誤作「閔磯植」。韓國陸軍大將，忠清北道清原人。日占時期在日軍中任少尉。1946年軍事英語學校畢業，1950年晉升准將，歷任步兵學校校長、9師團長、5師團長、大邱防衛司令部司令、陸軍大學副校長、15師團長、21師團長。戰後，1957年任第三軍管區司令。1958年任第二軍管區司令。1959年任第一野戰軍副司令。1960年任第二軍團長。1961年晉升中將，任第二野戰軍司令。1962年任第一野戰軍司令。1963年任陸軍參謀總長、國家在建最高會議最高委員，晉升大將。1965年轉入預備役。
金鐘五：（김종오，1921.5.22-1966.3.30）韓國陸軍大將。忠清北道清原人，1944年從日本中央大學法律系肄業後加入日本「學徒兵」。1946年畢業於美軍政廳軍事英語學校，加入朝鮮國防警備隊。韓戰爆發時任第6師團長，在春川抵禦人民軍第2師團、第7師團的進攻長達三天，獲得「春川的磐石」稱號。1952年任第9師團長，在白馬山戰役中擊退了志願軍38軍的進攻，使得9師團獲得「白馬師團」的稱號。此後歷任第7師團長、陸士校長、3軍團長、1軍團長、5軍團長、教育總監部部長、陸軍參謀次長、國防大學校長、第一軍司令，合參議長兼陸軍參謀總長。5・16政變時擔任戒嚴司令部司令，但後來遭朴正熙排擠，於1964年編入預備役。1966年因肺癌去世，年僅44歲。
李鍾讚：（이종찬、1916年3月10日～1983年2月10日）韓國陸軍中將。首爾人。日本陸士49期畢業（蔡秉德同期），工兵科。1937年以第3師團工兵隊少尉身份參加淞滬戰役。二戰結束時為日本陸軍少佐。1948年加入韓國陸軍，歷任國防部第1局長、政訓局長、首都警備司令官。韓戰爆發後歷任首都師團長、中央訓練所本部長、3師團長、陸軍參謀總長。戰後歷任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長官，4・19革命後淡出軍界，僅在第三共和國初期擔任過駐意大使，隨後淡出政界。
馬康衛：（Walter Patrick McConaughy, Jr.，1908年9月11日～2000年11月10日），美國外交官，出生於亞拉巴馬州，1928年畢業於伯明罕南方學院（Birmingham-Southern College），後在杜克大學得到研究生學位。1948年至1950年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1950年至1952年間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其後，還曾擔任過美國駐緬甸、韓國、巴基斯坦大使及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等職，1966年起在台北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並於1974年卸任。2000年在亞特蘭大逝世。
金貞烈：（김정렬，1917年9月29日～1992年9月7日）韓國空軍中將，首爾人。大韓帝國軍人家庭出身，日本陸航士官學校畢業，曾在日本陸航第4飛行戰隊等部隊服役，在第18練成飛行隊服役時駕駛過「飛燕」戰鬥機，是少有的駕駛過此機種的韓國人。光復後加入南朝鮮國防警備隊，參與創建韓國空軍。歷任陸航飛行部隊長、空軍士官學校校長、第一任空軍參謀總長。1957年預編後擔任國防長官，4・19革命後隨李承晚下台。5・16政變後復出，曾擔任民主共和黨首任黨議長和國會議員。第五共和國末期曾出任韓國總理。
韓信：（한신，1922-1996）韓國陸軍大將，咸鏡南道永興郡人。1946年朝鮮警備士官學校第2期畢業，歷任小隊長、中隊長、18團作戰主任、18團副團長。韓戰時任1團長、5師團參謀長、5師團副師團長。戰後歷任諜報部隊長、首都師團長、第2訓練所長。5・16政變後任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內務部長官、6軍團長、戰鬥教育司令官、參謀次長、2軍司令官、1軍司令官、合參議長。
三南：指韓國南部的忠清地區（忠清北道、南道）、嶺南地區（慶尚北道、南道）和湖南地區（全羅北道、南道）
金炯旭：（김형욱，1925-1979）原譯誤作「金玄玉」。外號「野豬」。韓國中央情報部第四任部長，也是任期最長的一任。因擅權被朴正熙解職後背叛朴正熙，在美國發表言論揭批朴正熙的獨裁統治。1979年在巴黎失蹤，一般認為是被朴正熙派出的特工秘密殺害。
洪鐘哲：(1924～1974年)作為陸軍第6軍團作戰參謀，率領炮兵團參與了5・16政變。漢城大學商學院出身的陸士8期生。5・16之後，歷任國家再建最高委員會最高委員兼文教社會委員長、總統警衛室長(63年12月)、文化觀光部長官(64年9月)和文教部長官(69年4月)。1974年6月，在擔任青瓦台司政特別輔佐官時，為救落水的兒子而溺亡。
吉在號：(길재호，1923年4月15日～1985年9月28日)原譯誤作「吉再浩」。韓國陸軍准將，平安北道寧邊郡人。陸士8期畢業，516政變骨幹分子。後在最高會議中擔任過法務社會委員長，預編後歷任第6、7、8屆國會議員。1971年任民主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當時吉在號和金成坤、白南檍、金振晚一起，以所謂的4人體制管理民主共和黨。特別是與中央情報部長金炯旭攜手牽制在黨內擁有強大勢力的金鐘泌，為促成3選改憲做出了巨大貢獻。但1971年10月2日，與金成坤等人一起合謀，使得在野黨新民黨提出的罷免吳致成內務部長官的建議案，以107票同意、90票反對、6票無效的結果被通過。這被稱為10.2抗命風波。朴正熙隨即下令將吉在號、金成坤一起抓進中央情報部，進行嚴刑拷打。之後吉在號辭去國會議員職務，退出政界。
證券波動：1961年末，金鐘泌為籌集中央情報部的活動經費，命令手下康誠元和鄭智元與證券公司老闆尹應相串謀，通過售賣國有公司（韓國電力）的股票籌措資金成立證券公司，在證券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透過操縱市場等幕後手段，中情部獲得了大量的資金。1962年5月，韓國股市暴跌，大批股民破產，造成了輿論的強烈反彈。因此被列入朴正熙上台初期的「四大疑惑事件」之一。
李在田：（이재전，1927-2004）韓國陸軍中將。陸士8期畢業，曾任陸軍本部作戰部長，第一軍參謀（任內參與圍捕襲擊青瓦台的朝鮮特種部隊），第6軍團長，青瓦台警護室次長。
朴熙東：(박희동,1925-2010)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南道密陽人。警士（陸士）3期畢業。5・16政變後任國家再建最高委員會總務處處長，此後歷任第30師團長、第20師團長、第一軍團長、第二軍司令官。1977年與鄭昇和、柳炳賢同時晉升大將，任第三軍司令官。
金鐘煥：(김종환,1923-2021)韓國陸軍大將。京畿道水原郡（今華城）人。警士（陸士）3期畢業。長期從事情報參謀工作，曾任保全司令官。
李世鎬：（이세호；1925年7月26日～2013年4月28日）韓國陸軍大將。京畿道開城人。日占時代為日本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光復後警備士官學校2期畢業。韓戰期間曾任第7、第8師團情報參謀、參謀長。戰後歷任22師團67團團長，5軍團、1軍團、2軍團參謀長，37、33、28師團長，步兵學校校長，陸士校長，6軍團長，第二任駐越韓軍司令官，首任第三野戰軍司令，第21任陸軍參謀總長。1979年2月預編。
陸士八期出身的保全司令官：此人即為下文提及的陳鍾埰。陳鍾埰（진종채，1925-1998）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北道迎日郡（今浦項市）人。曾任第8師團長、陸軍情報司令官。1973年尹必鏞下台後繼任首都警備司令官，並按照朴正熙的授意檢舉了保全司令官姜昌成的不軌行為，迫使姜昌成去職。1975-79年任保全司令官，任內將陸軍保全司令官擴大為國軍保全司令官。1977年因某部大隊長越北受到批評，1979年去職後轉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官。
繼金載圭之後當了軍團長：金載圭於1971-73年出任第三軍團長（第18任），鄭昇和則是在1973-75年繼任第三軍團長（第19任）。
空降旅：韓國漢字寫作「空輸旅團」。
申稙秀：（1927年3月21日～2001年9月9日）是大韓民國的軍人、政治家。軍法官出身，後轉為法律官員。36歲被朴正熙提拔為第11任檢察總長、第22任法務部長官、第7任中央情報部長等職。
朴槿惠的問題：指朴槿惠與邪教頭目崔太敏建立的「大韓救國宣教團」（亦稱「救國十字軍」）。朴槿惠在母親被暗殺後為尋求精神寄託訴諸於宗教，結果被邪教「永世教」的頭目崔太敏趁虛而入。崔太敏利用朴槿惠的信任創立「大韓救國宣教團」進行邪教活動，引起了中央情報部的關注。但是當中情部長金載圭向朴正熙匯報時，朴正熙袒護女兒未做表態，引起了金載圭的不滿（這也是金載圭刺殺朴正熙的導火線之一）。
崔太敏於1994年病死。之後其女兒崔順實繼續從精神上控制朴槿惠，直至2016年「崔順實醜聞」爆發。
金泳三的除名：史稱「金泳三除名波動」。金泳三領導的新民黨在朴正熙執政時期一直是最大的在野黨，並積極反對朴正熙獨裁。1979年，一家叫YH貿易的假髮公司因工作條件惡劣引發內部女工罷工，金泳三對女工們的運動予以支持，形成「YH事件」。此事件引起了朴正熙的不滿，遂動用政治手段將金泳三的議員資格除名，由此造成了釜山、馬山的示威事件（金泳三是國會中釜山議席的議員）。
西北青年團：（서북청년단）或稱「西北青年會」，原譯誤作「西部青年團」，是1946年3月由越南（指從北韓控制區逃到南方）右翼人士成立的一個青年團體。起因是北方朝鮮獨立領袖曹晚植被金日成監禁迫害，導致大批非共產黨勢力被迫害，故而南下。由於有過被北韓迫害的經歷，該團體對有共產主義傾向和同情左翼的人士下手相當殘酷。如1948年的濟州島4・3事件中，青年團成員跟在討伐軍後方對大批濟州島居民以「左傾分子」名義進行屠殺。刺殺韓國國父金九的軍官安斗熙也是西北青年團的成員。
1948年12月，為便於統一管理，西北青年團併入李承晚支持的大韓青年團。

第二章：十月廿六日晚的陸軍本部碉堡

十月廿六日晚金載圭的招待

十月廿六日正午，朴大統領為插橋川防波堤竣工儀式剪綵的新聞廣播了好一陣，在辦公室中聽到這消息，我嚇了一跳。我以為大統領在漢城，竟在我不知中跑到地方上去參加儀式。

釜馬事件之後在釜山下了戒嚴令，可是陸軍參謀總長每次不知大統領的行蹤，坐下來聽了新聞廣播方才知悉……感覺很不是味道，不記得是何時，我曾向車智澈警護室長說了一句不滿的話。

「車室長，對大統領的行蹤我也知道些比較好。」對我的要求，車室長高傲地不予接受。

「大統領的警護現在比什麼都重要，是第一優先。我會判斷，有必要時將會告訴你的。」

車室長的這一約定一次也沒履行。最後連告知我事情的原則也被抹殺了，讓我對車室長一直有不愉快的感覺。

聽完廣播新聞，我忽然想起今天的晚宴，是給當過第二軍司令官轉任水產廳長金鐘洙中將的送別宴。時間定好今晚要在總長公館舉行。那個送別會應該在幾天前舉行的，由於釜馬情勢而延後，決定情勢緩和的話再舉行。

我想到：大統領不在，送別會沒辦法舉行了……大統領不在漢城，軍司令官們聚在一起行酒令的事總覺得有點尷尬。停了一會喚來陸軍本部秘書室長崔仁洙准將。

「今天送別會日子選錯了呀！大統領不在……今天的會還是延期好了，請趕快電話告訴要與會的人叫他們不要來了。」

將送別會延期以後，我像平時一樣埋首正常性職務。當天下午五時不到，首席副官黃月澤上校進來，告訴我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來電話，我拿起聽筒。

「近來好嗎？鄭總長，今晚有什麼事忙嗎？」

我立刻想到宴會也延了期，也沒有別的計劃。

「沒什麼特別的事。」

「我也沒事，那我們一起吃晚餐，靜靜地談一談時局什麼的好了。」

接受金載圭部長的提議吧，我想大統領不在漢城，又不是別人，同中央情報部長一起吃頓飯，大概沒有什麼關係，也沒有理由拒絕，金部長不久前電話邀過我一起吃晚餐而當時我正忙著，所以鄭重謝絕說：

「等下次有機會再一起吃晚餐吧。」

這一次是無法拒絕了。

「好吧。」

「宮井洞……以前來過一次的……知道吧？」

「知道。」

「七點鐘見吧。」

「好的。」

掛了電話，我想著在戒嚴下聽聽情報部長對時局的談話倒是個好機會。

宮井洞的情報部長辦公室是我在赴任總長後和當軍司令官時，受了金部長的招待會同海軍參謀總長一起去過兩次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那地方叫宮井洞，我曾在漢城住了很久，卻沒聽過這個地名。我把金載圭部長說的宮井洞不當是情報部長辦公室所在的「安家」，而錯以為是延世大學附近的某個料亭（酒家）。因為曾和金部長在那個料亭見過，所以起了聯想作用。後來到六點鐘我因為和金部長約好了，六點過一點就下班回家，換上全套的便服，對副官說：

「今天我要去跟情報部長吃晚餐……宮井洞你知道嗎？以前曾接受邀請去過一次……」

「是嗎？上次接受招待不是在宮井洞啊……宮井洞是在青瓦台附近，情報部長辦公室所在地啊。」

「反正是宮井洞，一定沒聽錯。那就去吧。」

「是。」

在宮井洞

車子往宮井洞的中央情報部辦公室方向去了。因為不是去料亭而是情報部，我心理反而覺得輕鬆。我在宣布戒嚴以後沒喝過一杯酒，和金部長要在酒家見面反倒會有點怪怪的。「那就是啦，在戒嚴狀況下金部長不邀在酒家而在辦公處一起吃飯，那是『當然的』。」

到了「安家」，正門緊閉著。我的坐車一停，警備兵打開大門。通過大門，車子一到玄關，接待員就出來打開車門，我剛跨出車子，後面又停了一部自用車。我回頭一看，一個陌生男子穿了便服正在下車，我想：「他也是被邀請的……」就進入玄關，那陌生人也跟著進入玄關。

來迎接我的接待員就去和那個跟在我後面進來的男子說話。

「陸軍參謀總長，您不熟嗎？」

一聽到這話我就立刻迴轉過去，陌生人就鞠躬為禮。我也回禮。再跟著接待員進了玄關，我被帶到辦公室的會客室，坐了一會，剛剛那人出現自我介紹說：

「我是情報部負責國內部門的次長金正夑。」

介紹後就坐在我對面，接著他禮貌性地打開話題。

「總長大概不太認識我，可是我對總長很了解，我是慶北高中畢業的……一直在情報部工作，跟總長一樣是慶尚道出身。」

他好像特別強調慶尚道出身，閒扯了一陣，然後慢慢開始對金部長的遲來加以說明。

「今天部長本要親自招待總長的……因為大統領忽然召去晚餐，不去不行，走的時候要我好好伺候總長，聯絡時，我在市內，所以趕來了，部長會在晚餐一結束立刻趕回來的，真抱歉，由我代替接待，真對不起。」

他一再地抱歉，我內心覺得很不是味兒。

「好意邀請我之後，又讓底下人接待我……有什麼突發事情，馬上跟我聯絡的話，我就不會來了……」

像是察覺我內心的不快，金正夑次長繼續辯解，一面說著最近國內政治的狀況，一面連連道歉。靜靜地聽了他的說話，我的不快漸消。「金部長一定有話要跟您說的……突然被大統領叫去。晚餐一結束立刻就回來的……」我想我要諒解金部長的困難立場。金部長以前也在這會客室讓我等過，那是當了總長以後，和海空軍參謀總長一起接受招待到宮井洞的事情，那時金部長也沒有出現。是當時情報部監察室金學鎬將軍出來迎接的，那時我們一行沒吃晚餐。肚子咕嚕嚕，餓等了兩個小時，在等著時，金載圭聯絡副官，囑咐我們先吃，他立刻趕回來。

我們一行去了金部長常去的一家料亭，在延世大學西北方。其他總長跟我喝了好一陣子酒以後，約十一點金部長來了，那時也是連說道歉對不起。過去苦等的記憶猶新，我想又發生了不得已的事，不快感也就平息了。

【在此，一時想起鄭昇和確認的事，十・廿六事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金載圭何時起的殺意。依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少將發表的事件全貌是這樣的：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左右金載圭從車智澈處聽到晚餐要開在宮井洞餐廳裡，便決心殺害，之後為了把鄭總長拉入舉事，在下午四點五分時給鄭昇和總長打電話邀他吃飯，又立刻打電話要中央情報部次長金正燮到宮井洞辦公室去。對這點鄭昇和說：

「我接到電話是下午五點不到，四點五分好像太早了。我現在還認為的情形是：

金載圭先跟我約了吃飯，然後才從車智澈那裡接到聯絡說大統領要一起晚餐。因為在宮井洞遇到金正夑次長時，他也是剛在市內接到電話就匆忙趕來的樣子，金部長因要參加大統領的晚餐，所以才急忙叫金次長來接待我的。是吧？如果在給我打電話時就懷有殺意的話，那什麼到晚上七點，沒有要施害的其他一點準備，不是很奇怪嗎？」

金桂元先生也向記者說了類似的話。

「我想金載圭是最後在晚餐席上才決心殺害的。下午五點過一些，我就到了宮井洞，與先到的金載圭談了話，他跟平時沒有兩樣，金載圭好久沒有招待鄭昇和陸軍參謀總長晚餐了，何必要說不知道這天大統領會不會忽然叫我去的話呢。此話我覺得很真實，我想就算金載圭那天知道大統領要一起晚餐，他也不是要利用鄭昇和將軍才招待他的。如果事先計劃好要舉事的話，為什麼把手槍留在老遠的自己辦公室裡，然後在晚餐中帶去呢？晚餐場所二樓也有房間啊……」

兩人的感覺相似，然而金載圭在法庭上說過是要利用鄭昇和總長來犯行才招待他的，對朴興柱和朴善浩指示要舉事時也說陸軍總長來了，為了要給他們有「軍」為後盾的印象，鄭昇和、金桂元兩人的感覺跟法庭和搜查中得到的事實不符，這點以後還得再加研究。】

砰砰……砰砰

正在交談中，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忽然出現了，時間是下午七點十分，金載圭部長突兀地抓住我的手說：

「鄭總長，真對不起，我帶了戒嚴狀態下情報部判斷的各種資料想要跟你談一談，大統領閣下忽然叫我去晚餐，不能不去……一結束就過來，請先跟他談一下。」

他又誇大地故意大聲笑著，一面解釋說：

「他是負責國內部門的次長，對國內狀況及時局動態比我更加了解，所以可以聽到比我更詳細的談話，他善於判斷情況，我趕快結束就回來，請等我一起吃飯。金泳三也真是的，我故意放手讓了他，他不聽我話，搞到這個地步。」

金載圭部長連連大笑幾聲之後，急躁地走了。（他步上二樓執務室，在後褲袋裝了瓦爾特三五口徑七連發的手槍，又步下草地出去，叫朴興柱、朴善浩作舉事準備，並說陸軍總長也來了。）

我跟次長帶著愉快心情繼續真摯地談談有益的話題，這中間便有服勤的人來告訴他說：「用餐準備妥當。」

「我們移到餐廳去吧，一面吃一面繼續談。」

餐廳就在會客室隔壁，於是進了餐廳，裡面放了一張圓桌，上面鋪了一張淡的黃褐色桌布，上面是簡單的韓食小菜，很淨潔，匙筷三付也放得很整齊。

三個坐席，金部長的位子空著，我跟他對面而坐，我是背著門口，面對廚房，他則背對廚房，面對門口。

他問說：「要喝什麼酒？」

「來杯葡萄酒好嗎？」

我們各自喝了杯葡萄酒，繼續再聊，我不期地忘了他的名字，在進來的時候已道過名寒暄過，也不好再問，我靈機一動，問道:

「金次長，您的大名漢字怎麼寫？」

他就在餐桌布上用手指一筆一劃地寫了「正燮」二字。他照自己的觀點將政局現勢分析說：

「與釜馬情勢相關聯的國內狀況來看，以後大學生們的聯合示威會很厲害，因此，可以預想到明年春天會有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收拾亂局的方法……政府必須做幾項匡正措施，國民不滿長期集權，特別是嫌惡包括警察、稅務人員的公務員等與民眾來直接接觸的機構的貪汙、腐敗和朴（槿惠）小姐過分的公開活動，還有公職者對她過分討好，在電視上太常出現等等使國民的感情惡化，朴小姐不是第一夫人，不過是朴大統領的女兒啊，在釜山市民們蜂起向派出所投石、破壞，都是因為這樣的不滿而爆發引起的。政府在這個時機若不採取行動的話，不知道會爆發什麼不尋常的事來。特別是不賄賂便辦不成事這一點一定要匡正。」

接著金次長對於我建立的有關陸軍之發展的計劃內容，直稱高明。當晚主要是他在說、我在聽，我覺得他的意見和分析與我在保全司令部的報告，所了解的情報大同小異。

「這樣的弊病已經向大統領建言，請政府匡正，馬上就會有措施的。」

他又對於校園情勢對我表示擔憂。

「萬一到明年春天不採取任何措施的話，校園不知會發生什麼大事呢!」

「大統領一定會把握時機，好好匡正的吧……」

聽了我的話金次長又堅定地加上一句。

「內閣也應果斷地加以改革，大改革才能一掃國民的不滿。」

如此這般說著國內的不安狀況，一面正要把飯吃完的時候，忽然聽到了意外的連發槍聲。

「砰砰，砰砰……」

聽到連續射擊二、三次，然後停止，聽來好像槍聲在遠處。

最後的晚餐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六點五分左右朴大統領同車智澈警護室長到了宮井洞的中央情報部長辦公室旁的秘密餐廳B棟，與先到等候的大統領秘書室長金桂元，情報部長金載圭會合。晚餐位置的配定是長方型餐桌，裡側是朴大統領，對面是金桂元、金載圭，車智澈是坐在金載圭左側。

最近金桂元這麼說過：

「關於那個房間的事情是這樣的，金載圭一手建造了這間房子之後，對我說：『陪大統領閣下一起來看看。』我先去看了。我看到餐桌底下是凹下去的，伸腿很方便，而且墊腳的地方有一個帶彈簧的墊子，而那深凹的地方人體整個可以縮在裡面，所以後來我第一次同大統領閣下去吃飯的時候，金載圭曾說明過：『有事的時候，這裡就是一個躲避的場所。』朴大統領就把身子曲著鑽進桌底下去試試看說：『像這樣嗎？』啊！真是，事情就是那樣。還有，那天，事件發生那天我也以為閣下為了躲避槍擊進到那裡去的。」

——那天酒宴，一開始氣氛就很尷尬嗎？

「不是的，金部長總是那樣將白酒倒在酒壺，然後倒到放冰塊的酒杯裡，再遞給大統領跟我。（金部長跟車室長那天沒喝酒），大統領說：『還是金部長來弄酒才好喝。』金部長也回說：『我調酒的工作做得不錯吧。』

金桂元說宮井洞現場檢證照片中，酒桌上放著白瓶酒是不對的，酒瓶是放在地上，我們用酒壺倒了酒喝的。

「跟大統領喝過酒的人都知道那張現場照片是錯誤的，朴大統領一定把酒倒在酒壺後斟來喝，前次也有誰看了那照片對我說：『為什麼用酒壺倒來喝的酒，桌上沒有酒壺，卻有酒瓶呢？』現場檢證時我對搜查官們指出這件事，可是，他們置之不理，他們把我跟金載圭間地上所有的酒瓶丟掉，使得兩人坐得很靠近，這樣才可以逼問『為什麼你當時不奪下金載圭的手槍？』的話。」

金桂元說：「當時的話題是釜馬情勢、金泳三問題，YH事件交錯著，氣氛開始變壞了。」

那天的「事件」是這樣開始的，晚上六點五十分左右歌手沈守峰小姐和申才順（漢陽大學生）小姐加入了酒席，晚上七點新聞時間是放映插橋川防波堤竣工式，朴大統領在他生涯裡最後一次聽他自己的聲音，朴大統領看著新聞時，金載圭則進進出出。

後來才證實了那時候金載圭進進出出是與部下們做下手的準備，可是，金桂元說，到此時還沒有感覺到一點異狀。

——金載圭先生當晚頻繁地進進出出那個房間，平常時也那樣嗎？

「是啊，是他自己家嘛，假如我現在陪著大統領在這裡的話，我只要進出三次，大統領如喊說『喂，拿水來啊。』就得自己親自去拿來啦。」

——那屋子，朴大統領常去嗎？

「那屋子是幾個月前蓋的，他去了有三、四次吧！我陪他去的時候總是成員中的一員（朴大統領、金桂元、金載圭、車智澈）。」

因此說金載圭事前準備了「舉事」實在很難令人相信，當晚關於插橋川的新聞，是七點二十分結束的，大統領在自己的致詞一結束就說：「把電視關掉吧！」

此時許多老百姓在電視上看朴大統領演說，一面因為看到大統領好像忽地變得很老，聲音也跟平常不同，非常低沉而覺得出乎意料。可是，在席上的金桂元卻說並沒有異樣的感覺，朴大統領也好像是沒有任何特別感覺似的。

新聞結束後沈守峰小姐就去等待室拿了吉他進來，唱了那首後來更為有名的《那時候那個人》和《淚濕的豆滿江》兩首歌之後就指名車智澈，車智澈唱了《桔梗》和《流浪者的悲傷》兩首，他在這世上最後的歌，接下來申小姐也就在沈小姐的吉他伴奏下唱了歌。

——槍擊事件發生前，聽說，朴大統領和參加酒宴的某個小姐有什麼事情，是真的嗎？

「不是，不可能有那種事，大統領坐下之後一直到出事，一次也沒離開位子，七點三十五分左右，廚房的南孝周進來對金載圭部長耳語說：課長先生要拜見，聽了這話金載圭部長出去了一趟又進來，到現在所知的情形是，那時候金部長去了隔壁房間，聽了自己部下情報部儀典課長朴善浩說：「準備完畢」的話，又回到位子來後，席間又談起了政治。」金桂元先生確認了那天槍擊前的談話如下：

朴正熙：我說在美國的布朗部長之前把金泳三拘禁起訴。柳赫仁阻止，因而取消，這樣也不妥，管他什麼國防部長會議什麼的，不管了，依法辦理有什麼不對，美國佬不也依法處罰的嗎？

金載圭：金泳三雖不是司法處置，可是已在國會中除名，就是處罰了，國民都看到了，同一事件處罰兩次會帶來不良的印象。

朴正熙：中央情報部該厲害一些啊！你們只緊握著新民黨議員們的非法行為調查書，有什麼用，捉來關呀！

金載圭：知道了，政治是一種對局，該給對方一個名目，請他們到國會來開會，要不然的話，他們是不會來開會的。

車智澈：新民黨的人沒有一個是想那樣就行了的，藉著言論，反政府的傢伙們搞煽動，時局看來是沒有問題的，那批新民党傢伙啊什麼的，再鬧事的話，就用坦克把他們壓扁！

金載圭：（用右手拍了右手邊的金桂元一下）好好地輔佐閣下吧！（看著車智澈）閣下！帶了像這樣的兔崽子搞政治，能夠搞得好嗎？（砰！發射一槍）

車智澈：金部長，你幹嘛！幹嘛呀！

（金載圭，砰！向朴大統領又發射了一槍）】

誤以為警護人員警告射擊

「是槍聲。」

金正燮也歪著頭一面看看我，然後放下筷子：「是槍聲沒錯的，請去查證一下。」金次長一下子站了起來，過一會又進來：「已指示派出所去查證了，馬上會有報告進來的。」

我又坐下，飯已吃完，一面閒聊著各種話題，一面喝酒，我推測是不是青瓦台外廓的警備哨兵做了不必要的措施開了槍，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長公館對面就是青瓦台外廓哨站的地點，不是嗎？平常這一帶警衛很森嚴徹底。由於誤認而做警告性射擊的可能性很大，飛機要是進入青瓦台上空的禁止區域，對空炮也會毫不猶豫發射而使市民驚嚇，這種事也有過。外廓哨站由於不必要的措施而發射是可能的，不是嗎？我對那槍聲的想法，是這樣的，因此未多用腦筋，坐著等待報告進來。

【另一方面，房裡把槍聲當訊號，依事先作好的計劃，房外等待室裡的朴善浩上校也開了槍，警護員兩人倒下，這時在地下室的電工把槍聲誤以為是電線走火的聲音，趕緊將電源開關拉下，立刻變成黑暗世界，這樣金載圭在射了車智澈和朴正熙，等待室的朴善浩射了兩個警護員全是在瞬間發生的事。

這時，金桂元這麼說：「我以為是因房裡黑暗，金截圭搞錯了，誤射了朴大統領，因此，用手把金載圭手槍拍打了一下，一面說著：「把燈打開。」便跑出去了，在走道上摸索著找開關，怎麼弄都不知道，便叫著：「警衛！警衛！」

這時，金載圭向著自洗手間跑出來的車智澈扣扳機，可是沒能擊發，對這事，金桂元有話要說。以後或許有人會說：「陪同大統領的人員，看了大統領遭狙擊，而狙擊者就坐在旁邊，為什麼不用手敲他，槍可能掉下，或是把槍搶奪過來呢？」不知是否懷疑到這點，他說了這樣的話：

「問我怎麼沒把槍奪下，我真不懂，哪有時間奪開槍的人的槍？就算我說了還是有人不相信，審判時我跟我的辯護律師說了，雖然未能有證據……可是我還是有疑問。金載圭的槍射了兩發後不響了，是槍壞了？為什麼會壞？喝了酒的我記得，他那支槍不是西部電影裡那種轉動的手槍，是自動式的，那槍射起來很簡單，金載圭手槍射得很好，我也不差，在陸軍大學時，我跟金載圭比過誰射得好……（兩人各自當總長、副總長在一起時）可是什麼那槍射了兩發就故障了呢？哪裡卡住了呢？是彈殼，打不出去的話，彈藥不是還在嗎？打不出的彈丸就是扣了扳機也射不出去的，而我知道那是彈殼夾在裡面，一發生故障的話，彈殼就跳不出來，所以我身上帶的是連發左輪手槍。」

——久不射也可能會那樣嗎？

「情報部長帶的手槍，就是久不射還是可以修好的……我想起金載圭射的時候我好像用手擋了一下，那彈殼要跳出來時就卡住了。」

不管如何金載圭手槍一故障就往外跑，這時的狀況是沈守峰和申才順兩位小姐知道的。

右手腕中了一槍的車智澈跑進洗手間之後，知道金載圭出去，就打開門，一面看外面動靜一面問：「閣下不要緊嗎？」朴大統領說：「我不要緊。」申小姐跑近大統領身邊問：「真不要緊嗎？」聽到呻吟聲很厲害，申小姐把大統領扶坐起來，在一旁的沈小姐把背後流血的地方用手按住，車智澈那時才從洗手間出來，把門板像防禦牌一樣抓著。

金載圭部長把不擊發的槍丟了，向從等待室出來的朴善浩儀典課長要了他的左輪手槍再進去房裡，金載圭發現車智澈抓了門板來避，就向他的腹部開槍。

扶持大統領的申小姐這時跟金載圭眼睛對上了，電燈也已經亮了，申小姐說：「難道金載圭要殺大統領，金手持手槍抵著曲坐的大統領，我便跑出房去了。」申小姐又說：「這時我以為死定了啊，便跑到套房內洗手間躲了起來。」

金載圭把餐桌往左邊移轉，在約五十公分前方「以獸心了斷個人的交情」，射了朴正熙的頭部。維新政權便因一個人生命結束而告終。

這時走出走道的金桂元進去房裡，遇上了把事情結束跑出來的金載圭，金載圭對金桂元說：「事情都完結了，請徹底做好保全工作。」

金桂元回想當時金載圭像是個「完全瘋了的人」。

——那時金桂元向金載圭說：「對別人怎麼說？」這句話後來成了和金載圭事前預謀的疑點。

「雖然記不清是怎麼說的，但好像說了那種話，可是我當時的心情是得趕快送大統領閣下到醫院去，所以只想到：金載圭，你這小子趕快滾吧！還有我知道當時滿屋裡是青瓦台警護員，卻不知道他們都被打死了，所以所謂的別人，是指警護員，要對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問他們是否陪閣下去醫院，『別人』並非指的是國務總理等人。」

——事實上金桂元在槍擊事件之後到青瓦台去跟崔圭夏總理吵了起來，說是誤把大統領射死，這話才發生誤會的吧？

「是的，我到青瓦台去對崔圭夏總理說：『金載圭和車智澈打起來，金載圭射出的槍彈把大統領打死了。』很明確地是那樣報告的，到那時為止我還是認為金載圭誤殺了大統領閣下。」

——「誤殺」跟「故意」有沒有辦法區分呢？

「朴大統領挨槍的事我知道了，可是在黑暗中砰砰開槍，對準了車智澈，而車智澈一移動就打中了大統領閣下。」】

什麼？狙擊

跟金正燮對坐，我看到廚房裡的工作者拿了水壺經過我前面氣急地跑出去，接著金載圭部長急切的聲音在我背後玄關響起。

「鄭總長！鄭總長啊！」

一聽到喊聲，金正燮忽地站了起來，他也不知道看到對面的金部長沒有就往外跑，我也緊接著站起來到外面一看，金部長把嘴對著水壺口咕嚕咕嚕地灌將起來，喝了一陣停下，就到我身邊一把抓住我的手喊著：

「鄭總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金載圭抓住我的膀子，往玄關走，我的手被拉著往外跌撞。

他喊著：「趕快備車！」

我晴天霹靂般嚇呆了，問他說：「什麼事啊？」

「不得了了，上了車再說吧。」

我由他急瘋的樣子直覺地推想一定出了什麼要命的事，心想上了車再說吧。

車子馬上停在我們面前，是那部金載圭平時乘用的黑色外國制大部車，我尊重車主人，要讓他坐在右邊，就先打開門上了車，可是金正夑跑到左邊上車，結果右邊是金載圭，左邊是金正燮，我被夾在中間，駕駛座旁邊坐的像是一名隨員，一共坐了五個人（後來才明白隨員是陸軍上校朴興柱隨行秘書）車子出了正門，右轉就是青瓦台，左轉就是我來的路。

從他由大統領的晚餐場所跑出來喊叫「不得了了」的情形看，我預料車子是往青瓦台開去，我到那時為止還以為晚餐場所是在青瓦台裡面，可是車子卻左迴轉，我馬上覺得奇怪，又靠近他問道：「到底什麼事情？」，

我不耐煩似的問，他又緊緊用力抓住我的右手，然後翹起大拇指朝下比了幾下說：「這個死了！」我一聽這話就好像後腦挨了一計猛棍般鈍重的衝擊，我證實地又問：「是真的？」

「是的，這一位死了，」他不斷地把大拇指朝下壓，「不得了，北韓知道的話就糟了，一定要做好安保措施。」他又緊緊抓住我的手，像是要喚起我以後的重責。「鄭總長的肩責加重了。」他抓住我手不斷搖抖，我懷疑地問：

「是怎麼死的？」

「被狙擊的。」

「什麼？遭狙擊的話……」

大統領在青瓦台晚餐中遭狙擊的話，一定是警護員幹的，像青瓦台一樣警衛森嚴的地方，遭外部人狙擊簡直是不可能的，便急忙又問他：

「內部干的？還是外部幹的？」

「我也失了神，沒搞清楚。」

開往陸軍本部碉堡

我相信金載圭的話，我推想從一片混亂的晚餐席上急急忙忙跑出來，當然不知道是內部干的或是外部幹的。

「一定是內部幹的，不會是外部幹的。「

我便懷疑會不會是車智澈幹的，因為我判斷在晚餐席上對大統領狙擊，可以下手的只有警護人員。

「是不是車智澈的爪牙或是跟車智澈同夥的人幹的？還是車智澈個人的行動？」

我越來越疑心青瓦台的警護室「與車智澈有關聯的話那就不簡單，或是軍隊也插了一手？車智澈平常連軍隊也要插上一手的……」

我開始更加懷疑車智澈，車智澈平時就是野心很大的人，他在警護室的狀況（控制）室裡裝了連結陸軍所屬師團的直通電話，用電話就任意地把指揮官們呼來喚去的，好像自己就是陸軍參謀總長似的。為了青瓦台的警備而駐守在青瓦台的首都警備司令部隊，他每晚都去，叫人正式吹起喇叭自顧自地行降旗式。他很花心思要想在軍隊裡扎根，車智澈每天懷著建立權勢的野心，軍中也有一部分善於鑽營的將領跑去諂附他的。

我無法不懷疑在他背後是否有這樣的軍指揮官介入，「是車智澈的陰謀嗎？」正在思索各種可能性的時候，車子繼續跑著，金載圭在車中又對我說：「得趕快宣布戒嚴才行，保全措施要徹底做好才行，北韓傀儡知道的話不得了。」不斷強調說過的話。車經過中央廳的前面，上了三一高架路，我奇怪車子到底要到哪裡，便又問金載圭說：「上哪裡去？」「往情報部去。」「到情報部去了要怎麼做？到陸軍本部去吧！我得宣布戒嚴，指揮軍隊，不是嗎？」我堅定的話語，他尚不能下決心究竟車子該往什麼方向去，停了一下就望著在前座的隨行秘書朴興柱上校（後來才知道他名字），朴上校回答說：「就照總長說的做好了。」一聽了這話，金載圭也就率直地說：「就那麼做吧。」

一邊這麼說著，我不斷往車外看，車經過三一高架路後像是向南山方向走，繼續在黑暗中跑，金載圭對金正燮指示了些什麼之後，他又對前座的朴興柱上校再指示，朴上校輕輕地翻動一個紙袋，拿出什麼來就交給金載圭，他拿了一個放進嘴裡，也勸我吃一個。「這是什麼來著？」「口乾的時候吃很好，試試看。」拿了金載圭給的東西，我一下猶豫起來，這個閃閃發光的賽璐珞紙包的，像糖一樣的東西，是糖的話……我有糖尿病不喜歡甜食，更重要的是在大統領遭狙擊後的重要時刻，別人給的東西也沒確定是什麼，在暗暗的車中吃的話，是不智之舉，就把它放在車裡了。

車子在南山「野外音樂堂」前轉彎，金載圭又強調保全，問我軍要不要出動。「宣布戒嚴的話，安保就沒問題了嗎？」「軍隊唯恐漢城也會引起非常狀況，早已比照釜馬狀況擬好所謂的XX計劃了，萬一非常狀況突發的話，可把漢城近郊的某某師等三個師投入到漢城來的，這些部隊是一旦有事即刻可出動的，平時就訓練準備好，沒什麼可以擔心的。」

全軍進入緊急狀況

車子由南山音樂堂前轉彎往龍山中學前面走，我想經由美八軍營區去陸軍本部，便問道：「這部車有沒有通過八軍營內的出入證？」想過八軍營區的話，要掛上八軍發行的一種像貼條一樣的通行標示證才行，部長級的汽車或軍部某些將軍們，還有就是與八軍有關係的人們或職員有這種標示證才可以通過。「是的，這部是可以通過的車子。」「那麼我們通過美八軍營區去陸軍本部吧。」，我忖度著要去辦公室還不如到通信設備完善的陸軍本部地下碉堡去掌握軍情，注視事態發展來得好。車子接著就到了陸軍本部前面，金載圭先下，我隨後下，我下了車就看到站在前面的他，腳上只穿了襪子沒有穿鞋。「真是十萬火急又恐慌啊！連鞋子都沒穿就跑出來了……」我這麼想著，一面領頭走向陸軍本部的地下碉堡，金載圭部長的模樣真可憐，然而在那種時候我不能多想。

這時的時間是二十六日晚八點五分，我一進碉堡口，哨兵就問是誰，「停止！是誰？」「我，總長。」對於穿著鐵灰色上衣，深藍色的褲子一身便服的我，哨兵是萬無理由認得出來的。基層小兵要把高高在上的自己總長的臉，在暗黑的夜晚立刻要辨識出來，更是不可能的事，我接近了他。

「站住！」「是我，總長，不認得我的話，去叫認得我的軍官來！」正好從裡面走出一名軍官，他小心仔細地打量我的臉後，急忙立正敬禮，他是上校，我就命令他：「你去跟狀況室的哨兵說吧，因為他不認得總長，還有，把中央情報部長領到碉堡的總長室去。」下達指示把金載圭領到總長室去之後，我便走進碉堡通道走向狀況室，著了便服又在夜裡，總長忽地出現在狀況室，值勤人員嚇了一跳，資格老的向我問候。

首先我以直通電話呼叫國防部長、合參議長、海空軍參謀總長，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各軍司令官等人，先是國防部長接通了，「非常召集」在正式文書未能傳達時，一定得直接以人聲傳達，我認清了部長的聲音之後低聲說：「發生了緊急狀況，非得請趕快到碉堡來一趟。」「什麼事啊？」「來了直接告訴你。」「知道了，馬上就來。」跟其他軍首腦的電話不容易接通，「要人」們也不是把電話筒放在身旁的，所以要直接講話得花一點時間，合參議長和空軍參謀總長不在家，海軍參謀總長到鎮海出差了，過了一會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柳炳賢將軍電話通了。一軍司令官當時為了要掃蕩滲透到洪川的某某師部內的共匪正在作戰，我命令一軍司令官說：「請終止作戰，使部隊全部回防，全軍備戰。」接著，我對司令官下了二級非常事態動員令，二級非常事態是只要有命令就可進入正規戰的最高度的非常狀況。

一軍司令官一面接受命令一面問：「什麼事啊？」我先告訴他說，詳細情形慢慢再告訴他後，就掛了電話。另一方面在陸軍本部，參謀次長、本部司令、各參謀們被召集起來，為了陸軍本部自身的防禦，兵力的配置是不用擔心的，地下碉堡除了特准以外，一切禁止出入，我還著急的一件事是，陸軍本部兵力中的子彈供應問題。

這時我懷疑首都的部隊，在大統領受狙擊中，會不會也有所牽連。因此，急忙辛苦地，從指揮官們開始一個個用電話呼叫，想由人聲中去判斷出異狀的感覺。首都軍團長車圭憲將軍首先呼叫到了。

「是車將軍嗎？我是參謀總長，部隊有什麼異狀嗎？」
「沒有任何異狀。」
「現在正在做什麼？」
「就在家啊！」
「是嗎？」
「有什麼不對嗎？」
「所屬部隊沒什麼異樣嗎？」
「是的，沒什麼異樣。」

由首都軍團長的聲音或態度來看，完全無法感到異狀感，我跟他一通完話，心情就輕鬆了些。我又以電話呼叫首都警備司令官全成珏少將，因為首都警備司令是最令人擔心的。

「部隊一切都正常嗎？」
「都正常。」
「所屬部隊都掌握得好嗎？」
「是的，都能好好掌握。」

接電話的態度也可以令人安心，一旦疑心釋然，我還想下命令把全部將軍叫來碉堡。

包圍青瓦台

電話一斷，約過了十分鐘，國防部長盧載鉉進到狀況室裡來，「什麼事啊？」我對狀況室的值勤人員，仍然保守著大統領已死這件秘密。「我們出去吧。」我在盧國防部長的耳邊輕語報告：「大統領遭到狙擊死了。」「什麼？從哪裡聽到的？」「中央情報部長那裡聽到的，金載圭部長正在總長室裡。」盧國防部長大吃一驚，事態的嚴重性，讓他深受衝擊的樣子，「一道去再聽聽金載圭部長更詳細的述說吧。」

盧載鉉看來急於跟金載圭見面，想問明真相，我站在走道上對盧載鉉報告說我正在處理非常措施。

十二月十二日事件以後在契約搜查本部裡，他們怪我那時沒把非常措施的細節內容詳細向盧部長報告，事實上總長對國防部長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報告細部事項，他們為了羅織罪名才這麼認定的。

非常措施差不多處理完時，首都警備司令官全成珏在地下碉堡出現。

「什麼事啊？」

我帶他到走道上低聲告訴說：「大統領遭到狙擊，過世了。」

「啊!」全將軍大吃一驚，沉默了一陣，「以後會變得怎樣？」

「選出新的大統領才行。」

對全將軍充滿驚嚇的疑問，我輕巧地回答了，站在將兵們來回走動的步道上，不便講得太多，便帶領全將軍到總長室去。盧部長，我指派另一位軍官他到碉堡的總長室去，地下碉堡的辦公室，僅有號碼，我一向出入時都有人帶領，所以不容易找到總長室，這回總長室前有憲兵站崗，所以就找到進去了。

打開總長室的門進去後，先經過有副官的副官室，裡頭才是總長辦公室，辦公室裡有大桌子、桌子、椅子，可以開參謀會議。通過辦公室，再往裡面走有一間居室，有床，晚上可以睡，裡面也有洗手間。

我帶領著首都警備司令官進到辦公室裡，參謀次長李熺性中將以下，本部司令、憲兵監等一部分參謀已來到，大家忙著按照我的口頭指示，建立細部計劃，要準備戒嚴，準備與全軍非常狀況的有關問題，我和李熺性參謀次長、全將軍等一起坐上會議桌，我對全將軍嚴格地來說不是下達命令，是取得一種互信。

「首都警備司所屬部隊好好掌握住嗎？在大統領逝世之際，首都警備司令官誰的命令也別聽，只要聽從我的命令。」

「是!我會的，我的部隊沒有任何異狀，掌握得很好。」

全將軍承諾聽從我的命令，得到全將軍的服從承諾後，我一面分析事態，一面又下了命令。

「大統領在青瓦台晚餐上遭狙擊去世了的話，青瓦台警護室是脫不了關係的，首都警備司派兵包圍青瓦台，使青瓦台兵力不能移出，阻止警護室同外部的一切聯繫，請把警護室完全截斷使之孤立，若是有組織的行為的話，他們可能會跟外部聯繫。」

由全將軍真摯的臉上知道他是用心在聽我的命令。

「是的，我會那樣做的。」

「晚上包圍起來，天亮前，請搜出人犯。」

全將軍想了一下，給我一個建議。

「我也幹過警護室的職務，所以知道得很清楚……再看車室長的個性與態度，包圍的話，一定引發槍擊戰。看情形該避免槍擊戰，要避免的話，採取遠距離包圍如何？」

他的建議有理，尚未正式宣布戒嚴，所有都在準備階段，國民也尚不知此種事態的情況下，要是警護室兵力與首警司兵力之間引起槍擊戰來的話，事情可能會更惡化，我是不想讓事態惡化的。

「那麼採取遠距離包圍，請不要正面衝突，而且可能的話，全將軍向警護室聯絡，說是順應陸軍參謀總長的命令，說服他讓他安靜的待在裡頭到總長有其他指示為止，請試試看。」

請到陸軍本部碉堡來

全將軍接了命令就到首都警備司去了，遠距離包圍青瓦台也得要一小時，這期間犯人有逃出國外的可能性，一想到這一層我就將所有的港口、機場等可能脫逃的出口全部封鎖。

這樣採取了緊急措施後，我就進到地下碉堡總長辦公室旁邊我的居室去。盧部長、金載圭部長、合參議長、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空軍參謀總長、海軍參謀總長等人帶著憂慮的表情坐著，一看到我，大家站起來說：「辛苦了。」一面讓出主人位給我，我當時直接的反應是在緊急狀況時，隨便坐下，彼此拿出好的對策更重要，還拘於形式讓位幹嘛？我立刻想到：「朴大統領逝去，權力產生空白，自此觀點而言，對於掌握著最具實權兵力的陸軍參謀總長，眾人反應得太敏感了。」

我坐下來正想問以後的情況該如何應變的時候，副官急急地進來了。

「青瓦台秘書室長來電話要找國防部長。」

盧部長到總長辦公室去聽電話，在室裡的人大家豎起耳朵急著想知道是講什麼的電話，盧部長簡短地通完話又回到居室。

「從哪裡來的電話？」

我這麼問了盧部長。

「青瓦台秘書室長來的電話，青瓦台現在有國務總理、內務部長，還有其他幾位部長聚集在一塊，要我過去……」。

房裡的人都覺得警護室是又危險、又令人疑心，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都認為盧部長進青瓦台是危險的。

「到那邊去危險，情況都不明瞭怎麼去啊？」大家都說危險。

「就算不是那樣，我也那樣想。」部長接受了各軍首腦的忠告，我做了一個提議：「再打電話去要秘書室長到此地來好了。」盧部長再給青瓦台秘書室打電話，「軍部首腦全部聚在這裡，所以請閣僚們全部到這裡來好了。」金秘書室長好像率直地答應了，「說要到這裡來的啊……」

我們各軍首腦們一面驚奇，另一面也安了心，從青瓦台那邊來這邊要談論事後對策，所以我是頗安心的，我們到此時為止只聽金載圭部長的話，對警護室滿懷疑心，可是在那個時候，車智澈警護室長的態度根本沒來得及去考慮。

和李在田警護室次長的通話

【金桂元把朴大統領的屍身安置在國軍統合病院（國軍綜合醫院）漢城地區分院裡，晚上八點十五分左右搭計程車到達青瓦台，他向記者說，他第一步的行動就做了這事，他想不出更好的措施。

金桂元叫來警護室次長李在田中將，「警護室長現在不能指揮了，你掌握兵力，好好戒備青瓦台，還有，不要輕舉妄動。」交待了要點。「那時是情報部的人殺了警護室的人，要是這兩者幹起來的話，將變成怎樣呢？因此，我對警護室的人什麼也沒說，怕他們知道了此事的話，都跑去情報部了，哪裡還會乖乖地待在這裡啊，警護室人員忠誠心是極強的。」

金桂元然後安排了總理崔圭夏和幾位部長到青瓦台去, 「我該陪同總理來的，因為不知道號碼，沒辦法打電話，所以叫警護室人員打了電話，總理接到我的電話就來了，我向總理說了：『車智澈室長跟金載圭部長打了起來，大統領閣下中了金部長的槍逝世了。』總理聽了癱瘓在椅子上，『是嗎？！』我又說：『總理大人，現在開始，這個國家要閣下來帶領著前進才行了，我是秘書室長，您怎麼吩咐，我怎麼做。』總理不知是否喘不過氣來了，嘆了口氣就啜泣起來，那時候我又說：『問題大了，安保得好好維持才行啊！』總理就問：『那金載圭部長現在在哪裡？』我回答說：『不知道在哪裡。』」

金桂元在青瓦台擔著心。「我到那時止，不知道金載圭到哪裡去，在做什麼，感到非常不安，對了，那時候在情報部長面前大聲叫的又是誰呢？」

——那時也曾想到是不是演變成軍事政變了吧！

「是啊，那是最令人擔心的。說到軍事政變，不流血的話倒也好，大統領死了怎麼變成不流血軍事政變呢？」這種情形下，金桂元接到金載圭從陸軍本部打來的電話，電話中像怕誰聽到而很小心的說：「到陸軍本部來。」

「知道金載圭在陸軍本部就稍安心了，知道了位置，可是那仍非心安的事，『陸軍參謀總長也在這裡』，『國防部長也要來』，我聽了說不出話。我聯絡過國防部長，要他來青瓦台的！而且過了一會知道國防部長去了那邊，我知道出了問題，知道了金載圭把陸軍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抓起來，扣留在碉堡。」

——可是知道崔總理和幾個部長要去那危險的地方的是金室長，那時，為什麼還那樣呢？

「可是，不去又怎麼辦呢！不去就不能收拾，我對金載圭這麼說的：總理也在這裡，你來吧！這時候總理也從位子上，一下子站起來，說我們去那邊吧！」】

由於總理及長官們要來地下碉堡，我一時乃沉浸於思維中，忽然腦海裡浮起了警護室次長李在田將軍來，他曾是我的部下，不像車室長一樣令人疑心，我打了電話給青瓦台李在田將軍。「你現在在什麼地方聽電話？」「辦公室。」「青瓦台一切正常嗎？」「好像有點怪，太安靜了，有什麼事發生嗎？」他反問我。「」有異狀就要查明啊，李將軍，因為青瓦台發生了事情，不得已我命令首警司將青瓦台包圍了，李將軍和全將軍是同期生，直接聯絡，一定不要彼此衝突，除了我的命令外不要採取任何行動，警護室的兵力也不要輕舉妄動，要聽我命令，尤其不要與外部接觸……」

「是，我知道。」

那時我對車智澈的安危並沒問及，李將軍也一字不提，那時本來就忙，對於車室長的生死連關心的閒情都沒有。

因李在田青瓦台警護室次長的電話，我重新考量罪行的輪廓，放下電話，我鬆了一口氣，警護室沒有參與，只是少數人的犯行，這個想法漸漸盤旋於腦海，若不是組織性的犯罪陰謀，就不會引起大的騷動了，那時候才多少有餘地作這般想，要是極少數的隱密性犯行的話，我判斷不至引起暴動或者軍事政變了，我就讓李熺性參謀次長指示首都警備司令部的全成珏將軍去做。

李熺性次長說：「鄭總長跟李在田警護室次長已經通過電話，那邊也還不知道事故，你們同期生之間好好協助，不可以衝突，李將軍也答應要服從鄭總長的命令，所以你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鄭總長要求你繼續注意所屬部隊的動態。」

閣僚們到達陸軍本部

因大統領遭狙擊而來的混亂不知起自何方，再加上我該如何樹立對策，這些問題讓我整個神經緊張得倒豎起來，就因為太緊張，心裡連平日尊敬的大統領的逝世也忘了悲傷，事件發生後的一個半小時裡把對北韓傀儡的措施、戒嚴準備、掌握軍部隊等工作處理完，緊張就像要慢慢紓解了，卻又擔心起「以後該怎麼辦」，另一方面盧國防部長、金載圭部長，軍首腦們在總長室裡大家坐著發呆，具體意見及方案都沒擬出，只是彼此大眼瞪小眼，嘆息而已，間或還夾著一句「禍闖大了」的話而已。

坐在位子上我才可以仔細查看金載圭部長的臉，他的臉憔悴得不能再憔悴了，由崔圭夏總理起、申鉉碻副總理、金桂元室長、具滋春內務、朴東鎮外務、金致烈法務、金聖鎮文公等部長都在晚九時三十分左右到達陸軍本部地下碉堡。

【金桂元說：剛進到碉堡內，看到許多將官聚集著嚇了一跳，由此推知金載圭把陸軍完全掌握住了。

可是當我知道地下碉堡的軍首腦們，只顧談論著關於部隊出動的話題，而不知道金載圭部長就是狙擊大統領的犯人這個事實，我便偷偷把金載圭叫到碉堡裡的洗手間去，本想說：「大統領閣下逝世了，你自首吧。」金載圭部長先說了話：「想成立革命委員會，再掛一塊招牌。」

金桂元黯然失色，說金載圭說話語氣跟平日不同，語氣悲壯且殺氣騰騰。

「啊喲，這個想法錯了……」金桂元被金載圭過分強硬的態度嚇住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他後來這麼證言。金載圭這時好像要把自己弄糟的事使之合理化似的，推動著具體的事。地下碉堡中的參謀總長房裡，國務委員們在狹窄的空間大家坐著。而確實知道「大統領中了金載圭的槍而亡」的事實的人只有開槍的金載圭本人、同座的金桂元，還有接受金桂元報告的崔圭夏總理而已。】

圍坐在狹窄的房裡大家開始談話，我只在一邊聽著，金載圭部長繼續主張維持安保，他說不能讓國民知道，北韓傀儡知道的話更不得了，金致烈法務部長等部分閣僚反對說那種安保維持是不可能的，對於戒嚴令的宣布這點，兩邊是一致的，對解除禁止通行，定了宣布的時間，並決定要召集非常國務會議。因為碉堡太窄，便決定在國防部會議室，晚十一點召開非常國務會議，總理以次部長們和金載圭部長移駕那邊，我留在碉堡，宣布戒嚴令之後指導業務方針，戒嚴令宣布後的作戰計劃事先已作好，只是還擔心北韓傀儡的動向，西部戰線的兵力不能調動，所以調動了別的師投入漢城，部隊移動以不驚擾一般市民為要，在通行禁止時間內完成，清晨四點前到達目標地點，晚十一時過一點，李熺性次長勸我說：「剩下的事，交給我好了，內閣會議正在開，你過去看看吧。」

逮捕金載圭

我到國防部狀況室，國務會議還沒開，負責召集的陸軍士官學校五期同期生崔澤元總務處次官說：「部長們尚未到齊，請等一下。」我想去國防部長室，經過別室時正好碰上金桂元室長由部長室出來，他拉了我說：「找個安靜地方，我們談談。」

這時在別室的國防部長輔佐官趙若來准將一面說：「我房間安靜。」一面領我們進去，盧國防部長也跟著進來，金室長在上座，部長和我在兩邊坐，金室長開口說：

「你知道，金部長跟車室長打鬥中，由於金部長的槍誤射，大統領閣下逝世了。」金室長當時不是用「金部長射殺了大統領閣下」來表示。他又說：「該逮捕金部長，他那麼兇巴巴的瞪著我……」

我想一下逮捕指示，站了起來，金室長說：「喂！請小心，金部長還帶著手槍。」

【對於逮捕金載圭的指示，鄭昇和和金桂元的證言有些不同。金桂元說要找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看拜託誰來做呢，鄭總長出現，正好一起進國防部長輔佐官室。鄭昇和說：「不是接到金桂元的聯絡後去的，是金桂元要找我，由於我的偶然出現，就錯覺以為是叫我來的，不是嗎？」】

為了要逮捕金載圭，我要立個計劃，靜靜地在絞腦汁，我的計劃是使憲兵監逮捕他之後再交保全司令部，我之所以要叫憲兵監逮捕他是為了避免騷亂，再將犯人交保全司是因為保全司令官比憲兵監階級高，保全司在陸海空軍配置了兵力的關係，尤其當宣布了戒嚴之後，保全司令部當成契約搜查本部，所以把金載圭交到那裡。

我聽了金室長的暗示就用趙若來輔佐官桌上的電話找金晉基憲兵監，沒聯絡上，我留話要憲兵監到陸軍本部碉堡來就先回碉堡去了，金晉基準將一到，我就指示他進行逮捕作業。

「你直接去金部長那裡，在總長室就轉告他說總長要跟你見面，把他引到走道來，利用走道轉彎地點，先派搜查官在那裡待機行事，出其不意地逮捕。還有金室長說金部長仍然帶著手槍，你們各自小心，逮捕過程中要避免騷亂，不能傷到犯人才行，逮捕後立刻交保全司令部。」

我把逮捕方法，連逮捕後的處理方法也具體地指示了。

憲兵監接了命令就去準備，接著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來到總長室。

「你找我嗎？」

我停止跟李熺性參謀次長說話轉向全少將說明，由金桂元室長得悉金載圭是人犯要逮捕，我計劃派憲兵監去逮捕他，然後把犯人移交保全司令部，並先告訴他我要把保全司令官任命為契約搜查本部長，協助憲兵接管犯人後，就收容在保全司市區內的「安家」，派能幹的搜查官接收，搜查不能有差錯，還有注意他們不能任意隨便處置犯人。

我同坐在邊上的參謀次長一面祈求順利逮捕金載圭，一面等待著回報。逮捕指示是夜晚十一點三十分至十二點間，過了三十分鐘還沒有任何回報。金桂元室長此時也到總長辦公室來了。「逮捕金部長的事如何？要快呀，就因為金部長，國務會議開不成呀。」子夜時分，金載圭部長又去了國防部長房裡，同國務委員們一起坐著，金室長交給我一支搜查官用左輪六連發的手槍，「從狙擊現場帶回來的。」

槍上不知貼了誰的名字，是搜查機關人員常用的手槍，發射了的空彈殼同實彈各半留在裡面。

「已經指示憲兵監去逮捕了，大概報告就快來了……我正在等待中。」

全斗煥將軍的第一次報告

我把逮捕金載圭的指示向金室長說明，金室長再次督促了逮捕行動之後，走出了房去。

我把槍枝交給李熺性參謀次長，一面說：「也許可作以後搜查的證物，請好好保管。」

「我會放進保險箱。」參謀次長很慎重地把槍保管起來。

我等著憲兵監的結果報告，一直不來，急了出去催促，又等過一陣報告還不來，又催一次，再催促之後，一會，憲兵監來到總長室。

「怎麼樣了？」

「順利的完成了。」

「沒反抗嗎？」

「是。」

我催他趕快詳細說明。「我和保全司令官各自召集了搜查官，費了點時間，逮捕行動晚了，很抱歉。」憲兵監附帶說明了逮捕行動晚了的理由，接著報告了逮捕的詳情。憲兵監和部長輔佐官趙若來互相支援完成了行動。他在沒人的外賓接見室等待，趙將軍進了部長房，輕輕轉告金部長說：「總長有話跟你說。」

金部長來到部長接見室，憲兵監湊近金部長說：「我是總長秘書室長，陸軍參謀總長在碉堡等你會面，我來陪你前往。」

那時金部長不認識憲兵監，只當是總長秘書室長，說「是嗎？」沒有疑心什麼，就跟著出來。在步道上金部長停了下來環視左右，像是尋找隨員的樣子。

「隨員就會來的。」憲兵監適切地說著，一面在前面催促金部長趕快走。一下了進碉堡的台階，到了走道轉彎的地方，他不斷地朝後看，想要確定自己的隨員是否來到。憲兵監一下也急了，搜查官們躲在轉彎處，於是很容易地就將之逮捕。他一見後面有搜查官撲上來，就像知道了一切一樣，乖乖地就逮，也被繳了械。

[按照《第四共和國》《第五共和國》等影視劇的描述，趙若來准將將金載圭誘出來之後，與保全司下屬的保安廳第二課（軍事情報課）科長吳一郎中領一起將其引領到國防部後門，然後配合金晉基憲兵監將其逮捕。吳一郎後來在12・12政變中參與誘騙九空輸回軍，這兩件「功勞」使其官運亨通，在以准將預編後，擔任了全斗煥總統的警護室安全本部處長。之後又擔任了不少政府、國企要職。

金載圭的隨行秘書朴興柱起初被憲兵與保全司特工騙進了國防部，但是機警的他發現情況不對找了個空子逃走。第二天下午當他得知金載圭已經被捕，大勢已去，遂到保全司自首。

金載圭的儀典課長朴善浩則是在南山中央情報部本部一直等消息，當得知金載圭被捕後曾考慮自殺，但最後被趕來的憲兵與保全司特務逮捕。

按照韓劇《第四共和國》的說法，留在宮井洞的其他中情部特務，被一名叫李錫泰的特務出賣，此人將憲兵與保全司部隊引入了宮井洞。並勸降了所有人。據稱在宮井洞起獲了足足可以武裝一個師的輕武器，還有數十萬發彈藥。——製作者注]

一被逮捕，金部長就被預備好的保全司汽車載走了，這時是二十七日零晨一時。

我把逮捕金部長的事實告知金桂元室長之後，參謀次長和參謀部長向我報告了幾個指示事項的進展狀況。我就到部長室去，閣僚們到國軍統合病院漢城地區分院去確認朴大統領的屍體，因此都不在。

清晨兩點左右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找到在國防部的我，給我看一張紙上記載的東西。

「正護送金載圭到『安家』，在車中他向搜查官橫說豎說，說了很多，從談話中可知他的確是犯人。」

紙上這樣地記載著金載圭的話：「國家變了，會變好的，朴大統領太過分了。」

全斗煥保全司令官也對金載圭是狙擊大統領的人犯大吃一驚：「真想不到，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就是人犯。」全斗煥少將流露驚嚇之色，接著他報告了金載圭的收容狀態與今後的搜查計劃。

「金部長現在被收容在『安家』，沒有鐵窗，怕他跑出來就糟了，搜查時也不方便，某地有好的設施，所以要移到那邊去搜查。」

「就那麼辦，請趕快將事件全貌搜查清楚，越快越好。」我急忙這麼指示。

參加非常國務會議

等待著總理及國防部長一行從國軍統合病院回來，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又回到地下碉堡去檢點戒嚴軍的移動等各種進行狀況，並確定國務會議是否進行，報告說正在進行中，因此我在清晨兩點又去了國防部會議室，國務會議對戒嚴宣布後如何防止第一項措置後的混亂問題和對國民公布的問題提出討論，議論紛紛，我看結論不容易產生，意見紛紜，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大統領的逝世要以什麼樣的內容來公布及何時公布的問題。申鉉碻副總理和金致烈法務部長主張不管怎樣應該盡快讓百姓知道。

對北韓傀儡政權的軍事整備十分緊急，得盡快告知美國政府，韓美聯合司令部必需迅速訂立對策，對這意見，大家一致贊成，這一次委任柳炳賢韓美聯合司副司令官負責。柳將軍想到在宣布戒嚴前要立刻採取適當的措施，所以先回自己的司令部去。當時聯合司令官威克將軍（美八軍司令官）出差回國，柳將軍是代理司令官。

陣痛連連，虛費時間，對甲論乙駁的國務會議，我無法再忍下去，於是離開了會議室，到我的辦公室，參謀們已經擬定了一份戒嚴布告文草案，帶了第一號案又到會場。

「我們戒嚴司令部已經擬好戒嚴布告文第一號草案，我在各位面前宣讀一次，請各位發表意見。」

崔圭夏總理對我的提議先看看有沒有反對意見，國務委員們大家環視一遍，沒有反對意見。

「就那麼辦吧！」

總理好不容易同意了我宣讀布告文，把歷史性的布告文第一號，一條一條地朗讀下去，朗讀完，場內一片寂靜，凝重的沉默。

朴瓚鉉文教部長提出了異議：「高中也停課，沒有這個必要吧？大學以上停課休校怎麼樣？」

「好，知道了，我們司令部裡，對這問題也討論了許久，那麼，修正為大學以上。」

結果決定休校令是大學以上停課，接著金致烈法務部長提出問題：「一切政治活動集會停止的話，國會活動也包括在內嗎？」

金法務部長要求對政治集會限制有權解釋！一瞬間我腦海裡像閃電般升起一個想法：國會應追認戒嚴，宜保障它的活動。

「國會活動不包括在內，包括屋外集會的所有政治目的的活動不被允許。衍生的問題要在戒嚴跟執行過程中適切地處理。」

金致烈部長露出放心的氣色，並一再力說國會活動有必要保障：「國會得要追認戒嚴。」

這時金（致烈）部長的發言，大概是強調這次戒嚴「不是革命性格的戒嚴」他說完之後，再沒有人對布告文草案提出異議了，我環視坐席站著等待了一會，可是國務委員們沒有任何發言。

「那，就依照這布告文發表了。」我說了這話後坐了下來。其次，進入對國民公布文案的討論，金聖鎮文公部長坐在位子上用心地擬文案的草稿，金（聖鎮）部長站起來宣讀草案的文稿，沒有其他異議就通過了。

推動軍隊政治中立的宣言

非常內閣會議在二十七日早晨四點完成，發表國防部長所提除濟州島外的非常戒嚴，任命陸軍參謀總長的我當戒嚴司令官。

國防部長不作全國一元化的戒嚴，而作除濟州島外的部分非常戒嚴的發表。對於這點，我想「國防部長可能想參與戒嚴」，我好像看得出盧部長的心意，作全國戒嚴的話，戒嚴司令官受大統領的監督，部分戒嚴的話，受國防部長之監督，這是法有規定的。可是我跟盧國防部長彼此交情不錯，沒有政治野心，在可及的合法範圍內找出秩序，集合眾智，團結一致，使國家早日安定的思想放在第一，順從地接受了受部長監督的部分非常戒嚴。

假如是有野心的戒嚴司令官的話，可能要求全國一元化的戒嚴，當時就算我提出全國一元化戒嚴，在那種情況下也不會有人反對，而我始終沒有提出異議，「大統領逝世時，得預防國內其他的混亂，維持安定，正是尋求最好的方法，集中各種努力的時候，我必需好好掌握自己指揮的軍力，全力支持新政府，使之盡速安定，越是這種時候，我本身越要遵從法律。」我如此這般地堅定自己的心，靜靜地、沉著地開著非常國務會議。我沒有再多發一言，默默地坐在國務委員們後面，傾耳恭聽他們的談話，因為擔心如果我出來的話，部長們就意識著有軍隊的力量介入，發言便不自然或減縮等等。

國務會議一結束，我就回去陸軍本部辦公室，此時也成了戒嚴司令官的辦公室，接著我告訴參謀們在閣議中決議的戒嚴令的宣布和戒嚴司令官的任命等，裁決戒嚴布告令第一號和第二號，跟著指示了如何行動，這時是廿七日清晨四點。

我帶著疲倦的身子坐進椅子沉思，心情愉快，或許有人懷有野心，不過我有這樣的心情是幸運的。

然而，對於「軍隊」要國民信賴是個問題，軍隊在必要時會採取強硬措施，所以國民也許對軍隊有疑心也不一定，我覺得對國民發表「軍隊沒有參與政治的野心」的公約要好些。

廿七日早晨，我到盧載鉉國防部長室去，金鐘煥合參議長、海空軍參謀總長、柳炳賢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等軍事首腦都在座。

坐下以後，我就說出軍隊的不參與政治的公約來，軍事首腦們立刻贊成，這個聲明書的發表有的人認為不應包括國防部長，只有軍事首腦們集合來做才更具印象，好像這麼做，現役軍部的誓約才能有效地向國民們傳達。

盧載鉉部長的算盤

軍事首腦的「不干預政治」方針，合議一成，我忽然回想起朴大統領來，朴大統領是以軍人身份深深參與政治的，不是嗎？我平日裡一直很尊敬朴大統領，五・一六以前以軍人身份在困難中率先為了國家，身體力行作為示範，五・一六以後朴大統領也為了國家的再建不斷努力而毫無私心，尤其是我，不善交際也不會運用手段還提拔我到陸軍參謀總長的位子，不是嗎？說到缺點的話，是長期執政給整個社會加上了陰影，以我來說，經常痛苦地想著，特別是對他身邊的車智澈，金炯旭那樣的壞蛋，不夠資格的狐群狗黨聚在一起，使他們咬無辜的人或者除掉什麼的，這種痛苦我無法向任何人埋怨，只是向共和黨國會議員閔機植將軍說說，一起憂心國家，期求匡正而已。同時也認為大統領在到了某個時期，是應退位的，對朴大統領的長期執政內心不滿的想法是率直的心情，可是我認為決不可以卑劣的方法來行動。

我感到有莫大的義務，心意一下子又堅決起來。

一想到軍的不參政治公約宣言通過，我就叫陸軍本部公報官來，草擬「軍隊在政治上要保持中立，不介入一切政治，透過戒嚴盡早恢復政府行政力」為內容的草案。

草案完成了，我跟李熺性參謀次長等幾個參謀集合起來，把內容作最後的檢討，然後給契約參謀會議議長金鐘煥大將過目，並且用電話把草案念給海軍參謀總長金鐘坤大將，空軍參謀總長尹子重大將，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柳炳賢大將等人請求他們的同意，大家都贊成，我又把草案給盧載鉉國防部長過目，盧部長把草案整個念過之後，想了好一陣，要求有一點點修正：

「把草案開頭部分改過，把國防部長名字加進去，把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拿掉吧。」

接受了國防部長的修正要求，瞬間我感覺不妥當。聲明書是軍隊本身不介入政治，採取嚴正中立的誓約，如今加了一個不是軍人而是行政部門一員的部長似乎不合道理，盧部長大概是要強調自己是在軍統帥權限上的事實，考慮是在直接監督戒嚴業務的位置上這一點。

在非常閣議中他提議濟州島除外的地域非常戒嚴時開始，我就大概猜出他的用意了。可是我對政治完全沒有野心，只求國家在治理上順坦，恢復正常，因此把國民的意志，圖謀政治發展的想法放在首位，沒想去跟盧部長爭，但是如果當時部長表現有其他某種野心的話，我決不讓步的。

「就那麼辦吧。」

跟盧部長不是可以打開胸襟、堅固合作的關係嗎？我更是軍的主軸——陸軍所信賴的，有把「軍隊」確固地守住，使之團結，期望著國軍發展的信念。在充滿此種信念下，我順從地接受了盧部長的提議。我很清楚他的心意，而我決心對他的權威作最大的尊重。我認為讓國民對軍隊信賴是最重要的，其過程上的形式或排名是不會成問題的。

廿七日下午兩點，軍隊首腦把進出國防部的記者叫到國防部會議室來，發表了歷史性的「軍隊不參與政治」的聲明。在契約參謀會議議長和三軍參謀總長們陪席中，國防部長朗讀了聲明書。

這聲明書是約定：「我們國軍將士擁護崔圭夏大統領，一致團結，盡保衛國家之大任。」以及「信任政府，期望在維持秩序時積極地給予協助。」經由這一聲明書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戒嚴軍是忠於文人政府，這次戒嚴絕非為了奪取政權，而是為了維持秩序而已，將這個事實，公開地闡明，藉此也肯定這次戒嚴的性格。

宣布戒嚴的廿七日，我把朴俊炳少將所帶領的某師（炮兵除外）的主力，駐屯在漢城市郊外，沒有投入市區內是因為大統領的被害不是組織性的叛亂事件。我想首都警戒是以既有的首都警備司令部的最少兵力、最小目標，即只配置在包含廣播電台在內的幾個官署就足夠了，包括永登浦的漢江南邊是由某軍團的一部分兵力，只占領最小目標，也命令了包括第二軍司令官、第一軍司令官、第三軍司令官等的各戒嚴地區分區司令們，以最少兵力，最小目標來掌管。

我用最少的軍隊介入戒嚴，以尊重警察維持治安的權能，也挖空心思盡快讓行政部署的業務恢復正常。我把戒嚴業務的重點放在：①不讓國民生活受到衝擊與萎縮；②徹底的維持治安；③確保國民對國軍的信賴；④做集結國民意志的政治發展後盾。

根據這些原則，戒嚴軍兵力從廿六日午夜到翌日清晨四點作了最小規模的移動，為的是不驚動百姓們。

註釋

安家：即「安全家屋」的簡稱。一般是情報機構用於保護要人等秘密用途的密室。
延世大學：韓國頂級三大名校之一。其本部「新村校區」位於首爾西北的西大門區，坐落在宮井洞「安家」（今無窮花公園）西南方向3.5公里處。
朴興柱：(박흥주,1939年11月15日～1980年3月6日)平安南道平原郡人，現役陸軍大領。時任金載圭的隨行秘書。
朴善浩：（박선호，1934年2月3日～1980年5月24日）慶尚北道清道郡人。在大邱大倫中學讀書時金載圭曾經是他的老師。後加入海兵隊（海軍陸戰隊），一直晉升到大領。1974年退出現役轉為預備役，1976年在金載圭的推薦下就任中央情報部儀典課長。
瓦爾特三五口徑七連發的手槍：瓦爾特為大陸譯名，台譯作「衛爾特」；三五口徑，即0.357英寸（9毫米）。金載圭的這隻手槍即著名的瓦爾特PPK，是007系列電影中詹姆斯・邦德的配槍。不過PPK一般是7.65毫米的版本，9毫米版本較少，疑似有誤。
YH事件：詳見上一章註釋「金泳三除名波動」
沈守峰：（심수봉，1950年8月24日-）原譯誤作「沈洙峰」，本名沈玟卿（심민경）。韓國著名流行女歌手，忠清南道瑞山人。1978年就讀明知大學時，在文化放送大學歌唱比賽（MBC 대학가요제）中嶄露頭角，以一首《那時候那個人》（그때 그사람）成名出道。
申才順：（신재순，1957.10.15-）原譯誤作「申在順」。朴正熙遇刺時是漢陽大學戲劇電影系3年級學生，兼職從事公關活動。
漢陽大：即韓國漢陽大學，是一所以理工科見長的韓國大學，有韓國麻省理工之稱。前身是韓國實業家金連俊博士於1939年建立的東亞理工學院，1959年升格為綜合大學並更名為漢陽大學。著名校友有韓國現代起亞汽車前會長兼CEO、鄭周永次子鄭夢九，著名演員崔智友、張根碩、李秉憲、李英愛。車智澈也曾用政治手段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
《那時候那個人》：前注所述沈守峰的成名曲《那時候那個人》（그때 그사람），原譯作《當時的他》。
《淚濕的豆滿江》：（눈물 젖은 두만강）。豆滿江即圖們江，該曲為1938年，文人金用浩在圖們江邊看到一名婦女因丈夫有抗日嫌疑被殺，在圖們江邊哭祭亡夫的場景而作。是一首帶有抗日色彩的民謠。
《桔梗》：即朝鮮半島傳統民謠《桔梗謠》。因桔梗一詞的發音是「道拉吉」，該曲在中國常以音譯名流傳。
《流浪者的悲傷》：原曲為作曲家古賀正男創作的日本演歌《淋しき旅人》（寂寞的旅人），韓國翻唱版為《流浪者的悲傷》（나그네설움），以歌手白年雪（백년설）的版本最為有名。中文翻唱版為台灣的《風淒淒意綿綿》。
南孝周：(남효주)，中情部特工，宮井洞「安家」的負責人。
布朗部長：即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1927-2019）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當時原本計劃前往韓國訪問。
柳赫仁：(류혁인,1934年～1999年)，時任朴正熙總統的政務首席秘書官。
新民黨：（신민당）是朴正熙獨裁統治時期（第三、四共和國時代）最大的在野黨及反對黨。其前身是第二共和國的執政黨民主黨和從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民政黨。主要領袖是柳珍山、金泳三和金大中。1980年10月，奪得政權的全斗煥下令強制解散該黨。
兔崽子：按照全斗煥發布的調查報告，金載圭說的是「버러지」也就是蟲子、臭蟲的意思。但是沈守峰和申才順後來否認了這一說法，稱是保全司的特工強迫她們說的偽證詞。沈守峰自己的說法是金載圭一直陰沉著臉不說話，突然拔槍對著車智澈大罵：「你這混蛋太放肆了！」，然後開槍。MBC電視劇《第四共和國》就是按照這個說法還原的。
左輪手槍：金載圭從朴善浩那裡拿的是一把史密斯-威森M36九毫米左輪手槍。巧合的是，五年前的「光復節刺殺事件」中，日籍朝鮮刺客文世光就是用同款型號手槍殺死了朴正熙夫人陸英修。
首都警備司令部隊：指33憲兵隊、55警備隊和88支援隊。這些部隊都是車智澈任警護室長期間創立的部隊，名義上隸屬於首都警備司令部，實際上是車智澈的私兵。
中央廳：原為1926年竣工的朝鮮總督府，是日本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總部，位於景福宮光化門內。韓國獨立後長期被用作政府辦公大樓。70年代在光化門外新建了政府廳舍後轉為國立中央博物館。1995年金泳三政府以「清除日本統治時期象徵」為由拆除整座大樓，原址復建景福宮。拆除的總督府建築只保留尖塔部分，放在天安市郊外的「獨立紀念館」西側展覽。
三一高架路：首爾市三一路（今三一大道）上的高架路，北接清溪高架路，南連南山一號隧道。2003年李明博任首爾市長時，拆除了清溪高架和三一高架。
【小考證】金載圭和鄭昇和應該是在中央廳門口走世宗路（今世宗大道），到清溪高架處上高架再轉三一高架，在三一高架上做出了去陸軍本部的決定，在今三一大道和退溪路（退溪是朝鮮大儒李滉的號）交叉處沒有繼續往一號隧道方向走，而是改走西南方向的三號隧道口前往陸軍本部。——製作者注
情報部：指南山北麓的中央情報部本部所在地，該建築現在是首爾國際青年旅舍。
南山「野外音樂堂」：1963年8月首爾市政當局在南山西北麓修建的露天音樂廳，據說是模仿美國辛辛那提市的露天音樂廳而建的。主要造型為一大貝殼形的舞台反射板。除音樂演出外常用於市民集會活動。1980年5月17日，首爾市宣布因城市擴張，南山地區環境已經較為嘈雜，故拆除音樂堂。該地現為南山白凡（即金九的雅號）廣場。
龍山中學：位於南山西南方的龍山洞，分高中部和國中部。車智澈就是該校高中部畢業，其他著名校友有鄭周永的幼弟鄭相永及其子女、曾任保全司令官的國會議員姜昌成。
美八軍：即美國第八集團軍（U.S. 8th Army），包括了駐韓美軍的主要作戰部隊。韓語中「軍」對應大陸語境的「集團軍」，「軍團」對應大陸語境的「軍」。
合參議長：「契約參謀議長」的簡稱，對應美軍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原譯誤作「司令官」，這裡應該說的是副司令官柳炳賢大將，因為司令官是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任，副司令官才是韓國人。
鎮海：（진해）韓國慶尚南道港口城市，靠近馬山市，現為慶尚南道昌原市鎮海區。此地市朝鮮半島傳統的軍港。日俄戰爭時鎮海為聯合艦隊的集結地。現在韓國海軍和美國海軍均在鎮海設有基地，韓國海軍艦隊司令部、海軍士官學校也坐落於此。
柳炳賢：（류병현，1924年～2020年）忠清北道清州人，韓國陸軍大將，陸軍士官學校第7期畢業。1948年11月被任命為陸軍少尉，曾參加過6.25戰爭，此後歷任第15步兵師團長、駐越首都師團長（猛虎部隊）、第5軍團長。在擔任第5軍團長期間，他曾指揮探測北韓地道的作戰，發現了「第二地道」。1978年5月31日與鄭昇和、朴熙東同時晉升大將。
他通過參加6・25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經驗，切身感受到了韓美聯合作戰的重要性。1978年，他主導創建韓美聯合司令部，並出任第一任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
一軍司令官：時任第一軍司令官是金學洹（김학원）中將，他的前任就是鄭昇和。
洪川：（홍천）位於大韓民國江原道中部的一個郡。
二級非常事態：即「珍島犬二號」（진돗개 둘）警報。珍島犬（진돗개）是韓國全羅南道珍島上的犬種，被當作韓國的國寶犬，因此被軍方當作警報代號。具體如下：
珍島犬3號（진돗개 셋、Jindotgae Seot／Chintotkae Sŏt）=和平／非戰備狀態。
珍島犬2號（진돗개 둘、Jindotgae Dul／Chintotkae Tul）=在北韓進行武裝滲透或軍隊發生逃兵時發布。
珍島犬1號（진돗개 하나、Jindotgae Hana／Chintotkae Hana）=最高警戒等級。軍隊、警察、預備兵力優先依各部署進行警戒。
車圭憲：（차규헌，1929-2011）京畿平澤人，韓國陸軍大將。陸士8期畢業，歷任第一空輸特戰旅團長、駐越鴿子部隊長、第七師團長、首都警備司令官。時任首都軍團長（該軍團主要由首爾周邊的鄉土師團組成）。
申鉉碻：（신현확，1920年10月29日～2007年4月26日）碻(què)，原譯誤作「申鉉鎬」。韓國政治家，慶尚北道漆谷郡。畢業於日治朝鮮京城帝國大學（今首爾大學），曾在日本農商務省任職。韓國獨立後曾任復興部長、國會議員、保健社會部長、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長。因他在韓國政壇是代表慶尚北道地區的實力人物，人稱「TK（大邱-慶北）人脈的教父」。
具滋春：（구자춘，1932年5月11日～1996年2月10日）。甲種炮兵軍官出身，5・16時為6軍團炮兵第993大隊長。先後擔任忠南道警局長、全南道警局長、陸軍治安局長、預備役軍官局長。1968年赴任濟州島知事，參與創建濟州銀行。1974年赴任首爾特別市市長，推動建設首爾地鐵2號線。第四共和國末期任第38屆內務部長官。第六共和國時期當選為第13、14屆國會議員。
文公：原譯誤作「文工」，指文化公報部。指朴正熙時代負責文化、宣傳、政府新聞發布的部門，是現在的文化體育觀光部的前身之一。時任文公部長金聖鎮曾擔任過青瓦台發言人。
少將：原譯誤作「所長」，其實應該是全斗煥的軍銜「少將」，因「所長」和「少將」在韓語中發音都是소장。後文的「所長」都予以糾正。【全斗煥的軍銜真是謎之生草機啊，前有台灣人的「所長」，後有韓國人自己的「小將」——製作者吐槽】
『安家』：這裡的安家指的是保全司貞洞分室，位於首爾德壽宮北側。距離南山中央情報部本部直線距離只有1.6公里。因此全斗煥擔心中情部特工會強行來貞洞「劫囚」。
某地：指的是在韓國惡名昭彰的保全司西冰庫分室，別稱「冰庫酒店」（「冰庫」諧音Bingo）。位於首爾龍山區東南，磐浦大橋北岸的西冰庫洞。此地是1968年陸軍防諜部隊改組為陸軍保全司令部後，由第一任保全司令官金載圭親自指揮修建的，用作拷問異議人士的秘密刑訊室。結果最後金載圭自己進了這裡，並被保全司特務拷打。
威克：即小約翰・亞當斯・威克姆（John Adams Wickham Jr.，1928年6月25日～截至2021年8月健在）美國陸軍上將。1950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曾作為第一騎兵師第七騎兵團5營長參加越戰，後任駐西德的第三步兵師第一旅旅長、駐越美軍軍事援助團副參謀長、101空降師師長。70年代末任聯合國軍司令官、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
閔機植：參見第一章註解。此處原譯又誤作「閔基植」。
金鐘坤：(김종곤,1930-)韓國海軍大將，慶尚南道密陽人。海士4期畢業，歷任魚雷艇長、「郁陵」號登陸艦（LSM-613）艦長、「韓山」號哨戒艦（PCEC-53）艦長、「忠武」號驅逐艦（DD-91）艦長、第2戰團司令官、海軍統制部司令官、艦隊司令部司令官、海軍第一參謀次長、海軍參謀總長。
尹子重：（윤자중，1927年9月17日～）原譯誤作「尹自重」。韓國空軍大將，黃海道海州人。空士1期畢業。歷任空士校長、作戰司令官、空軍參謀次長、空軍參謀總長。
朴俊炳少將所帶領的某師：為第20步兵師團。
朴俊炳（박준병，1933-2016）韓國陸軍大將，忠清北道沃川人。陸士12期畢業，與同屆生朴熙道、朴世直並稱"三朴"（三人後來全部加入了一心會）。曾經參加越戰，歷任第81步兵團長。
永登浦：（영등포）原譯誤作「永登埔」。位於首爾主城區西南方向，漢江南岸。原為始興郡屬地，後劃為首爾市轄區。
某軍團：即前文提到的車圭憲的首都軍團（수도군단）。該部隊由第六軍管區（朴正熙曾經是該軍管區司令官、參與5・16政變的骨乾分子不少曾在該部服役）改編而來。負責首爾西南方向的仁川、富川、始興、永登浦、水原、華城等地區的防務。

第三章：軍隊的政治中立

那時才知道殺害地點

我從廿七日早晨四點鐘起，以非常戒嚴司令官的身份採取行動，在廿六日晚上約八點鐘以後，我將非常措施的各種命令合法化，並且採取建議，任命地方戒嚴區司令、契約搜查本部長以及戒嚴司令部主要部署的負責人等措施。直到我稟報任命情況為止，不曾有受上司的某些指示或參謀的建議。從廿六日晚上到廿七日黎明期間所採取的措施，完全是我一人獨斷的決定。

大統領發生事故後的八個小時期間，在不安與焦躁中，由國務委員們聚集一堂確認大統領的逝世；並再次確認規定大統領逝世由國務總理接收國家統帥權的憲法後，擁戴國務總理崔圭夏先生為代理行使大統領權限者。同時宣布戒嚴，令柳炳賢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居中做韓美間之協調，採取對付北韓的措施。這些措施是不幸中的大幸。

現在，戒嚴部隊的安排也告一段落，心裡多少有了餘裕，於是想到朴大統領的遺族。尤其擔心在陸軍官校就讀的朴大統領兒子志晚，當他起床後知道父親死於非命將會多麼驚詫？我便以電話召喚陸士校長白石柱中將，指示他盡早悄悄地將志晚送到青瓦台來。白石柱將軍報告說：「早先接到青瓦台的聯絡，已送去了。」按目前的情況來看，軍隊內部並沒有很大可慮之處。

到這時為止，我僅知道大統領被狙擊致死的地點是青瓦台裡晚宴的地方。被任命為契約搜查本部長的全斗煥少將給我看了殺害現場的略圖，其中也標識了車智澈死亡的位置。這時，我才知道車智澈也被殺害了。在此之前，我並不關心車智澈的生死與否。看了這張略圖，我明白了一件事實：殺害事件發生的地點不是青瓦台裡頭，而是與我吃晚餐的情報部長辦公室建築物同一圍牆內的另一棟餐廳。

全將軍說：「為了調查事件現場起見，應該派遣搜查官去，但那地方不是青瓦台，而是中央情報部掌管的。目前仍有餘孽，又危險，需要些兵力，請配屬青瓦台警衛室所屬的一個憲兵中隊到我的指揮下。」

這時候是廿七日拂曉時刻，天還未亮。我問全將軍：「全將軍不知道那種地方嗎？」

他訝異地回答說：「我雖然也在青瓦台警衛室服務過，卻不知道有那種地方。」

此時我才掌握了金載圭部長殺害大統領的輪廓。我採取了措施，指示撥一個憲兵中隊配屬全將軍，並督促盡速馳報事件全部真相。該憲兵中隊在十二・十二事件參加劫持我的工作。

車智澈室長自陸英修女士死後，常以為了朴總統身邊安全的需要為藉口，將朴大統領的行蹤冠上極機密。甚至連大統領巡視地方也以秘密為由，對陸上軍隊的責任者——陸軍參謀總長也緘口不言。尤其像那天晚上的大統領私人活動，對身為警衛室次長的李在田中將以下的所有警衛室工作人員而言，也是極機密而沒有理由知道的。直到事件的唯一目擊者——金桂元說出時為止，由金部長的職位或與朴大統領的交情等來看，不能不相信金載圭部長的說詞。

著手調查情報部局長級的全部人員

我回到地下掩體的辦公室，再次聽取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將軍有關犯罪現場狀況的中間報告。

全斗煥契約搜查本部長報告說：「如果不帶武裝兵力去的話，差點就出事。到現場去一看，仍舊是那些參與犯罪的手下們手持武器監視，讓別人不得接近那地方。我馬上解除他們的武裝，並予以逮捕。」接著說：「首先掌握到的手下一律逮捕，但無法了解其背景，所以應該連帶中央情報部的局長級以上人員全部都進行調查。情報部內部裡也有特殊武器，或許調查上也會有危險，而且掌握個人的行蹤所在加以連帶調查也費時。所以請戒嚴司令官將他們一起召集起來調查。如果能將局長級上人員全部召集到陸軍本部（陸軍總司令部）更好。

我當場答覆他這麼做，以電話召來情報部次長全在德，指示他於早上九點鐘，將全部情報部局長級以上人員帶到陸軍本部地下掩體的入口處。由於在我逮捕金載圭不久，便以電話召來全次長，並告訴他逮捕了金部長；又指示他先負責情報部，好好協助戒嚴工作以及積極協助往後的搜查工作，他馴服地接受了我的指示。

大體上一結束這些事情，我便指示：「今日為了使戒嚴工作正常化，應從地下掩體搬回陸軍本部建築物裡我的辦公室，而地下掩體恢復其為應付正規作戰時的本來功用。」這時好像是廿七日上午八點鐘左右。我回到參謀總長室，一夜間的疲憊一起侵襲而來，於是躺在寢室的床上闔眼休息。欲睡而不眠，反覆想起意外殞落的朴大統領。想到他再次遭到不幸，步上不歸路，眼淚不禁如雨般簌簌掉落，欲罷而不能。因此，讓出入總長室的首席副官黃上校或參謀次長看到我心地軟弱的一面。

埋首忙碌的過去十個小時，是我發揮一切智慧、勇氣與熱情的時刻。以身為一個人的良心、參謀總長的責任，算是竭盡了全力的時刻。最後這樣竭盡心力的行為卻變成意想不到的結果，一霎那之間奪走我生平堅守的軍人精神與良心、名譽等，轉化成一切生活的苦痛，這是我那時萬萬也沒想像到的。

俗語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從我碰到想像不到的事也不死來看，似乎人不論做什麼事都得起考驗，一點也沒錯。當我碰到以後才了解到那些由於不正當權力而到委曲的歷史主人翁，以及今日正遭到冤曲的人們處境。

那天晚上，我用總長室的體重器量了量體重，確知僅廿四小時就瘦了二公斤。

廿七日晚上，我回到了總長公館。我狠狠地責備了公館裡的軍官，沒有準備布置故朴大統領靈堂。此後上下班時，我一定焚香祭拜。每當此時，總是淚灑滿面。

軟化情報部，強化「合搜本部」

【鄭昇和浸漬於哀悼氣氛之際，在產生空白的權力中樞部位正醞釀產生另一中心。

全斗煥將軍確認逮捕金載圭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組織戒嚴師契約搜查本部。十月十八日曾在釜山下達非常戒嚴令，並成立釜山地區戒嚴師契約搜查團，由當時釜山地區保安部隊長權正達上校（現民正黨議員）就任團長。又參考該地域搜查團的組織，釐訂了契約搜查本部的組織大綱。廿七日上午，戒嚴司令部發表法令公告，一面通告成立契約搜查本部，一面採取重要措施。亦即契約搜查本部盡量扱取中央情報部的全部機能。

這是使支撐朴正熙政權的核心機關架空的剎那，也是宣布強勁的契約搜查本部粉墨登場的措施。廿七日上午，契約搜查本部召集情報部次長、檢察總長、治安本部長等搜查機關的長字級官員召開第一次會議。在會議席上，全斗煥將軍坐於上位。他以指揮國內所有搜查機關的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長資格堅決地說：「謝謝諸位蒞臨開會。諸位知悉大統領閣下昨晚去世了。嫌疑機構是中央情報部。」

雖然後來的搜查發表了嫌疑人不是中央情報部這個組織，而是金載圭與其親近人員。但「嫌犯是中央情報部」的話語便已暗示在這轉換時期，不可能賦予情報部重要的角色。

根據憲法規定，朴正熙擁有的強大無比權限由崔圭夏繼承代理。崔圭夏繼承的是權限而不是權力。在韓國這樣的狀況，權限與權力照例是不同的概念。法律所保障的權限不一定是確保權力的。在先進的民主國家，權力隨著權限而來，但在非民主國家則是造成權限跟隨權力的情況。

在崔圭夏代理大統領時，擔任親近參謀的K先生對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初的情況做如下說明。

「我認為這情況較四・一九以後更模糊。四・一九時，自由黨政權崩潰卻有民主黨的勢力取而代之，因此虛有其表的過渡期內閣它的任務便有」由民主黨的政權接棒「那樣明確又限制的性質。十・二六事件以後是個昏頭轉向的情況。朴大統領因刺殺事件而死亡，不是因民眾起義而凋零的，共和黨、維政會、政府、軍隊等政權的構造依然不變。可是朴大統領的影響力非常大，故他消失的舞台上仍堅守著他的遺骸——維新體制，這被人視為是無道理的現象。

應該改換體制是人人異口同聲的意見，但是其方法隨著立場而有不同想法。崔大統領代理權限所領導的政府，無法只將共和黨與維政會制定為執政黨，就是這樣也無法與新民黨握手言歡。

崔代理大統領沒有顯明的權力基盤。他原無政治性格，在需求最高度政治力的轉換期擔任了大統領一職。權限須以物理力做後盾方可發揮權威的，這對朴大統領可能，對崔代理大統領卻屬不可能的。

在力量的秩序發生崩潰的這個混沌階段，最確實的，就是由最現實的力量來行使影響力。物理力是權力的泉源。我認在太平盛世可出仕名相的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站在激動的歷史潮流裡，給人對遠景下了不明朗的判斷。」

如此的崔代理大統領在十・二六事件當天晚上，統治政權空白的八個小時期間，未顯示其堅定的指導力。十・二六事件損害到當時崔圭夏總理「身為領導者的可信賴性」之形象。

崔圭夏總理於十月廿六日晚八點鐘，接到金桂元大統領秘書室長的聯絡去了青瓦台。在那裡聽到金室長報告說：「金載圭射殺車智澈，誤射中朴大統領而斃命了。」國務委員當中，第一個知道金載圭是殺人犯的崔總理依照金載圭與盧載鉉國防部長對金桂元的要求，將會議位置移到陸總掩體。他知道大統領去世，自己成為代理大統領權限者，又把會議場所移到青瓦台外，金載圭所在的陸總。

崔總理在陸總或國防部，對於其他國務委員不知朴大統領生死而要求金載圭說明一事，始終緘口保持沉默。這一點顯露出他對一部分國務委員太過於小心謹慎。

鄭昇和總長受金載圭之邀請來十・二六事件的現場，僅這一點就足以引起疑竇的。雖然後來暴露出他與金載圭的事前謀議完全無關，但開始傳播在巷裡的疑竇似乎給鄭昇和總長相當大的心理壓迫感，並且在他與全斗煥將軍的關係上產生了消極性。那時居住在美國的鄭昇和兒子也打國際電話問：「爸爸，真的沒有關聯嗎？」鄭昇和氣忿忿地說：「你平常是怎麼看你爸爸的？」

十・二六事件並不是企圖政變而是殺人事件。戒嚴軍擔任的角色也不是維持秩序而是搜查。自然而然掌握到搜查權的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全斗煥少將，便以軍中由【正規陸官】出身的軍官集團為根柢，在心理上也無什麼負擔的情況下，可以積極地展開調查。太過於意識到對自己疑竇的鄭總長以及全無壓迫心理，滿懷毅力的全將軍，兩個人截然不同的心理根基在轉換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看戒嚴司令部眼色的政府

十月廿九日由崔圭夏代理大統領主持，首次召開有關時局的對策會議。由申鉉碻副總理、朴東鎮外交部長、具滋春內務部長、盧載鉉國防部長、金聖鎮文公部長、金鐘煥合參議長、李揆現總理秘書室長以及戒嚴司令官的我等人參加。該會議每天早晨七點鐘在總理官邸召開。幾天後增添了金致烈法務部長、朴讚鉉教育部長、李熺性代理中央情報部長等。一些外電將時局對策會議表現做「七人評議會」，塑造成像掌握國政實權的特別機構（不明載七人評議委員）。

十月卅一日，徐基源總理公報秘書官解釋說：「參加者不是固定為七人，是隨著當時議論的問題性質而更換參加閣僚的。」會議一再反覆，問題也就愈多，而且也發生了需與關係部會做事前協議才行的問題。崔圭夏代理大統領於十一月九日決定成立由各部次長成的實務委員會。指示盧載鉉國防部長，將實務委員會設於國防部之下，由國防部次長擔任委員長。這是我沒參加會議時決定的事。或許是崔代理大統領於戒嚴下，基於尊重軍隊意見並增進與部隊協調的意味下，做了如此的決定。

盧載鉉國防部長為了商議該問題，把合參議長與我叫到部長公館詢問意見。我就該問題暫時思維了一番。在朴大統領絕對權力下，政治與行政的核心集中在中央情報部與青瓦台秘書室，各部會依其指示運作。或許這種習慣已習以為常的關係，現在包含政府各部會的所有機關無法充分行使本身的責任與權限，須看著戒嚴司令部的眼色。

戒嚴工作上必要的事項雖由戒嚴司令部另外下達命令，但連一般與其無關的問題，也一一向戒嚴司令部要求指令，有過分看戒嚴當局眼色的傾向。讓人也認為是否有像過去中央情報部與青瓦台秘書室之類的統御機關呢？無論如何總希望政府的機能，早日以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為中心恢復正常，而戒嚴軍要盡量不深入干涉政治或行政，這是我的信念。

非戒嚴軍難以解決的問題，若以崔代理大統領的名義給我下達指令便可解決。因為我可將戒嚴軍所需要的，以法令公告來規定，並可先用此來維持國家非常難局的治安秩序。在這種時刻，要是將時局對策會議實務委員會設於國防部，由國防部次長擔任委員長，不管如何完成實際的處理工作，政府各部處與全國民的關心都會集中於國防部的時局對策實務委員會。這正可以解釋為戒嚴軍料理全部的國家權力。

這麼一來，會對現政府提升民主發展的努力產生壞的影響，而對在某種政治結局下也應超然不染自處的我國軍也會遭到非本意的誤解。更進一步，軍人會失去國民的信賴，這是不言自明的。要是軍隊被國民看做是一政權的排泄器官或政黨之類的位置，將無法成為國家最後的堡壘。削弱了國防，對最後與北韓的鬥爭中將帶來極大的蹉躓，亡國而不能延續，什麼也無法保障的。

因此我極力反對在國防部設置時局對策會議實務委員會的。我主張這應是代理大統領的直屬組織，並應矯正政府的姿態，以便洗刷掉過分依賴戒嚴軍的印象。盧部長起先似乎不認為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但隨後立即贊成了我的主張。我主張藉這次機會，即使政府沒有中央情報部或青瓦台秘書室之類強而有力的統御機能，也可以自我發揮責任與權限；亦即應發展成一可以負責、行使權限的政府。我向崔代理大統領報告我的這種想法，並且要求部長在國務會議上盡力強調。部長極力贊同我的要求，約定將正式作成建議書提出報告。同坐席上的金鐘煥合參議長也對我的意見表示全盤贊成。

【這些出席時局對策會議人員皆是獲得朴大統領個人信賴，且發誓效忠的人。可是，這些人與維政會或共和黨並沒有特別深遠的關聯。他們下達重要決策時，不與共和黨或維政會商議的。

當時的法務部長金致烈對於時局對策會議的氣氛做如下證言。

「由於朴大統領的去世，大家都有歷史潮流已改朝換代的共識。朴大統領到了末期修改維新憲法，並曾私底下表露將於任期屆滿前下台的信念。連朴大統領都認為無可圓夢的維新體制，大家的判斷也是：在他死後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維持的。

在這種轉換期，我們的國民相當性急，不懂忍耐，急急忙忙地一心想期待國政轉變方向。要如願則應趕快舉行後任大統領選舉，而這又不能不依照維新憲法選舉。沒有其他可以作為選舉的根據。

不過，時局對策會議協商同意應由依維新憲法選出的大統領盡快釐訂新憲法，再將政權移交給依新憲法選出的大統領。暫時做好擁戴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為過渡期政權的大統領之默示性諒解，並且達成協議將過渡時期定在一年半到二年左右。為何不跟執政黨協議？其理由是因當時國民的情緒似乎不容許政府與執政黨有蜜月假期的。」

金致烈對於參加時局對策會議的鄭昇和戒嚴司令官之態度，認為他看起來是很健全的軍人。

「沒有人不懷疑鄭昇和將軍與金載圭沒有牽連的。在陸總或國防部裡頭卻全然找不到兩人行動中有事前謀議的跡象。在時局對策會議席上，我認為鄭總長才是一個具有應忠於軍人本務信念的合理的、耿直的人物。他幾乎不干涉文人閣僚的決定，忠於依照大家意見行事的文人優勢之原則。」】

起用尹誠敏中將為參謀次長的背景

逮捕金載圭之後，我為了彌補中央情報部長的職務空缺，肅清內部，尤其顧及組織機能呈現麻痺狀態，於是基於戒嚴司令官的立場，先以電話口頭指示全在德次長代理部長職務。因此全次長根據情報部內之職務編制，由第一次長尹鎰均代理中央情報部長職務。身為第二次長的全在德本人告訴我，他會幫忙協助第一次長，要我向第一次長下達指示，這時我才知道另外有第一次長。我再打電話給尹第一次長，指示其尤其不可讓情報部的海外機能麻痺，並且做好國內機能的管制。這時是十月廿七日。

二三天後，盧國防部長商議說：「崔圭夏代理大統領要軍方推薦一名當中央情報部長，推薦誰好呢？」部長和我達成協議，認為要任命做新的中央情報部長者應該是：1.可以預防情報部機能麻痺；2.可以重整職員士氣；3.可以整頓內部，並且可忠於本務、勝任基礎工作的人。同時定下先由現役轉任，待政府安定下來則恢復軍職的原則，並檢討了幾位現役中將級人選。

我提到了李范俊國防部聯勤次官，部長認為軍需產業重要，難從該職位立即調走。文洪球合參本部長也想留任原職。自然而然考慮到國防部管理次官俞學聖中將與陸軍參謀次長李熺性中將等兩人。我問說俞中將如何？盧國防部長反駁說：「對於俞中將來不及了解他的過去。賦於如此重責，是不怎麼恰當的。」我也看出俞中將是位對於權力相當敏感的人。我是不想提起參謀次長李熺性中將，才提起俞中將。部長與我對於俞中將的評價一致，不得已推薦了李熺性中將。

我認為李熺性中將適合該職，同時他居參謀次長一職，對我而言又是位不可或缺的輔佐官，使我有些猶豫躊躇。當想到中央情報部的現況與李中將個人情況時，認為經歷中央情報部長重任是件光榮的事，而且數個月後歸建，有助於新的軍職，如此一來不可阻斷李中將的去路。因此達成協議，推薦他當中央情報部長。

我在服役期間，每當部下有人事問題時，儘管我本人多麼需要他，也會為了他著想，在對他有益的時候任其高就的。尤其特別留意為受教育的入學等事，決不讓其錯過時機。

當時在軍隊非慶尚道出身的軍官間廣布著一種不滿情緒，就是他們認為若非出身慶尚道，則對他們的晉升、任職有所不利。這種不滿在全羅道出身的軍官之間也流傳得很厲害。

根據我以中央晉階審查委員參加審查時的經驗，曾有故意在晉階審查用記載個人資料的文件上刪除出身道別欄的情形。不知怎麼回事，通過預頒晉階人數的一點五倍之人選審查後，調查這些人的道籍（省籍），竟常是全羅道出身者居少數。尤其准將晉階時更是如此。這些大部分在六・二五韓戰中或後入伍的，其自願晉階比率慶尚道居絕對多數，占晉階對象的六〇%，有時隨著情況也接近七〇%。一般人不懂自願晉階對象的比率，似乎只想到全部人口比率，所以認為慶尚道出身的軍官非常多。我當的是第廿二任參謀總長，當然在我之前的三名也都是出身慶尚道，而且都集中在過去的十三年間，故難免遭到誤解。

看當時首腦部會的人事組織，出身慶尚道的有國防部長、陸軍參謀總長的我、海軍參謀總長、陸軍第二軍司令官、空軍作戰司令官等。合參議長、空軍參謀總長、聯合司副司令官、陸軍第一軍司令官、第三軍司令官、海軍艦隊司令官^注1等非出身慶尚道，可是卻沒有一個是出身全羅道的。

基於如此的情況，所以我決心起用一出身全羅道者當參謀次長，貢獻於謀求軍隊的團結上。

由參謀次長的職責來看，若從中將人選遴選出來，則其對象是幾位出身慶尚道者或是一名出身江原道者。雖然在順位上不符，但我遴選了現任軍團長，出身全羅道的尹誠敏中將。我通知幾位中將人選聽取他們的意見，也沒提出特別的異議。於是政府在十月卅日任命李熺性為中央情報部長，尹誠敏中將為陸軍參謀次長兼戒嚴司令部副司令官。

首都警備司令官的人事

繼任尹誠敏中將軍團長位的，是首都警備司令官的全成珏少將；而曾是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的姜榮植少將為第六軍團長。兩人各晉升中將，並同時聘任。又任命陸軍本部教育參謀部教育次長張泰玩少將為首都警備司令官。完成這種後續的人事調動是根據判斷，到一九八〇年春是政府孱弱期，而將軍方高級幹部的調動限制到最低程度的方針。

這些人事調動中最重要的，是擔任漢城地域戒嚴軍任務的首都警備司令官職，因為警備司令官全成珏在一九七九年底以少將階級退休。他應該於一九七九年底轉任他職或晉升中將才行。

一九七九年夏，朴正熙大統領與國防部長、我等共坐一堂時說過：「全成珏將軍做警備司令官很久了，不是該給他晉升的機會嗎？」我保證會讓他晉階。此外，朴大統領也表示了要讓兩位老資格少將晉升。

那時陸軍的人事多少是遲滯不進。尤其在少將階級，一些陸官八期、九期、十期生，及遴選出身綜合學校者以及十一期生等，相當複雜。雖然晉升為少將的年限差別有一～三年，但彼此很近似。可以晉升中將的機會有一兩次，若讓大統領所提的老資格者與前述遴選的三名都晉升為中將，那非但阻礙了其他人晉升的機會，而且除少數幾位十期以前遴選出自綜合學校者或是陸官十一期生外，便很難晉升。

我認為樸大統領所囑咐的三名都得晉升是很困難的。首都警備司官全成珏少將當過保護總統的警衛室次長與首都警備司令官，對總統而言是一心理負擔，身為軍人很單純，當個野戰軍人也毫不遜色，所以我認為他是陸官第八期生的最後一位晉升中將人選，考慮提拔他晉升為軍團長，便向朴總統報告說全成珏將軍有足以晉升為軍團長的資格，保證下次有機會將給予推薦。

起用張泰玩少將為首都警備司令官是因他在准將時期，有當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經驗，而且他當第一線師長時發揮了極卓越的能力，是位既坦誠率直又有勇氣的純潔軍人。

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認為張泰玩將軍不適宜當首都警備司令官，要求我再做考慮。雖然盧國防部長也不很中意張泰玩少將，卻因無特別理由而無法反對。我想部長的那種態度或許因全斗煥將軍做了人物評論之故。至於全斗煥將軍，我想會不會是張泰玩將軍對他而言是一厲害的對手而反對呢？我依然促成其事，任命了張少將。全斗煥將軍於是一面說張泰玩將軍任命為警備司令官，很好；又一面改變口吻說：「我心想難道沒有更好的適當人選嗎？要求你再做考慮，看來似乎沒什麼特別人才的樣子。」

此外，打算一年並不再調動軍方重要職位。同時與部長達成協議：在政府改編時，推薦合參議長金鐘煥上將擔任適宜的要職，由柳炳賢上將繼任合參議長；並任命申鉉洙中將擔任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

我充分意識到軍方新陳代謝的必要性。似乎在政府安定而我下台時，陸官八期生、十期生會開始當軍司令官，而第十一期或遴選出自綜合學校者也會開始登躍軍團長。歷任參謀總長中，李應俊將軍與我除外，大概都在五十歲以前登上參謀長寶座。過去雖是草創期才如此，但我們軍隊卻也以正常的年齡階級層次鞏固其位。我只是為了軍隊人事的圓活新陳代謝而進行人事調動，絲毫無做強化自己根柢的打算。

同意政治發展計劃

廿六日的惡夢也還無暇抹去，而又面臨的問題為樸大統領的葬禮與決定政治發展的方向。在朴大統領國葬，軍方挑起有關護衛的責任。我任命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為負責人，要其準備做得毫無漏洞。國葬當天十一月三日，軍方為應付預料不到的騷動或不良的事件，加強警戒大費周章，有風聲鶴唳之勢。參加葬禮儀式者也僅有合參議長、海空軍參謀總長以及一些將星級軍官。我與主要參謀人員得堅守職務。

我在總長室觀看電視，腦裡浮現出故人生前的各種情形，不禁淚下。國葬在全國民的哀悼聲中結束，也沒發生什麼惡果。我於國葬結束的下午到國立墓地，在朴大統領靈前焚香祭拜，邊環視四周邊感嘆人生無常。

一結束朴大統領的國葬，國民的關心便慢慢地再回到國政方面，對於國政方向的討論也開始漸有了熱誠。國民關心似乎集中在「如何選出新大統領？如何進行國民期望的考慮？如何處置與緊急措施牴觸而投獄或收押中的所謂反體制者？」等問題。

我希望廣泛地討論這些問題。我想以崔代理大統領為中心，由政黨與國會代表以及在野黨的中堅政治人士來集結眾智定下原則，並向國民公開該原則。然後面參考有關這原則之輿論，邊一一實踐其細節事項。

十・二六事件以後，每天會聚在國防部長室的軍方首腦們的想法也是這樣。有一天（十一月三日前後），盧部長把我叫到部長室，一面傳給我內閣會議所討論的政府收拾時局方案，一面問我意見。其內容如下：

一、現行憲法在大統領任期、選舉方法以及緊急措施等各個部分未能獲得國民支持，所以應該修改。若要廣範圍集結隨修改而起的國民輿論，則需要一些時間。

二、修改憲法所須時間不可能是三個月以內，而是需要三個月以上，因此不得已要有為了修改憲法的臨時政府。具有這過渡性質的政府，其存在期間應限在一年～二年之間。崔圭夏代理大統領仍在該期間內領導過渡政府，於修改憲法之後，由新憲法選出總統，開始一新共和國。

我問說：「過渡政府的期限有必要兩年嗎？」

盧部長回答說：「最長是兩年，若在兩年內結束修改憲法與選舉等一切準備，則可盡快做個了斷。只是考慮到計劃程序不能順利的情況而定最長期限兩年的。」

我第一個同意了這些意見。我說：「向國民公布這個計劃，並往該方向推進是正確的。」拜託他事前通知其他軍方的首腦們。

我告訴陸軍裡主要指揮官們：「我會讓你們清楚了解的。」期盼軍人的政治立場中立的我，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想特別表露我的意見。除了完全與全國民所盼的方向相違以外，我絲毫也不想介入，或是為特定的政治集團事情而行事的。

在我了解的範圍裡，內閣所定的政治發展方向是與國家利益或國民輿論一致的。我決定做其後盾，以便讓計劃順利進行。並且基於國民的立場，我決心監督他們做到正直不阿地實踐；以及好好說服軍隊的主要將星級與校級軍官幹部，使軍方精誠團結。

當時在國內與我持不同想法的雖是少數，但一些軍人卻對政治過度敏感。也有人期待總長對政治發展大力行使其影響力。其中有幾位以要求會面或以書信向我提出有關政治問題的見解。我一向深信「國家與軍方的關係，軍方雖是國家不可或缺的機能，但當其本身對國家機能整體發生逾越作用時，該國家會變得極為硬性，因此有變質成獨裁軍國主義的憂慮，並阻礙國家發展。」

【十一月四日的《朝鮮日報》對參加完朴正熙大統領葬禮，於十一月三日離韓前夕的美國國務卿范斯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內容，做如下的報導。

美國務卿於三日參加故朴正熙大統領國葬，並與韓國高階層官員進行一連串的重要會談後表示；「本人確信韓國國軍支持現今的民間政府；對於某種外力的介入，將會採取保衛他們自己祖國的措施。」又說：「決定按憲法步驟由民間的政府當局井然有序地進行政治發展，這將可期待有個美好的未來。」

美國務卿離韓前在美國大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透過事先擬好的聲明發表說：「美國一再向韓國方面保證對韓國和平與安保的公約。我們堅定的信念是：韓國新政府將可以獲取韓國國民與全世界廣泛支持的姿態邁進。韓國雖然在往後面臨的時代裡成了實驗舞台，但本人深信在創造安定繁榮的未來上，會以和解與協調來共事謀國的。」

他還在韓國國民克服危機上，叮囑說：「美國是堅守友邦立場的。除了已知的韓美相互安保的措施外，在經濟方面也會維持緊密的協助關係。美國進出口銀行依照預定計劃仍繼續提供建設原子能發電廠的貸款。本月九日由負責經濟的古柏副國務卿率領的美國高級經濟使節團將抵韓，與韓國方面進行廣範圍的協議。」

崔圭夏代理大統領於三日下午從四點廿分到五點共四十分鐘期間，在中央廳的辦公室與范斯國務卿舉行重要會談。范斯國務卿在席上再次保證美國政府對韓的安保公約，一方面並轉達美國政府與國民對朴大統領去世表示哀弔。他還說：「本人對韓國國民如此了不起地應付危機深表敬意。」

崔代理大統領回說：「我們壓抑悲痛克服了面臨的困難，往後會更加團結，會克服國家的考驗。」】

我沒有見到國務卿，但在十一月三日接受使節團成員之一的美軍參謀次長倍斯禮貌性拜訪。倍斯上將擔任過美八軍司令官，跟我是老相識。我告訴他：「韓國國軍決不會捲入政治的。」

北韓的軍事力量超過我國，即使加上駐韓美軍也不足與其頡頏的，北韓確實具有強大無比的軍力。從目前情況來看，我比誰都知道我們軍隊縱使集中所有力量去應付北韓侵犯，難免要一番苦戰。並且確信在對付北韓的戰略上，軍隊決不可捲入其他事情裡的。

自願接受調查

我在大統領於十一月十日發表保證改憲聲明以前，已先分兩次召集了軍團長級以上的指揮官，在陸軍會館邊用午餐，我邊說明：「我們綜合了意見，是依照今日之憲法選出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為大統領，組成過渡政府之後，修改憲法選出新共和國大統領。應維護新共和國準備的過渡政府，其存在期間最長應不得超過二年，並盡快在一九八〇年中葉完成修改憲法工作，年底成立新政府。」

我又強調軍隊不得干涉政治。並說明：「我們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與民間政府的能力，國民政治意識的水準提高以及我們軍隊應付北韓侵犯等是多麼地吃力。」對巷裡流傳的，身為陸軍參謀總長的我是否與金載圭的犯罪行為有關聯的傳聞做解釋。我告訴他們十月廿六日晚上接受金載圭部長的晚宴招待，直到逮捕他為止的來龍去脈等。

國民對於發表金載圭罪行的真相極為期盼，而對於我是否有牽連也始終傳聞滿天飛。我多次向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將軍催促調查，叫他速發表罪行真相。契約搜查本部長要求我說：「請簡單地寫給我廿六日到宮井洞接受金載圭招待的經緯。」我指示說：「與其要我作好報告倒不如正式接受調查，請派位有能力的搜查官到我的辦公室。」

全斗煥少將說：「您忙得很，沒有必要這樣的。」不過，我決定在十月廿九日晚上於辦公室接受調查。當天晚上，陸軍法務監申福鉉將軍率同契約搜查本部的搜查局長李鶴捧中領與一檢察官鄭京植來到我的辦公室。我先將那天的經緯做了詳細說明，由檢察官做記錄後，再補充必要的質問，就以這種方式進行了調查，我說明的時候，檢察官做要點記錄。說明結束後，我告訴檢察官：「要詢問就問吧！」他回話說：「說明得很詳細，沒有什麼特別要詢問的！」調查便告一段落。他們接受茶水款待後離去，出去時告訴我：「明天將文件整理好再帶來請您過目，屆時麻煩簽個名。」

隔天晚上，李鶴捧中領與鄭檢察官帶來了做好的調查報告書，我念了一下。由於僅聽說明記下要點，猶似皮毛，與我做的說明略為不同，而且文章也不得要領，頗不妥當，要他們再修正。於是我再反覆說明要點，李上校與鄭檢察官邊向我表示道歉，且邊說將再做整理後明天帶來。我告訴他們兩人：「只補充或修改幾點即可，不用明天百忙中又專程過來，叫人送來吧！」

隔天晚上，我念了送來的調查報告，大體上與我說明的內容一致，文章與文脈上有幾處不滿意的，我修改了幾個地方然後簽名送回去。

這種調查過程在不久後的調查金載圭罪行時，成了主張我一面接受調查，一面又為了隱瞞自己罪行經三次反覆修改調查內容的把柄。同時作為向官兵宣傳他們主張的資料，來個偷天換日。

十一月六日，金載圭一伙的調查告一段落，可以發表真相了。我帶來公布的內容做一番檢討，然後向盧部長與崔代理大統領報告。我堅決地附加指示，要在公布的內容中加入對包括金載圭在內的犯人進行公開的軍事審判一項。全斗煥將軍雖然說：「即使『公開』一詞不放進公布的內容，原則上審判是公開的，所以不要緊，不是嗎？」但我為了唯恐會在其他情況下，與我一定要公開審判的想法背道而馳，堅決加入這一詞後公布。

六日晚上，由契約搜查本部長在陸軍會館發表了金載圭一伙人的罪行真相。內容中有懷疑罪行的背後是否還有什麼，於是搜查的重點放在這節骨眼上，但結果是件極單純的金載圭個人犯罪行為。這內容首先令我暗地膽顫心驚。

【公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全斗煥少將針對鄭總長的問題做如下報告。

——很多人提到鄭昇和陸軍參謀總長與本事件有關的質疑，您可以稍微詳細地加以說明嗎？

全少將：金載圭在事件當天下午四點五分左右，以電話向鄭總長約好晚上的約會。他想將鄭總長引誘到宮井洞，萬一事件發生後不能說服就要威脅他。
坐在開往陸總車內的鄭總長，金載圭一度想脅迫？或謀殺鄭總長而猶疑不決。就在換衣鞋之間來到了陸總的掩體。若仔細看公布內容，鄭總長的一舉一動是很清楚的。萬一鄭總長去了中央情報部的話，將會使國家更形混亂。我們知道同意朴興柱到陸總去的事，是金載圭與鄭總長兩人之間早已協商好的。

——請說明非常國務會議在國防部召開的理由，以及時間上延遲到事件發生後四個小時的理由？

全少將：盧載鉉國防部長與鄭陸軍參謀總長誤會本事件發生在青瓦台內而顧忌去那裡，加上判研中央廳安全上有顧忌，才在國防部舉行國務會議。
禁止通行後實施非常戒嚴是禁止通行期間並無什麼特別事故，怕驚動國民而如此做的。】

不想參與政權的創立

我起初確實樹立了軍人不干政的原則。傾注努力，不想在這政權空白期參與創立新政治權力的行列。我常常經由國防部長聽取意見，同時也傳達我的意見。

當然我這樣的作風被當時的崔圭夏代理大統領或關心政治的人士認為是很幸運的。我要是參與創立權力的過程，那便會有當個什麼職位的野心，所以我努力不去想。當時有許多人打電話要求會晤或者以書信，希望我在政治上行使影響力，甚至問我往後改組內閣時是否應推薦人才等言辭。前面我曾提起也有鼓勵我的人。

戒嚴司令部在十一月八日發布法令公告第五號，除繼續延長禁止通行時間的十三個都市中之漢城、釜山、大邱、仁川、光州、馬山等六大都市外，其餘的七個地域於八日起恢復以前的時間。

我發表當天的聲明，並明示戒嚴業務的執行方案：（1）不許一切不法示威與騷亂，也不容助長社會不安與混亂的盲目政治煽動，當然不允許一切對共產主義有利的輕舉妄動。（2）將一切對產業活動與國民經濟活動的不方便減至最低限度，並嚴懲使經濟秩序紊亂的不道德經濟犯罪。（3）徹底找出一切刁難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與不合理，並且嚴懲。

隨後我呼籲說：「當面臨這歷史性考驗時，希望我們國軍有效地完成戒嚴業務，早日專心在軍隊本務的保衛國土上。因此，盼各位國民給予積極協助。」

處理李在田的問題

我認為十・二六事件的搜查不管職位高低，要是有嫌疑者就得調查到底。十月廿七日全斗煥少將被准許調查金桂元總統秘書室長。金室長打電話問我：「檢察官來要我去一趟，怎麼辦？」我回答：「案件極重要，您得給予協助才行。」金室長四天後被拘押。我心裡認為他沒有罪，希望在審判過程裡會有個水落石出。

李在田將軍原任契約參謀會議本部的本部長，後由總統警衛室長車智澈於一九七八年起用為警衛室次長。他是被派到青瓦台服務的現役軍人當中最好的一位。車智澈室長為使其對軍方的影響力增大，乃在現役將軍中考慮其能力與階級而提拔身負合本部長重責的李在田將軍為次長，把一少將級將領納入其部下。

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將軍向戒嚴司令官的我做了如下建議。

「十月廿六日事件發生的當時，李在田身為總統警衛室次長，他知道總統被殺的事實以後，斟酌到無法從車警衛室長處得到任何指示。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僅不採取適當的措施，而且也不跟部下商議或通知他們。這分明是棄職罪，應控告他，以辨其罪之有無。」

我認為這事像大統領被殺一樣重大，儘管只一點起疑的人也決不遺漏作為調查對象的作風是對的，所以答應他調查，准許調查後的第一天，全斗煥將軍報告進行調查李在田的狀況。

「李在田知道總統被殺的事實而不採取什麼措施，顯然是怕另一位次長金復東少將知道後，會採取某些行動而保持秘密，故應該拘押，進行徹底調查並交付軍事審判。」

我對是否值得拘押多少有些疑心，但仍契約搜查本部長的建議，准其拘押。我在進行有關李在田將軍的調查期間，曾多次提醒全斗煥將軍說：「李將軍是現役中將，要是他沒有參與罪行就不可違禮或無理。」

我風聞搜查機關用非科學的方法進行調查，並加以拷打刑求的傳聞。我知道全將軍與李在田將軍的關係一向不怎麼好，所以特別表示關心，多次督促他要進行公正、合理的調查並趕快結束。對李將軍進行調查期間，合參議長金鐘煥上將私下擔心地對我說：「在李在田將軍的調查內容裡，是否有表明特別的過失？」他還說李將軍平常是位了不起的人，表示很憂慮。我說：「正在進行調查，要視其結果處理，似乎不用太擔心也可以的。」不久後調查一結束，契約搜查本部便向我報告結果。我立即叫陸軍本部法務監申福鉉來確認移交調查報告書。我問他：「可發現需要運交軍法會議的主要過失嗎？」他報告說：「得須更詳細檢討才知道。照目前來看，似乎不像有法律上大問題。」

我指示說：「站在既客觀的立場及純粹的法律基礎上，你做個公正的檢討並提示幾項處理原則。」身為戒嚴司令官的信念是想保持公正立場，雖然契約搜查本部調查姿態似乎有點過火，但我打算仍舊接受檢察官的立場，叫軍事檢察官做個公正檢討之後，報告其結果並做處理。在軍事檢察官審理李將軍事件的期間，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柳炳賢上將也極擔心地說：「李將軍事件將會做何處理呢？」

我告訴他說：「我充份了解柳上將的心情。我的心情跟您一樣，希望李將軍無罪，以至今聽取的調查報告內容來看，似乎不會移送軍法會議的。但恐怕難免其道義上的責任，或許會被移送軍懲戒委員會。」

他高興說：「太幸運啦！」他希望這麼了斷。

不久，法務監報告審理李在田將軍文件的結果，結論是「李將軍為警衛室次長，當天從金桂元室長轉知總統於酒宴上發生事故死亡。當國務總理與總統秘書室長等人正討論善後處理，要求李將軍莫輕舉妄動，順其自然。這可視為李將軍棄職，但在法律上多少有些勉強；又因棄職而勉強起訴，也不可能強制執行一～二年以上。因此有起訴擱置、延緩起訴與起訴三案，其中似乎以第一與第二案較妥當。」

客觀地看李將軍的立場，正如契約搜查本部長全將軍等一些人的主張，身為警衛室次長的李將軍，要是聽到金桂元秘書室長的話立即憑自己個人決定，真的移動警衛室兵力展開襲擊中央情報部的話，則反而成為無視法律秩序的行動，可能更成為問題的。

警衛室是大統領直屬。要是大統領有無法執行其職務的事故，則依據憲法規定，自然由國務總理接收其責任與權限。國務總理早已知道大統領發生事故的事實，正為處理善後焦頭爛額的時划，這種個人行動便與恢復大統領安全毫不相干，反而只是違反國家法律秩序罷了，我判斷認為：「與其針對法律問題，倒不如過問一警衛室副負責人對發生大統領被殺害的道義責任，這反而較適宜安當。」我決心採取「起訴擱置」，將李將軍送交懲戒委員會處理。於是叫參謀次長尹誠敏中將成立中央懲戒委員會審理李在田事件。

幾小時後，尹中將做了如下報告。

「依據懲戒委員設置法，若懲戒對象編入預備役時便沒有懲戒效力，故將其本人編入預備役就不用召開懲戒委員會。在成立懲戒委員會之前，把李將軍編為預備役如何？」

我馬上指示照辦，並告訴尹中將叫李將軍接受編為預備役。十二月五日釋放的李將軍提出編為預備役人員，於是結束了該事件。我也向盧國防部長報告了該事件處理措施，他沒有異議。

與李將軍事件無關，我著手縮減日益肥大臃腫的總統警衛室組織與機能的工作。任命鄭東鎬准將為警衛室長，把次長是中將級的警衛室編制降級。指示討論警衛室長以護衛為目的，沒有大統領命令也可指揮首都警備司令部的兵力。在這次人事調動，警衛室次長金復東少將轉任某軍團副軍團長。我知悉金少將平時努力想不去關心政治，是位純潔的軍人。

推辭參加時局對策會議

每天上午崔圭夏代理大統領主持的時局對策會議，先由各部會做簡單的業務報告，接著自然討論起國政的主要方針，因此言論或國民的關心幾乎都集中在這個會議。我數天間參加了，雖然參加這個會議會有助於我了解全盤國政，以及有助於遂行做戒嚴司令官的任務。但是我屢想逃避參加會議，認為應隨需要參加。我以為現今政治權力的脆弱性會成為一顧慮的時刻，應提升以崔代理大統領為中心的政府威信，並應克服這窘局。我也想為此政府不應看軍方眼色行事；又了讓言論或國民認識到軍方退出政治，身為戒嚴司令官的軍人若是該會議能順利如期召開，則不去參加較好。

最近行政部門甚至連法院在執行與戒嚴公告法令無關的一般管轄業務時，或向戒嚴司令部要求業務指示，或因沒下達指示的理由而不去正常執行職務，這種案例彼彼皆是。或許他們誤解戒嚴司令部在政府之上，協調、控制國務；要不然就相信它是實質的權力中樞，看其眼色。這真是令人無法理解的態度。

所以我認為應盡快改變這種錯誤的認識。應該讓大家了解現在的戒嚴司令部，並不像過去的中央情報部或青瓦台秘書室一樣地監督政府、指揮政府的；它是在代理大統領的指揮下，受國防部長的監督，並只憑戒嚴法令公告執行必要事項的機關。

基於這些理由，大約一週以後我便決心不定期參加早餐會議，並且事前取得國防部長的諒解。然後，我在早餐會議上向崔代理大統領說了如下的話：

「參加早餐會議到現在，沒有特別討論到與執行戒嚴業務直接相關的案件，也沒有什麼特別應與參加的部長先生直接協調的，而戒嚴業務的報告也由國防部長擔任，所以請容許我只在必要時出席。只要要我參加，我將隨時來出席。」

崔代理大統領邊反覆看了我與國防部長，邊猶豫不決是否要答應，看來好像等待國防部長提示意見。國防部長因已事先與我協商了，所以說：「他那樣做也沒關係的。這裡討論的問題中，對戒嚴司令官有需要的部分，我將直接轉告戒嚴司令官。有重要事情時，叫戒嚴司令官來參加就可以。戒嚴司令官很忙，請最好照戒嚴司令官的要求答應他罷！」

崔代理大統領邊笑邊答應說：「這似乎不錯，就照辦罷！」

藉參加這早餐會議之機會，知道了申鉉碻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長的偉大人格與誠實的人性。從申副總理的話裡找不到權謀術數或訣竅，總是表現出真實與正道。尤其不忘基於國民的處境考慮一切，也不曾迴避自己的責任。

金致烈法務部長為人也很細心，有著一絲不苟的法律見解，其發言便提示了確實、清楚的意見。我在許多會議席上看到身居要職的人物始終說話含糊，迴避對自己的發言負責，而可以隨對象做各種不同意味的解釋。與上述兩位部長相形之下，印象頗深刻。

崔圭夏代理大統領囑咐我說：「會議上需要時，一定要來參加。」

我回答說：「只要隨時召喚，我會立刻來參加。」

事實上，雖這樣獲得諒解，但一兩次後就幾乎每天召喚，結果成了每天參加。

每當有機會就向陸軍本部的親近參謀強調說：「我們不是革命，所以不可有行政上繳白卷的時候。」

【他這樣告訴記者：「只不過是朴大統領因事故死亡而已，不是憲政的中斷。讓人誤以為戒嚴司令部就像引發革命的革命司令部一樣，真糟糕。甚至像教育部之類的地方，為了使大學生鎮靜下來，要求戒嚴司令部向大學校長們下達些什麼指令，真是荒謬透頂。或許學生們闖下違反戒嚴法令公告的事項，但這種事發生之前我就是戒嚴司令官，連大學校長指導學生之事，也要由我插手去下達某些指令嗎？在中央情報部或大統領秘書室之類的地方，常常連芝麻小事都要管，須一一取得其指示才行。若沒有取得那些指示，單方面做下去，到頭來總會受到責備。我想是如此習以為常，似乎以為從戒嚴司令部取得某些細部指令或受其管制，行事會較安全。我想這種也該避免，將活力貫注到政府……總而言之，我認應該協助以崔代理大統領為中心的政府，所以才做如此建議。」】

巡視麾下部隊，強調軍隊的中立

我在十・二六之後召集了軍團長以上的主要指揮官，向他們說明大統領被殺的經緯、往後預想的政治發展以及軍方的立場，指示他們要好好管教官兵。

朴大統領葬禮結束，社會對於政治發展的關心日漸高漲，但社會的氣氛暫時維持了安定。我深信軍方對政治發展的見解可盡快一致。而且軍隊心無雜念地，只傾心傾力於防衛國土的任務，這是比任一件事都重要的課題。我從十一月六日起下到隸屬部隊去巡視。

巡迴是以軍團為單位，先訪問了軍司令部。而且於軍團管轄的中心地域之師團司令部，集合隸屬軍團的全部團長以上指揮官與上校以上參謀，做一個小時左右的訓話，以便表明我的見解。然後與全體與會人員舉行懇談會，採用聽取對方意見的方式。

最先巡視的地方是第三軍司令部。上校以上的所有軍官集合在司令部會議室等待。我從直升機上走下來，接受該軍司令官李建榮中將的迎迓。由李司令官的引導進入司令官室，聽取有關該軍狀況與參加人員等報告。我在會議室做了如下的摘要訓話（恐怕該訓話的錄音帶尚留在該地）。

「十月廿六日晚上，我們嘗盡了我國獨一無二的偉大領袖朴正熙大統領離我們而去的悲痛。這也是因蒙受故人恩寵的一位部下之背信與無知而釀成的哀痛。」

大致以這樣的內容開始訓話。說明有關讓我們失去偉大領袖的金載圭罪行內容；雖然失去了領導者，但是我們不陷於絕望，我們國民以高水準的知識與勇氣、政治的智慧克服了這困境。我還說了下列的話：

「這和過去五・一六的時候不同。從我們國民的政治水準、經濟能力以及技術水準等來推論，我確信可以使國家更形發展。我們軍方應該集中全部力量在與北韓大決鬥上。所以軍方應將一般社會的政治或經濟等部分託付國民，而傾注所有軍隊的力量去對付北韓的侵犯，保障國民安心樂業，而且能奉獻於伸張權益。萬一軍方深入干預政治，將會使國民不信任軍方。遭致國民不相信的軍方會蝕化戰力，對付北韓也會變得困難，政治遭到混亂，經濟遭遇再度從自立自主的門檻後退的困境。軍方應堅守政治中立，將政治託付給國民，而我們軍方以鞏築國家防衛線來克服為了政治發展而生的陣痛。我總長將持守這信念。所有官兵以我為中心，團結一致，機智地克服這混亂局勢吧！」

結束訓話後與各指揮官歡談時，我一再強調軍隊應忠於本務。尤其強調國民的耳目集中在出動戒嚴的兵力上，所以軍紀要嚴正，不可做出絲毫受到國民指責的行動。看起來軍中的高級幹部與我的信念頗有共識。似乎都以肅然的姿態真摯地接受了。沒有一個人道出不同意見。每個人都同時懷具緊張與戒慎。

我按照預定，結束巡視第三軍司令部與其隸屬軍團，再巡了第一軍司令部與隸屬軍團。巡視第二軍司令部的情況，將師團長級以上的指揮官與司令部上校以上軍官集合在大邱的軍司令部談話。

此後也隨時下指示，強調有關確立軍紀與大國民風度的警覺心，以及軍隊忠誠於國家的任務等。

主要指揮官會議首次上電視

十一月廿四日在陸軍本部會議室舉行全陸軍師團長以上的指揮官會議。這是一個分析、討論宣布戒嚴令後的國內局勢以便使主要指揮官們明白，並且以分析預料到的政局展望，釐訂對應這展望分析的幾種對策為目的。

十・二六以後，對於身為戒嚴司令官的我有幾種流言蜚語。那就是十月廿六日晚上金載圭殺害朴大統領時，我在與殺害地點相同圍牆內的宮井洞金載圭部長辦公室建築物內，而在殺害後又與金部長同車到陸軍本部，這些不就是與金部長事前共謀的證據嗎？所以也有我正被某機關拘禁，接受調查中的說法。也有流傳說因此在電視與報章的報導裡全然沒見到戒嚴司令官的影子。

我接到報告說這樣的流言蜚語正傳布在國民之間。我想以對金載圭進行公開審判做為解疑，而不去大費周章。有一部分為我擔心的指揮官與參謀們絞盡腦汁，勸我不管使用什麼方法，應趕快洗刷國民的誤解。同時勸我應該常出現在電與新聞報導。

我原本不愛那樣子向外暴露我自己。尤其像這次的政治難局，若因戒嚴司令官的重責而引起國民注目，則成為私底下將我自己往權力中心推進的局面，所以慎重考慮利用傳播媒體。一部分參謀認為連自然的報導也迴避，會造成助長流言蜚語的結果。所以准許在這種指揮官會議的情形，適當地做電視與報章的攝影報導，我和主要指揮官的容貌於是被報導於全國各地。

會議結束後的討論時間，幾位指揮官有如下的詢問：

「我們目前教育官兵有關維新憲法的優點與其本分，告訴他們應當遵守該法。現在該如何教育官兵說該憲法不合宜而應修改的政府方針呢？告訴他們現在沒有必要維新嗎？這樣子的話，我們指揮官們不是有昨天與今天告訴士兵的話互相矛盾的難題嗎？」

我回答說：「制定維新憲法的當時雖有其妥當性，但漸漸暴露了其問題點，因朴大統領去世而沒有了其存在依據。所以集結民意，往矯正維新憲法的問題點方向修改憲法，我想沒有理論上的矛盾。」

【廿四日上午，戒嚴司令部在陸軍總部會議室召開戒嚴司全國指揮官會議。會中評價該期間的戒嚴工作，及討論往後戒嚴工作的方向，並以堅定的信念與救國的決意盡力完成賦予的戒嚴責任。

由鄭昇和戒嚴司令官主持的這天會議，參加者有負責施行戒嚴的各軍司令官、軍團長、軍管區司令官、各師團長、陸總一般參謀與戒嚴司全體參謀等數十名。

宣布戒嚴後召開全國指揮官會議，這次是屬首次，這天會有契約搜查本部的國內外情勢報告、治安處的戒嚴根據與現況說明、戒嚴司第二部長的有政局展望與戒嚴政策報告、有關戒嚴部隊的再配置與營運報告等長四十五分鐘的報告。接著討論與確立戒嚴業務的當前狀況，以及往後戒嚴司要努力的工作方向。

全國指揮官會議確認該期間努力執行戒嚴，是一致響應國家層次的責任與國民渴望，並且克服危機。同時全軍保證以堅定的信念與救國的決意盡其戒嚴之責。

鄭昇和上將透過訓話囑咐全體指揮官三大戒嚴根本：（1）維持國家安保與法律秩序；（2）確立為經濟持續成長的經濟秩序；（3）為確立社會紀綱所賦予的任務竭盡心力。

在結束一個小時十五分鐘的會議後，全體參加會議的指揮官由鄭昇和上將引率，到國立墓地去參拜故朴正熙大統領陵寢。

戒嚴司令部於十一月廿五日發表戒嚴法令公告第九號。並宣布於廿六日中午十二時起，取消根據戒嚴法令公告第五號第一款的延長禁止通行措施，恢復十月廿六日宣布戒嚴以前的狀態。

戒嚴司令部於十一月八日將漢城、釜山、大邱、仁川、光州、馬山等六個地域的禁止通行時間改為下午十一時到凌晨四時，比從前只延長了一個小時。而行政單位「面」以下地域從十月卅日，其他地域從十一月二日起恢復宣布戒嚴前的情況，因此延長全國禁止通行的措施只實施卅日便復歸舊狀。

當時的戒嚴治安處長是金晉基陸軍本部憲兵監（准將）。他證言說：「戒嚴司一開頭便根據本次戒嚴不應對民生造成妨礙的原則，轉移向解除延長禁止通行時間、學校停課措施、限制集會等戒嚴當初的政策。」可是，政府反而比戒嚴司更積極期望延長各種管制政策。沒有發生可憂慮的治安騷擾事件。有小規模的示威等，但未能得到大多數國民與學生的支持。

戒嚴司令部於廿七日下午發表：「逮捕或通緝了十四名國立漢城大學學生。他們是於十一月廿二日與廿三日分別在冠岳校區與水原農學院校區散發『為校園民主化的聲明書』與『實施早期修改憲法與總選舉』的傳單，有意煽動校內暴亂。逮捕的八名學生中，四名主謀者以涉嫌違反法令公告一號第一項（禁止不法集會）被拘押；有六名被指名通緝。另一方面四名只是單純參加者，給予警告後釋放。」

十一月廿二日中午十二時卅分左右，在冠岳校區的校內餐廳裡，有三名分別是數學系、經濟系、體育系學生向正在用餐的兩百多位學生散發、朗讀「為校園民主化的聲明書」與「實施早期修改憲法與總選舉」的油印傳單後逃逸。

隔天二十三日下午，又有一法律系學生向結束軍訓課的五十多名法律系同學朗讀上述聲明書，然後做鳥獸散。

戒嚴司又於十一月廿二日以涉嫌違反法公告第一號第一項為由，拘押「韓國政治犯同志會」的六十九歲牧師。】

決定擁戴崔大統領

國務委員們經深思熟慮誰是足以向國民保證並履行政治發展計劃的英才後，於十一月初下了結論，認為目前代理大統領職務的崔圭夏國務總理是最不成問題的人物。盧載鉉國防部長轉告我這樣的意思。

我相信這方案基於目前的時局是可行的最佳方案，又可受到國民充分的支持。我同意那方案，並保證由我去使陸軍人員理解其事。我告訴盧部長：「也請通知合參議長與海空參謀總長。國務委員們團結得好，請說服崔總理罷！」

盧部長說：「看來國務委員們觀察我的眼色，崔代理大統領是位對政治沒有野心的人，暗地觀察一下，有推辭的眼色，似乎非好好地說服不行。」我們兩人對崔代理大統領的人品等等交換意見，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認為「他是位沒有繼續抓緊權力野心的人，這一點才是不偏不倚最適宜，這樣一來才能使為國為民謀福利的一部新憲法誕生，也可使過渡政府的期限縮短。」我們強調過渡政府，亦即為了制定新憲法的政府期限應是一年前後，最長不可超過二年。並且達成協議，盡量向國民保證這一點。

國防部長盧載鉉是位態度與行動都很誠懇的人。一點也找不到為自己鋪路的野心或傲慢等劣習，反而為人謙虛客氣，替其他國務委員或崔代理大統領著想。

隔天，盧部長取得了崔代理大統領的同意，並告訴我國務委員們達成了協議，要這麼推薦崔代理大統領。

【代理大統領職務的崔圭夏國務總理於十一月十日發表了政府方針：「將於現行憲法所規定的時日內，依據憲法所制定的程序實施大統領選舉，並將政府移交給新選出的大統領。」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大統領出缺時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於三個月內選舉繼承人。下任大統領選舉的法定時限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五日。崔代理大統領於當天上午九時卅分在中央廳第一會議室，利用電台、電視廣播向國民發表「代理大統領有關時局的談話」。其內容有改進代理大統領職務的意見，即新選出的大統領不做滿前任總統的任期，並應以現實情況於盡快時日內修改憲法，再根據該憲法實施大統領選舉。

崔代理大統領強調說：「相信這是對希望安定的國民心願的一種呼應，是著實發展我國民主主義的最明智大道與原理。」他向國民囑咐說：「大家一起以希望和平、安定、發展的忠貞去防止中斷憲政的不幸，以相互信賴與自製和睦去克服難關！」】

向國民發表了如此的政府發展政治計劃，當然大致獲得國民支持，而軍隊也沒有人提出什麼特別異議。到這時雖無正式發表誰會當過渡政府的大統領，但中央的政治人士已知道會擁戴崔代理大統領的。

另一方面，政府在推進政治發展計劃下，似乎也針對因違反大統領緊急措施法被拘押者與因有罪被監禁者等人該做何處理的問題深思熟慮。經由盧部長轉知或我直接聽到總理官邸早餐會所討論的來推測，似乎政府早已釐訂好釋放政治犯的方的方針，只是針對其細節在費心而已。

終於公告了大統領選舉日子，選舉管理委員會也接受候選人登記。

另一方面，民主共和黨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座落於南山的黨部依序召開所屬議員總會與黨務會議，並達成協議選出因朴正熙總統去世而出缺的黨總裁繼承人，全場一致選出該黨總裁常任顧問金鐘泌為總裁。

金總裁繼鄭求瑛、朴正熙總裁之後為共和黨第三任總裁。他於十四日到戒嚴司令部拜訪我。

挽留金鐘泌總裁出馬

在大統領候選人登記截止的前幾天——十一月十五日，從總理官邸來了電話，要我今天一定得趕去參加早餐會。我擔心是不是有什麼事，立刻趕了過去。到早餐會場一看，參加者有我和早餐會成員。那天早上主要的論點是金鐘泌先生的問題。內容是「民主共和黨的一些強硬派議員積極主張要金鐘泌總裁出來登記為大統領候選人，氣勢凌厲；今天將要召開的共和黨議員總會好像會通過這提議。」他本人也不置可否，只觀望趨勢發展。金鐘泌先生早已諒解國務委員擁戴崔代理大統領一事，萬一這樣下去，會使他成為背信者，而且招致政治發展計劃一出航便觸礁的結果。

討論這對策的結果，決定由副總理申鉉碻和內務部長具滋春負責去說服共和黨議員們，要他們別做那樣的事。金鐘泌先生也強調：「已是相互體諒的事項，尤其軍方也是贊成的事。現在大家反覆無常就難做了。」與會者暫時樂觀以如此的說服工作會將局勢收拾好的。

我跟盧國防部長同車，從總理官邸回到陸軍本部。我向部長表示意見說：「怎麼說也是擔憂，不如以身為戒嚴司令官的我從旁向共和黨幾位重要議員建言來得好。」

我回到辦公室是在共和黨議員總會開會之前，我向共和黨事務總長吉典植與政策委員會議長張慶順分別打了電話。議長行蹤不明無法通話，但我向事務總長拜託說：「據我所知，所有政界的重要人士都已協商好推戴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為新大統領。現在這麼一來，共和黨指派大統領候選人只會招來政局的混亂。請好好說服與協調，決不可發生這種事。」

事務總長回說：「以黨的立場來說，這次總會討論候選人之事是無可奈何的。因為這是有需要誇示黨的團結。不過總裁絕不會去做候選人的。我很明白鄭總長的意思。我也會向總裁或其他人轉達意思的。您安下心來吧。」

這事給我的印象是金鐘泌共和黨總裁想向黨員們誇示自己得人心的一場政治戲。那天共和黨議員總會通過擁戴金鐘泌先生當大統領，而後由金鐘泌先生以不允諾的形式放棄候選人資格。

全將軍建議說服議員

到了大統領候選人截止登記為止，只有崔圭夏先生一人辦妥，成了唯一的候選人。開頭便有一些擔憂人士預測統一主體國民會議議員的投票結果，掛慮一人候選，至少也得要有九〇%以上的支持。戒嚴司令部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少將也是其中之一，向我做了如下建議：

「應該事前說服議員，說服到有九〇%以上的得票率才行。若順其發展，即使當選也只是超過半數，那麼面子掛不住的。這麼一來，也難強而有力的統治，所以不可袖手旁觀不去管。我過去在中央情報部做事，站在今天的立場我說中央情報部無法勝任此事。我將盡力推薦保全司令部重要人員做此事。只要這麼做，可以九〇%以上的壓倒性當選的。」

我回話說：「只要當選便可，不必非得九〇%以上不可。即使不插手，以議員的自由方式是不會落選的。若施加壓力，落得給人說是不公正選舉，反而不正大光明。尤其結果變成軍方干預選舉，就會不利於往後的政治發展，所以請勿做出讓人誤解的舉動。」

全將軍說：「放任警察，也可能有做出別的舉動，所以我會好好監督警察，誘導出好結果。」可是我指示說：「無論誰都要好好監督，讓誰都不得妨礙選舉、不得做出毫不相干的惡作劇！」爾後有關這問題就閉口不再提起。

【統一主體國民會議於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時起，在漢城市獎忠體育館舉行第三次會議，開幕式有議員與閔寬植代理國會議長、李英燮大法院長等三部會重要人員，以及駐韓外交使節等二百多位國內貴賓參加。先聽取朴英洙事務總長有關議員出席狀況報告與候選人登記狀況報告，而後由會議營運委員會指派三名委員報告。

隨後舉行補朴正熙大統領去世空缺的第十任大統領選舉。候選人只有代理大統領崔圭夏先生一名。參加投票的議員共二千五百四十九名。有資格議員原計二千五百六十名，其中十一名缺席。

議員從上午十時四十一分起開始投票，以十一個市道別在二十個投票口圈選後，將選票投入票箱內。投票於當天上午十一時卅分左右全部結束，並於中午十二時廿六分發表開票結果。結果崔圭夏候選人得到參加投票的代議員之絕對多數票（贊成二千四百六十五票，無效八十四票）當選。

崔大統領當選後立即開始其任期，原本可以做完朴大統領的殘餘任期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但是他根據過去的「一一・一〇特別談話」，不做滿殘餘任期，而負責於盡快時日內修改憲法，實施第十一任大統領選舉與國會議員選舉，並移交政府給新大統領。

崔大統領透過當天當選談話說：「現在我們正面臨國內外的大考驗。」並保證說：「本人將傾注最大努力，借全國國民的團結與協助打開國家的難關，圖謀民生的安全與經濟的安定成長，同時完成與經濟、社會的成長相呼應的政治發展。」】

註釋

志晚：同第一章。原譯誤作「致晚」。
白石柱：（백석주，1923-）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南道晉州人。陸士8期畢業。歷任第八師團長、駐美使館武官、陸軍大學總長、國防部軍需次官補、陸士校長、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
治安本部長：治安本部為內務部下屬管理全國警察的機構，治安本部長為韓國警察的最高負責人，授治安總監警銜。現在該機構更名為警察廳，負責人為警察廳長。（內務部亦更名為行政安全部）
戒嚴司：即戒嚴司令部的簡稱。原譯誤作「戒嚴師」。
自由黨：（자유당）是1951年末李承晚為了參加第二屆總統大選組織的政黨，由韓國獨立元老李范奭組織，其基礎是朝鮮民族青年團。該黨一直執政至1960年李承晚在4・19革命後下台為止。朴正熙發動5・16政變後強制解散自由黨，部分前成員後來過渡至朴正熙的民主共和黨。
民主黨：（민주당）是1955年由反李承晚勢力組成的政黨。前身是1949年組成的反李承晚政黨「民主國民黨」。領袖為中右派政治家申翼熙。1960年4・19革命後，韓國國會進行修憲進入內閣責任制的第二共和國時期。民主黨通過選舉獲得了勝利，由張勉組閣，成為實際領導者。5・16政變後被朴正熙強制解散。1963年在女政治家朴順天的主持下重建，但部分舊派系成立了民政黨支持尹潽善與朴正熙競選總統。失敗後，民主黨和民政黨以及部分小黨派合併，成立第三、四共和國時代的第一大反對黨——新民黨。
共和黨：全稱為「民主共和黨」(민주공화당)，是朴正熙在5・16奪權後為了合法執政於1963年所組織的政黨。當年朴正熙在大選中獲勝後，該黨一直作為韓國執政黨統治，領導了「漢江奇蹟」。主要領袖除朴正熙外，還有朴正熙的兩個侄女婿金鐘泌與金龍泰。朴正熙遇刺後，金鐘泌作為領袖主持大局，但很快在全斗煥奪權後被軟禁，民主共和黨也隨之解散。部分成員過渡至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
維政會：全稱「維新政友會」（유신정우회），是由部分韓國國會議員組成的準政黨組織。由於朴正熙在1972年的「十月維新」政變後成立了統一主體國民會議，撇開國會和民眾專門用來選舉總統，維政會成員就是由該會議選舉出來不加入民主共和黨的議員，主要工作也是為樸正熙的統治製造政治氛圍。1980年第五共和國憲法生效時，維政會與統一主體國民會議均被廢除。
維新體制：（유신체제）是指在韓國第四共和國憲法之下，朴正熙以緊急狀態為名實行的獨裁政治，並頒布宵禁直接影響國民生活。其背景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略收縮，使朴正熙擔心北韓會在中國的支持下再次南侵，並以此為藉口在1972年10月發動政變，以修憲成立了第四共和國。該體制下為了選舉總統在國會外專門成立了統一主體國民會議。而朴正熙的總統權限在這種體制下擴張到了極大範圍。朴正熙遇刺後全斗煥奪權上台，並通過了第五共和國憲法，雖然較朴正熙時代有所放鬆，但維新體制的獨裁性質仍未改變，直到1987年6月民主抗爭後才算正式結束。
崔代理大統領：「代理大統領」的韓語漢字寫法是「大統領代行」，因此當時的崔圭夏一般被稱為「崔代行」。
指導力：韓語/朝鮮語中的「指導」就是領導的意思。「指導力」就是領導力的意思。「指導者」就是領導者、領袖的意思，如北韓的金日成、金正日通常被稱為「偉大的指導者同志」。
尹誠敏：（윤성민，1926-2017）原譯誤作「尹聖敏」。韓國陸軍大將，全羅南道務安人。陸士9期畢業，歷任駐越司令部參謀長、第5步兵師團長、陸軍本部人事參謀部長，1977年晉升為中將，任第3軍團長。
李范俊：（이범준，1928年05月30日～2007年11月30日），韓國陸軍中將，江原道江陵郡人。長期從事軍備與軍械管理工作。1979年時為國防部國防產業次官補（文中「聯勤次官」的韓文寫法）。
聯合司：即韓美聯合司令部。原譯誤作「聯合師」。
注1：鄭昇和列舉的這些軍方人物的出身籍貫如下：
國防部長盧載鉉：慶尚南道馬山人；
陸軍參謀總長鄭昇和：慶尚北道金陵人；
海軍參謀總長金鐘坤：慶尚南道密陽人；
第二軍司令官陳鍾埰：慶尚北道迎日郡（今浦項市）人；
空軍作戰司令官金相台（김상태）：慶尚北道清道人。

合參議長金鐘煥：京畿道水原郡（今華城）人；
空軍參謀總長尹子重：黃海道海州人；
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柳炳賢：忠清北道清州人；
第一軍司令官金學洹（김학원）：平安北道江界人；
第三軍司令官李建榮：江原道寧越人；
(海軍艦隊司令官不明)
參謀次長：原譯誤作「參謀總長」。綜合上下文看，此處應該為「參謀次長」。
全成珏：原譯誤作「全成各」。
姜榮植：（강영식）1930年生人。原譯誤作「姜永植」。
張泰玩：（장태완、1931年9月13日～2010年7月26日）原譯誤作「張泰瑞」，正確漢字應為「張泰琓」（一般也寫作「張泰玩」，因「琓」為韓國生造漢字，華語世界不用）。韓國陸軍少將，慶尚北道漆谷人。陸軍行政綜合學校11期畢業，曾任5軍團參謀長、首警司參謀長、第26師團長、陸本教育參謀部次長。1979年11月任首都警備司令官。
綜合學校：即陸軍綜合學校，為韓戰爆發後韓國國軍為培養短期軍官而設立的士官學校。從1950年8月15日開校到1951年8月18日結束，共培養7288名基層軍官參與韓戰。
第一線師長：張泰玩曾任第26師團長。
李應俊：（이응준，1890年8月12日～1985年7月8日）韓國陸軍中將，平安南道安州郡人。日本陸士26期畢業，曾作為特務在十月革命後前往外東北地區刺探情報。中日戰爭期間曾在中國負責後勤事務，參與過圍剿山東八路軍。二戰後參與大韓國軍的創建，1948年出任韓國首任陸軍參謀總長，此後歷任3師團長、5師團長。韓戰時歷任水原地區防衛司令官、全南編成管區司令官、馬山地區戒嚴司令官、陸軍大學總長、第1訓練所長。
李應俊是韓國陸士前身「軍事英語學校」第一期最後入學的學員（他的女婿李亨根則是第一號學員，故軍官號也是韓國陸軍第一號，即10001號）
范斯：賽勒斯・羅伯茨・萬斯（Cyrus Roberts Vance，或譯為范錫，1917年3月27日～2002年1月12日），美國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陸軍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務，第57任國務卿。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譯名為萬斯；中華民國官方譯名為范錫。1917年3月27日出生於西維吉尼亞州克拉克斯堡，1939年獲得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42年獲得法學學士。1963年，他獲得馬歇爾大學法學博士。1947年後，萬斯在紐約擔任律師工作[1]。1957年，萬斯在時任參議員林登・約翰遜的舉薦下進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工作，協助起草了《國家航空暨太空法案》，並參與了美國國家航天局的成立。1961年1月29日至1962年6月30日，萬斯任美國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後擔任陸軍部長，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7年後，萬斯多次出任總統特使，協助處理國際爭端。1977年，萬斯繼季辛吉之後出任美國國務卿，任內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促成了戴維營協議的簽訂。
倍斯：小約翰・維茲（John William Vessey Jr.1922-2016）美國陸軍上將。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人。二戰時以普通士兵參加美軍第34步兵師，轉戰北非與義大利，並在戰場上晉升為少尉。二戰後曾先後參加韓戰與越戰，並在越戰中作為炮兵軍官獲得傑出服役十字勳章。越戰後歷任第四步兵師長，負責作戰的陸軍參謀長助理，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司令、陸軍參謀次長。
李鶴捧中領：原譯誤作「上校」。按照電視劇《第五共和國》的考證，李鶴捧當時尚未晉升大領（上校），只是中領（中校）。
金復東：（김복동，1933年3月5日～2000年4月19日）韓國陸軍中將，慶尚北道青松人。陸士11期畢業。歷任軍團作戰參謀、5師團長、青瓦台警護室作戰次長補（即負責作戰的次長助理，全斗煥曾擔任過該職務）、5軍團副軍團長。
他是盧泰愚夫人金玉淑的三哥、盧泰愚的大舅子。同時也是全斗煥、盧泰愚的秘密組織「一心會」的早期核心成員。
鄭東鎬：（정동호，1936年11月5日～2009年3月26日）韓國陸軍中將，慶尚南道宜寧人。陸士13期畢業，曾參加越南戰爭。
某軍團：指第5軍團。
李建榮：（이건영，1926年9月2日～）韓國陸軍中將。江原道寧越郡人。陸士7期畢業。歷任30師團91團團長，9師團30團團長，6師團參謀長、副師團長、師團長，陸軍大學校長，第5軍團長，國防部管理次官補，中情部次長補，陸軍參謀次長。1979年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官。
面：韓國基層行政單位，大致相當於中國大陸的「鄉」
鄭求瑛：（정구영 1899-1978）韓國政治家、法律學家。忠清北道沃川人。1919年畢業於京城法律專修學校。歷任大邱地方法院檢察官、京城地方法院檢察官、執業律師。光復後出任朝鮮法助會理事長、首任韓國法律學院院長。1963年就任民主共和黨總裁、1964年成為民主共和黨議長。1974年1月脫離民主共和黨。
吉典植：（길전식，1924～2011年）：畢業於延禧大學（現延世大學），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第8期）。在陸軍防諜部隊服役期間，他參與了5•16，之後參與了前總理金鐘泌主導的民主共和黨的創建。他在故鄉全南長興連續5次當選（6～10代）。1971年，在反JP四人幫（金成坤、吉在號、白南檍、金振晚）因所謂的"10・2抗命風波"而退潮後，直到1979年10・26擔任了8年的共和黨事務總長。根據青瓦台的方針，他負責黨務、資金、公推，但政治色彩淡薄。1980年成為政治限制對象後離開了政界。
閔寬植：（민관식，1918-2006）韓國政治家，京畿道開城人。曾任第3、4、5屆國民議員和第6屆國會議員，第10屆國會曾任國會副議長和代理議長。曾擔任大韓體育會長。

第四章：暴風雨來臨前夕的寧靜

企圖獨占情報報告渠道的契約搜查本部

契約搜查本部在戒嚴初期為了對金載圭一党進行調查及移送軍法審判等事而非常忙碌。但是，日子一久，在業務上就開始有了些摩擦。譬如說：「契約搜查本部對於警察所作成而要每天呈交給戒嚴司令部治安處的情報報告書，執意要警察先向契約搜查本部報告，而由本部將報告書予以綜合和報告。為此便和警察爭論不已。又如：契約搜查本部詬病中央情報部未能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便企圖連「對共業務」或是情報業務等與犯罪搜查無關的部門也要干涉。諸如此類衝突的傾向漸漸地顯露出來了。每當其時，我都會向有關的參謀及全斗煥將軍明白劃分業務的界限，以及勸告他們彼此不得越權。至於那些性質模糊的業務，我就重新厘定其責任和權限。不過，我還是為了大力提升契約搜查本部的積極性而不吝於鼓勵他們。

有一天，戒嚴司治安處長的憲兵監金晉基准將這樣來向我報告說：「治安本部對於契約搜查本部過分統御和干涉搜查業務以外的事深表不滿。不但如此，就連情報報告也只准向契約搜查本部提出，而不能直接向戒嚴司令部提出。所以，請您指示我們如何是好。」

「契約搜查本部為何那樣做呢？」

「還不是契約搜查本部本身在情報搜集方面的能力不足，所以先將警察的情報弄到手，然後將它綜合起來，作成綜合情報報告書來報告。這樣做就好像是契約搜查本部獨力完成報告似的，藉此來爭功啊？」

當時，每天作成諜報報告書向戒嚴司令部報告的單位有中央情報部、治安本部和保全司令部等三機關。本來，治安本部和保全司令部他們將作成的報告書同時向各自所直屬的上級機關及中央情報部報告，然後再轉送到有關的單位。中央情報部將報告加以綜合分析，然後將綜合過的報告書轉到中央的主要機關呈閱。我認為即使是在戒嚴下，盼望仍能照常活用那樣的功能。只要是，這樣的諜報報告書最先送到戒嚴司令部治安處就可以了。在情報報告系統上，即使沒有任何的變動，但是，保全司令部以戒嚴司令部的契約搜查本部是替代戒嚴之前的中央情報部之機能，主管情報及搜查諸事。

我告訴憲兵監說：「契約搜查本部似乎誤以為他們是代替情報部的。由於不了解業務的範圍而過分積極，所以，你去好好說服兩邊，讓兩邊都各自直接向戒嚴治安處提出報告。至於契約搜查本部，因為在搜查情報上是必須的，就讓他們另外從治安本部拿到同樣的諜報報告書吧！」

而且，對於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少將也提醒他注意。我指示戒嚴司令部參謀長申慶洙少將和副司令官尹誠敏中將要妥為調整契約搜查本部和治安本部的關係。以及各自對戒嚴司的責任界限。此外，我還補充下達一道「中央情報部也要服從限於搜查業務的契約搜查本部的指示」的命令。

在戒嚴司令部每日早上八時三十分召開的處長會議中，保全司令部所派遣到陸軍本部的將領卞奎秀准將一直都是以契約搜查本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十一月中旬的時候，我指示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將軍以後要親自出席會議。

全將軍在參加過幾天的會議之後，他就跟我說：

「每天要我出席早晨的戒嚴司處長會議，對我業務的執行上有妨礙。請您讓卞准將像從前一樣出席會議，而讓我只在重要的時候才親自出席。司令官您如有需要我之時，任何時候，儘管吩咐，我就會來到您面前聽候指示的。」

由於契約搜查本部長為了向我報告和聽候指示，必須一天一次以上到我那裡或是打電話給我，所以，我就照准了。之後，在業務上似乎就沒什麼看得見的摩擦，而且，事情好像也進行得比較順利了。戒嚴司令部裡有部分的參謀有時候會抱怨全斗煥將軍過於越權和獨行獨斷。我覺得全將軍是太在乎他的統率力。而且，因為他在過去的一段期間內，深受朴大統領的信任，所以，就連對一些將官同事也顯得是那樣。更何況，他出任契約搜查本部長那樣的要職。所以，對於他更會招致旁人不滿之事，就頗能接受了。

在當時的外國報章上，有的報導全將軍是軍部裡隱藏的實力者，也有的說全將軍被部分受過正規軍官學校教育的軍官擁護而成氣候。然而，全將軍是我所尊敬的朴大統領鍾愛的將軍，可能的話，我希望他和別人不要發生摩擦才好。

青瓦台沒有主人的九億韓幣

有一天，契約搜查本部來報告說：「在調查金桂元秘書室長的過程中，我們搜查了青瓦台秘書室，竟查出了一筆為數九億元而沒有記載任何名目的錢。本想就此沒收充公帶回來，後來想到朴大統領似乎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給他的遺族，他們將來的生活恐怕會有困難，所以，在那筆錢中，我們扣起了六億給朴槿惠小姐，一億則用作契約搜查本部的搜查費，剩下的兩億就拿來這裡了。」

那是一個裝著二十張一千萬元面額支票的信封，名目是給參謀總長的我在工作時所需用的。

可是，我直覺事情不能那樣處理。當時，我想了一下。是否要指示將那筆錢全部收回來？然而，已經拿出去給朴大統領遺族的錢，再重新要回來的話，似乎是不應該的。當時是一個無論用什麼方法也應該幫助那個家族的立場，所以，我無可奈何地照樣認可那樣的處理方式，另一方面，我又委婉地指示說：

「在搜查的過程中，即使搜出那樣的錢，如果隨便處理它是不可以的。應當先提出報告，並且交還國庫。要是有需要的話，也要依循法律程序才能動用它。有關朴大統領遺族的生計對策，以後可以和崔大統領商量，在國務會議裡訂定適當的方法。而在預備款等款項裡可以有處理的途徑的。你們似乎太著急了。契約搜查本部需要經費的話，預算可以作為你們的支援。以那種方法籌措費用是不行的。至於我的方面也是如此。說是戒嚴，可是戒嚴當局的我們若是違法，那麼，我們又能強求誰去守法呢？這次的事情已經結束了。雖然我也照樣認可了，但以後盡量不要再發生同樣的事情才好。」

對依法執行業務的步驟不甚了解的軍人而言，有很多在金錢的問題上也僅憑自己的判斷，常錯覺以為只要你下達命令，他們照樣執行便行了。很容易認為就像在戰場，按照當時的情形去判斷，而下達的命令就等於是法律一樣。因此，一個國家的運作若是沒有法律作為依據，那麼，凡事都行不通的。然而，國家裡卻有不太了解這個道理的軍人，這似乎是無可奈何的事。契約搜查本部似乎是因為那筆錢是無主的錢，認為把它那樣處理掉也無妨。

於是，就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處理之後，把兩億元拿來給我。他們好像也有一種錯覺，那就是：既然是一筆沒有記錄、可以使用的錢，那麼總長要用多少就用多少，不也是沒有關係的嗎？

由於在軍官當中，有些人已經有對法律不甚了解的傾向，所以，就我而言，教導他們糾正這種傾向也是我的軍人生活中的一個主要課題。

我將兩億元原封不動地放在我的保險櫃內，不久之後，我就拿給陸軍本部秘書室長崔仁洙准將，要他存放在銀行加以保管。我在想，這筆錢的來歷既是那樣，所以，有關錢的出處，我沒有向秘書室長或是參謀次長說明白，就將它保存起來，日後，希望能運用在幫助陸軍某些合適的福利事業上。

「一心會」的根

全斗煥、盧泰愚、孫永吉（曾任首都警備司令官尹必鏞的參謀長，後來，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因尹將軍事件被牽連逮捕入獄等）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一期出身的軍官在五・一六之後，獲得朴正熙大統領積極的支持和特殊的鍾愛，在正規陸士出身的群體當中，一直居於領導的地位。

朴大統領很看重他們是四年制正規陸士的第一期，對他們是極為禮遇。朴大統領常常想把他們留在自己的身邊。正如在盧泰愚的履歷表所看見的那樣，保全司、空輸團、首都警備司、青瓦台警護室等是他們必經的路線。朴大統領從他們是尉官、校級軍官的時候起，就很照顧他們，譬如把他們直接找來青瓦台，一同進餐。並且，安排他們在負責他自身安全的崗位上。這樣的禮遇使他們有和純粹野戰軍人又不一樣的體驗。

他們在軍部內成立了「一心會」的組織，這個組織只有正規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們參加，一時，其數達到兩百多名。努力使這個「一心會」育成的是尹必鏞和朴鍾圭（兼任大統領警護室長）兩位先生。尹必鏞將軍當時是「一心會」的會長，朴鍾圭室長、徐鍾喆將軍（兼任陸軍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是顧問。朴大統領把一幅「一心」的字和軍刀給「一心會」的會員們做禮物，並且每次在寒暄時都對他們表示關懷。

有些將官對這個組織非常擔心。我認為「在軍部裡頭除了同期生的聚集以外，什麼組織都不能有，尤其像『一心會』其組織有著垂直性的結構，有事時，這個組織的命令系統就可以把合法性的指揮體系無力化。軍部的軍官們應該以上司為中心來團結，不能以前後期為中心來團結。」

在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我當陸軍防諜隊長的時候，盧泰愚上尉是情報課的軍官，他看起來對政治過分地關心，又是正規陸軍士官學校出身，又當過軍官聚會的會長，我曾幾次把他叫來，注意他。

注意的要點是：「軍人對政治不必太關心，應該走純粹軍人該走的路，跟非正規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們也要更加親密，把同期同學會當純粹親睦團體來運作才好。」我當了參謀總長以後，他們也知道我把「一心會」看作不當的組織，所以他們的組織也對我頗有警戒心，多少對我有著不好的感情，這點我也清楚。可是，我把他們跟其他軍人一樣的愛惜，希望能使他們成為純粹的軍人。而且我也努力朝這個方面去指導他們。

我想，這個並非他們的過錯，而是想利用他們的那個權力的罪過。我經常努力想去理解他們，所以我認為該一面給予保護，一面將之培養成偉大的軍人。我為他們，是因為我對朴大統領的尊敬心，所以想要把朴大統領寵壞他們的錯誤部分，非感情地而是純理性地去糾正。

青瓦台秘書室多餘的錢的事件處理完的幾天後，我想到把這件事情告訴盧載鉉國防部長比較好。我向他報告之後，他說：「我這裡也送來了五千萬元，分給海空軍參謀總長各兩千萬元，留下一千萬在國防部用。」他的臉色並不好看。

我一聽這話就覺得他在想：「你沒有向我做正確的報告。」我想以後要多多注意，所有事情應該多分析查考。有些將軍好像行動太不給人留餘地，內心有些負擔。

金載圭的用心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初，全將軍把在調查金載圭過程中所發現的事實做成了報告。金載圭在中央情報部長任內，去年中秋會以禮物的名目向漢城四周所有的主要指揮官投下相當多的金錢。報告書中記載：有海空軍參謀總長各一百萬元，三軍司令官李建榮中將數百萬元，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數百萬元，首都警備司令官全成珏少將數百萬元，特戰司令官鄭柄宙少將五百萬元，申賢秀軍團長數百萬元等。

全將軍說：「金載圭不像是為了舉事的目的，有計劃地投下這些金錢。」

因此，我問說：「我這邊也送來了三百萬元，沒給全將軍送嗎？」

他率直地回答說：「有的，送了五百萬來，給部下分享了，我也用了些。」

在朴大統領生前，金載圭情報部長和車智澈警護室長等人物常巧立名目浪費了許多金錢，說是為了對朴大統領的忠誠，其實是在擴張自己的勢力。有些將軍以「親衛」為名，組織少將軍官為實，也用過同樣的方法，這些事我早就知道。

金桂元、金載圭兩人財產的沒收

一九七九年中秋時，中央情報部秘書室長帶了一個寫著「中秋佳節」的封套來我辦公室，說：「金載圭部長要我來呈遞這個，並說總長在中秋要花費的地方很多，所以雖然是一點點心意，還請笑納。」他放下就走了。我起初還不知道是什麼，後來打開一看，是開給我的三十張十萬元的支票，收了這個我就感覺到：「原來就是這個，他們浪費了這種性質的錢。」雖然心裡並不好過，然而還是讓在我周圍輔佐我的軍官每人一些，當作中秋禮物分享了。在我，接受這種性質的錢，那是第一次。在我權力範圍內雖亦有人誠意地送一些所謂的「佳節禮物」，可是想到這份過多的錢財，著實大大吃驚。因為這並非純粹情誼的往來，自有其利用意圖，或者依照情況對來路不明的大筆錢分送多些人，用以日後分攤責任。

由於此次接受了一次過分的金錢禮物，到後來卻形成了契約搜查本部所說的從金載圭處接受巨款，協助其舉事的冤屈。如此的冤屈可以成為六十萬國軍官兵的教訓，也可以透過新聞向全國國民報導。

全斗煥將軍在調查金載圭部長和金桂元室長的過程當中，有一天把對他們所有財產的調查作成報告。金部長利用職權所貪汙積有的財產大約有廿五億元，金室長大約積有七十五億元之多。金部長的蓄財，調查結果比他預料的要少，而金室長的，意外的比他自己所認為的更多，金室長說最近要整修房子時，從朴大統領處得到兩億元。全將軍震撼地說金室長貪汙蓄財達七十五億之多，還裝得像無罪的樣子，真是個大不忠的人。

報告說，他們的財產已經全部以捐獻方式捐給國家了。我了解犯罪與財產權是毫不相干的。所以我反問說他們雖然是罪人，但是對於財產的沒收，得有妥當的根據，說其財產是貪汙來的，得經過合法的程序來沒收，不是嗎？全將軍回答說：「他們自願把自己財產捐給國家，並已備妥捐獻書，所以完全合法。」我得悉之後便命令調查一結束，立刻移送軍事檢察處。

我為了對財產問題作決定，先把法務監申福鉉將軍請來作法律諮詢。申將軍說稍加討論後再行報告。據他說，強制捐獻時，被強制的一方作歸還訴訟的話，就會產生再歸還的情形。並說明，即使其本人在捐獻書上署名，而其行為是在違反其本人意思一下進行時，捐獻書是無效的。

我心裡有了一個腹案，他們兩人雖然由於長期身居要職，而以不正當方法聚財，可是也有由於自己正當的努力或是其他家人的努力所加的財產。所以我決心再詳細地把他們的財產狀況以及蓄財過程作調查分析之後，把要維持家人生計的部分發還，確定由不正當手段取得的部分，將之納入國庫，確定是正當取得而手段過分的部分，將之捐給公共慈善機關，以這樣的方法處理，雖然其罪不可赦，但是連法律保護的權力也強行剝奪的話是不行的。當然最後這事件處理的適當性要被接受認可才行。我確信對這問題要是感情用事而不顧法律來處理的話是不對的。

有些人單純的想法是奪去罪人的財產有什麼不對。他們認為所謂裁判是按程序，在公正地辨別是非之前，先斷定其為罪人，裁判是認定其罪的過程而已。要使他們理解也是一件難事，我想他們自己的建議沒有被完全採納，心裡一定有所不滿而認為我是不具積極性的。

幾天後，我把這個財產處理問題跟盧國防部長去談，並徵求他的意見。盧國防部長聽了我的話之後，對於金室長財產之多也表驚訝。可是我說把他們財產全部捐出的話，他們家人怎麼辦，該留一些使他們家庭可以維生，不是嗎？我前面說過，我已有了腹案，所以對盧部長說，在以後處理過程中將把一部分發還，請不要太擔心。十二月十二日以後，他們兩人的財產處理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

全將軍建議搜查貪汙聚財者

十一月下旬某日，契約搜查本部部長全斗煥將軍來我辦公室，他建議說：「總長啊！在這次戒嚴期間，把那些貪汙聚財者的財產全部沒收，使之歸屬國家，請你處置吧。」我說：「你說的是哪些人啊？」他說：「例如……」列舉了數名，主要是共和黨政府的現職高官和高位政治人物，還有一部分經濟人物等的聚財，已經謠言滿天下了。

我像是反問地問他說：「雖然我也認為亂用職權、貪汙聚財者該有一些適當的處置，可是，戒嚴之後，也沒有法律根據，無條件將其財產沒收，這種方法行得通嗎？」

全將軍說：「現在要挑出幾十個貪汙聚財者，沒收其財產並將之公開的話，只要動員我們的搜查官，做起來很簡單。」他一再要求，希望我允許他去做。

我又對他說：「我知道貪汙聚財是國民埋怨的對象，而且，對那些聚財者我絲毫也不想原諒他們，可是應該要依適當的法律程序來做。」

我平生一直深信的一點是儘管為了要達成任何正當的目的，手段跟方法必須分開。而不管什麼勇敢的行為都好，只有用正當的手段與方法行之，才能認定其勇敢性。接著，我又說：「那方法必須是全體國民所信服的適當方法，要那樣的話，首先要把『法』放在前面，依法施行之。現在不是革命，而是依照憲法實施戒嚴，所以依那種方法去處理可能行不通。要等選出新大統領，建立起新政府，法律上站得住腳以後才能處理。當然，那樣的過程是煩雜又困難的，可是只要我們堅持必須那麼做，就可以成功的，不是嗎？」

過了數日，全斗煥將軍又來建議說：「總長，我們先在貪汙聚財者之中挑出幾個代表性的人物作為儆戒，秘密地調查，你看如何？」

我說：「我們在戒嚴下，要求國民比平時更加嚴格遵守法律秩序，而我們自己又破壞法令，不去遵守的話，以後能要誰來守法呢？」不過，我指示他秘密地列好一份該調查者名單來向我報告。

後來，到大統領選舉完畢，我要他把列好的名單拿給我看看，他一面說還沒列好要我等候，一面報告說：「中央情報部跟警察所擁有的情報不確實，所以要多一點時間。」

允許李厚洛出境的真相

在討論過貪汙聚財者的財產沒收問題之後不久，十二月初某一天，全斗煥將軍到我辦公室來，他說：

「李厚洛為了出境，向外務部申請了護照，已經請他們暫時保留不發，他大概是警覺到貪汙聚財的調查，想逃往海外吧。李厚洛因為傳說他貪汙聚財很多，所以警覺到自己一定是被調查的對象，才想逃避到海外去，要是發護照給他，那恐怕不行，如何處理好呢？如果讓他出境的話，以後再要阻止其他對象逃往海外不就困難了嗎？」

我對他的旅行目的是什麼也很敏感。

全將軍說明了大概：

「他申請時所附的理由是以韓國代表的身份參加在印度召開的世界佛教信徒大會……確實有那種大會要召開。」

我想那個大會如果是事實的話，李厚洛因為是佛教信徒會長，去參加也不會是謊言，想要阻止屬於公務出差的李厚洛到海外旅行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行。由於政府未定出具體的貪汙聚財調查方針而禁止他出國的話，那計劃反而會洩漏，那結果也不好，而若允許他出國，便可能引起李厚洛逃避海外的結果。我去跟盧載鉉國防部長和崔圭夏代大統領商議，想在以後貪汙聚財的調查問題如何進行的方針確定之後再下決定。因此便要全斗煥將軍先予以保留等候我的指示，並且要他不能讓李厚洛起疑心。

那天晚上，李厚洛差人送信到總長公館來。我從副官處接到那封信，一面想：「大概是要外務部暫時不發護照的事已經引起疑心了。」打開信封一看，內容是在印度召開的佛教信徒世界大會以及給主辦單位的一則通報謂希能以韓國信徒代表前往參加，不僅是在韓國佛教，既在國家的立場也應該去參加，如果能給予出國協助，將感激不盡。我在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任內時，因佛寺之故與李厚洛曾見過面。他當佛教信徒會長，對復興佛教相當賣力，這點我知道，所以對此信的內容毫無疑心。

第二天我遇見盧部長，就把李厚洛出境問題連同收到來信以及信的內容等原原本本的向他說明。而且說要等政府決定貪汙聚財的處理方針之後，我才根據那個方針再決定可否讓他出境。因此，我建議一起先去跟崔代大統領商量這件事情，盧長官想了一會說：「要事先跟崔代大統領說了才行，現在去說也不會有結果的，反而弄得大家心理沉重，可是又好像不能不說。」他又說：「不管怎樣，貪汙聚財者的處理問題是需要時間的，年內大概不會有結論。李厚洛這次出國不像是逃走，你認為呢？」他反問起我來了。

「崔代大統領由於立場跟其他政治問題等，不可能立刻來處理貪汙聚財的問題。而且關於貪汙聚財調查的方針也完全沒人知道，李厚洛現在好像沒理由逃走。這次就讓他出境算了。」

盧部長說他也認為允許他出境比較好。我回到辦公室給全斗煥將軍打電話指示說可以將李厚洛的護照發出了，可是要注意不能讓他有一點猜疑，而且我又加上說明說盧部長跟我都判斷李氏不至於利用這個時機逃避海外。過了一小時，大約中午十二點左右我用電話回復李厚洛的信，我說：「昨晚送來的信收到，已經跟外務部交待了。」他說剛剛才接到外務部的允許通知，並且把這旅行目的概要地又說明了一次，他也沒忘記謝我，這就是允許李厚洛在十二月出境的整個經過。但是，這事件後來也演變成我收了巨額的賄賂而讓李厚洛逃避到海外的藉口。

李厚洛後來延期回國，長期滯留海外的事，並非一開始就那樣計劃的，而是因雙十二事件發生，怕我不行了，才產生不安的。

起訴書上崔代大統領當晚反應遲鈍

我想為了解除關於我的疑惑，主張十月廿六日前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的審判應該公開。這一點，在前面我也說過。我指示對金載圭一黨調查要徹底，尤其是，如果他背後有人撐腰的話，更要迅速徹底地調查出來。不僅如此，對於調查方法或是調查對象等，我一概不加任何限制。

我一面使他們進行調查，一面隨時聽取情況報告。我認為金載圭並不是經過長時間詳細準備之後犯下罪行的，我猜可能是最近由於某種原因，引起了嚴重的變化，他才忽然決心要行刺朴大統領的。我也猜想是不是由於他當情報部長，對於十月裡釜馬的緊急與學生的示威遊行，他很了解國民對朴大統領的長期執政和獨裁有很大的不滿，所以錯覺以為行刺了朴大統領以後，可以收拾局面的話，反而會受到歡迎的呢？

所以，隨著調查的進行，得悉了犯人們僅局限於金載圭及其身邊數人，規模並不怎麼大，我就放心了。我誓言要在最短的時日內結束對他們的審判，好讓國民的疑惑解除，使國家與社會的秩序安定。我會想到由於金載圭在中央情報部長職位上，處理過國家許多機密，而且對朴大統領個人的私生活也了如指掌，因此審判的全部公開會有若干的困難。可是在沒有那些副作用的範圍裡，我決心堅守公開的原則。

為了組成審判團，在人選上也頗費思量。除了前方軍團長在內的第一線指揮官以外，要在中將級的將官中選出與人犯們沒有什麼關係的人來。任第三士官學校校長的金永先中將眾望所歸成了審判長，由參謀次長與數位參謀商議結果，一致贊成選他任審判長。其他審判官與法務士則由有關參謀們依照原則選定，報告之後再行任命。

金永先將軍立即就被叫來漢城，我對金將軍強調了審判的重要性，並關照他可能的話盡量持公開原則，迅速進行，盡量使人信服。對於公開原則，他劃明公開的界限，他說：「若有屬於國家機密的不就無法作無條件公開了嗎？」我這樣關照他說：「國家的主要機密，或是與犯行沒有直接關係的朴大統領的私生活盡可能考慮不公開，可是跟犯行直接有關聯的部分，即使有些違背那種原則，也必須公開。萬一把與犯行有關聯的部分，因機密或是朴大統領的私生活的理由而不公開的話，不僅國民不信服審判，反而造成更大的疑惑。所以，公開原則一定要好好把握。」

金永先將軍在其審判進行當中一再出入我辦公室來報告進行狀況，當他遇到處理上有困難的時候也來請求新的方針。

軍事審判開庭前一天，十二月三日晚陸軍本部政訓監就任戒嚴司令部報導處長在陸軍會館接見記者，對記者們發表金載圭一伙的起訴狀，要求記者幫忙對審判公開的採訪和報導檢閱等事。當天下午五點左右法務監申將軍來，把向記者們發布的起訴狀本放在我桌上就走了。我把手頭的工作做完，到六點左右才讀了這份起訴狀。在起訴狀裡看到有令人擔心的部分。那是談及崔代大統領的部分。十月廿六日當晚，金桂元秘室長到首都國軍統合病院去確認朴大統領的死之後，回到青瓦台，請崔圭夏國務總理和幾個閣僚進青瓦台來，然後向崔國務總理報告說由於金載圭和車智澈的打鬥引起槍擊，金載圭的槍走火，而使朴大統領身亡的。由此得到的結論是崔總理在到陸軍本部碉堡以前已經知道朴大統領是因金載圭而逝世的。我認為若是那樣的話，大統領有故時，總理就該代行職權，應立刻作適切的處置才對。

我擔心，或許因為處於過渡期，在想立刻把崔代大統領擁立為下任大統領的狀況下，如此的錯誤會給國民帶來不好的影響。我想到在法律上也會引起問題，便馬上一面叫法務監來，一面聯絡陸軍會館，指示把對記者們發布的油印物保留起來。法務監立刻跑來了。我問他，眼前這內容若是事實的話，對崔總理不是發生了法律上的不利嗎？

法務監歪著頭當場未能答辯。我說詳細檢討之後，法律上有不利的話，該事前報告才對，沒有任何問題的話，像起訴狀上那段內容，使代大統領的立場發生困難，不是沒有必要嗎？我指示說如果在起訴狀上不必定要包含那段內容的話，就把那部分刪除後，再對記者們發布，然後回來總長公館。

法務監和政訓監立刻來作報告，說金桂元秘書室長對崔總理報告時，歪曲了事實，而且接受報告的崔總理沒有迅速地作何種處置。光憑這一點，對他並不致產生法律上的不利的。雖然起訴狀沒有理由一定要有那一部分，可是起訴狀複本已經向記者們發布了，所以建議就那樣算了。我也認為如果法律上對崔總理沒有不利的話，把已經向記者們發布的起訴狀複本再回收更改，那反而使那部分越描越黑。

以後把這部分隱瞞，若引起誤會，那就更不行了。所以對法務監我又指示說，讓契約搜查本部和軍檢察官對崔代大統領恭敬地好好說，從崔代大統領那裡把當時金桂元秘書室長的報告內容與有關的其他參考情況等做成陳述記錄，要做得法律上完美，沒有一點瑕疵。

不論有沒有殺意，大統領是因金載圭發射的槍彈而死亡的，接到這項報告的話，大統領不在位時，身負國政最高職位的國務總理當然該立刻指示警察或是軍部，對我或是國防部長下達指示拘捕金載圭，或者先將之軟禁才是正當的，想到這裡內心就不舒坦。可是心地軟弱的他未能完全把握真相，在心情雜亂的情況下來到了陸軍碉堡，多少從他臉色顯示出來，這點並非不能理解。因為閣僚們已經決定等待擁戴崔代大統領為過渡政府大統領，我也贊成，他是居一種從國民處得到認可其正當性的立場。我懇切地希望可能的話做到不要有瑕疵。

因此，我立刻到國防部長公館去找盧部長。我從頭到尾向他說一遍，說這是對崔代大統領遺憾的事，儘管法律上沒有瑕疵，卻也不是開心的事。此乃軍檢察官跟我的過失，拜託您向他好好解說，別讓他有誤會。

開始審判金載圭與申請判決

隔天十二月四日十點，也就是事件發生後的第卅九天舉行十二六事件公審。審判長是金永先中將，審判官是俞范相少將、李鎬奉少將、吳澈少將，法務士是申福鉉准將。另外檢察官是全昌烈中校、李炳玉少校、車翰盛上校，律師由所謂反體制的人士組成，自請免費申辯。我對這並不太憂慮，只是多少擔心辯護律師將金載圭的罪行英雄化，是否會延誤審批日程，指定經驗豐富，並身為陸軍法務監兼戒嚴司令部法務處長的申福鉉准將為法務士，便是因為出於這樣的掛心。獲得辯護權的律師有李敦明、趙準熙、姜信玉等共三十多人，他們無法全部列席法庭，只推派幾名代表列席，其餘從後支持。我也不忘採取由有能力的法界人士詢問的措施。

他報告說：「根據您希望早日處理事件的方針，計劃於盡快的時日內結束軍法會議。以目前第一審發表的犯罪內容來看，到十日為止可以結束，最慢也到十五日便可結束。」我問說：「主犯金載圭判處死刑準沒錯，但打算何時可以執行呢？」申將軍說：「視第三審何時宣告來決定，快則明年（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旬左右。若照正常進行審判，則可能是四月底或五月初。」我認為其報告的依據很得宜適確，於是下達指示要他推動，盡量於明年四月底結束執行。

於四日上午十點開庭的審判席上，一結束認定訊問立刻由辯護律師團的金正斗律師等人提出申請裁決有關審判管轄權。裁判部於協商後，提出報告說：「雖然駁回申請裁決也可繼續審判。但考慮到審判的重要性與國民關心的程度時，我們要接受裁決的申請，並將盡力做好謹慎的審判才好。」我想這麼一來，審判將比預定時日延後二～三天。我即刻贊成裁判部的結論報告，並一再囑咐盡力做好審判。我問法務監申將軍：「有關大法院對申請裁決的判決要花多久時間呢？」他說：「以該期間的慣例來看，審議的時日也可拖很長，但大法院的審判員認定事件的重要性，所以會趕快處理的。不過，考慮到大法院的權威等問題，至少要花個二～三天，不是嗎？」

我也不想再延誤更長時間，所以打電話給徐壹教大法院行政處長，說明我希望早日處理有關申請裁決的事由，並請他盡力而為。他親切地回答說：「大法院長以次的審判人員充分了解戒嚴當局的希望，即使大法院審判人員中有一二人反對也會迅速判決的，請靜待結果吧！」

法務監申將軍建議說：「軍法會議因申請裁決而中斷，被任命為法務士的我是位居管轄軍法會議的法務監。似乎是由於我是戒嚴司法務處長，故辯護律師團總以無法期望有公正審判的理由，迴避申請。因此我們須厘定個對策。」他認為多任命一位法務士，並要他於下次審判開庭時出庭，以便趁早封殺律師們的延遲戰術。我確認法律問題後，接受了他的建議，追加任命黃宗泰為法務士。申請裁決的第三天——十二月七日，大法院以理由不當而駁回申請裁決。

八日軍法會議續開，按程序進行，反覆歷經幾次休庭之後，開始事實審理。在進行審判的期間，我隨時接受來自法務監的報告，並沒有什麼特別關心的事項。惟開庭的第一天，金載圭等被告面帶笑容狀的照片被電視台引用做為報導，引起責難說似乎有將犯人托為英雄的想法。這顯示出全體國民對於審判的進行非常關心。

輔佐官在我的書桌上擺了通訊裝置，要我在辦公室裡也聽得到法庭審理的內容。輔佐官以為我會為金載圭說些什麼而納悶，才想出這一招。他們又判斷我會忙得忘了去聽，又將金載圭的事實審理部分錄音下來，要我有空時聽聽看。我雖然於事件當天差點被金部長利用，但金部長原本不敢利用我，而且我本人也不是個可被人利用的，我自己絲毫也不掛心，所以對其發言也不怎麼特別關心。於是我沒聽他的發言，加上其他工作而奔東走西，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十二月十二日審判進行到對被告的事實審理全部結束，只剩下最後陳述部分。

我認為金載圭被判死刑是免不了的，但對於金桂元室長，以目前的審理內容來看，他事前知悉金載圭殺人計劃等的具體證據並不顯明。根據我的法律常識，認為宣告金室長重刑是個不簡單的問題。裁判部好像會考慮到大統領死亡的衝擊與國民的關心以及認為金桂元身居秘書室長要職，眼看大統領在自己面前被殺而不加以保護等，會做一下訴諸較多感情的判決。我暗地自忖該不會被判到無期徒刑吧。我認為金載圭判死刑，金桂元短期徒刑或緩刑是否較恰當些。對於其餘的手下，我並不怎麼關心，接受裁判部的建議即可。

十月廿六日以來最引人關心的審判，現在也將做個了結，我首先的感受就猶如卸下重擔般。往後的第二審、三審也不用太擔心，惟時間遲延一事掛念於心而已。

可是，萬萬做夢也想不到，當天晚上竟發生我的一些部下，為了將我涉入金載圭的犯罪行為，把我綁架的事。或許他們認為考慮到國民與軍方情況，在結束金載圭一黨之審判前加罪於我更合時宜。

囑託發言之謎

【當時的審判報導也有鄭昇和指示在進行審判時，將「陳述的自由」做最大保障的證言。

十二月八日的事實審理上，金載圭做了對鄭昇和的信譽起了裂痕的微妙答辯。金載圭說：「計劃誘使鄭總長宣布戒嚴，於掌握三軍之後，將戒嚴司令部搖身一變為革命委員會。」

檢察官問：「要是鄭總長不答應呢？」

他回答說：「我想他不會不答應。那時的情況，所有的一切已是既定的事實了。」

檢察官問：「你陳述說萬一鄭總長不聽，你想脅迫監禁，使他照你的意思行事？

金載圭說：「那時的陳述是由檢察官判斷的。」

這樣的陳述竟能通過新聞檢查而被報導，而鄭總長日後也沒對新聞加強檢查。

十二月十日（星期一）第三次公審，檢察官與律師對金桂元秘書室長諮問共繼續進行了九個小時。當天，金正斗律師在公審開始時，朗讀了事先準備好的原稿。其他律師都不明白金律師為何單獨發表那樣的原稿，顯出一臉疑訝的表情。

他說：「在座的裁判官們好像是知曉戒嚴司令官的意思而進行本次審判的。檢察官們的步調齊一，好像與頂頭上司的戒嚴司令官一致，被人認為檢察官的一切行動就是戒嚴司令官的。公開本次審判讓國民了解疑竇，並以此扼阻流布在國民間的不信任感與流言蜚語。以就近的例子來說，國民對於大統領被殺事件發生的當天，戒嚴司令官與金載圭之間是否有某種關係，臆測紛紛。可是本法庭表明是金被告單獨一人所為，與司令官無關。這一來不就是表明街頭巷尾的流言蜚語只是道聽途說罷了。將過去之事全部公開，讓它明白於國民的心靈與歷史的柢流。如此做，我們的子孫可以對本事件做個公正的評價。

利用本次公開審判，提供給國民與子孫辨明是非的架構。那麼，戒嚴司令官與麾下大軍將可芳名永留青史，成為行為端正不苟的大將軍。並不是在戰場才會有大將軍誕生的。」

這種似乎在美化鄭昇和，又似乎醜化鄭總長的發言，至今仍有不少人存有疑問，為何金正斗律師沒有跟其他辯護律師團的人商議呢？不久前作古的金正斗先生告訴當時同為辯護律師的某人說：「那件事發生的前一天，有位軍方高級軍官來找我，拜託我那麼發言的。」

不過，他沒有說出拜託的人是鄭昇和身邊的人，還是跟鄭昇和作對的人。也無法知曉拜託的目的何在。鄭昇和說：「我不曾做過那樣的拜託。」】

YWCA偽裝結婚典禮事件

身為戒嚴司令官的我對於國內治安，夙夜匪懈地費盡心血，當然對於北韓的挑釁與侵犯也不例外。

北韓的軍事力量推算約有八十萬的陸軍，而以陸軍為主的陸海空三軍力量凌駕我國，具強勁無比的國防力，以物理性的力量與我國相比較，應為一點五倍。物理性火力指數為主的計算總是數字的魔術。戰力隨火力的特性與編制而有差異，尤其官兵的精神力、體力、戰爭指導體制等無形戰力影響更大，這是一般的常識，這對戰鬥中的情況更有決定性的影響。亦即在戰鬥開始前充分做好應付敵人侵犯的情況，要是敵人以奇襲方式開戰，則攻擊一方的戰力常為守衛一方的幾倍。這是現代戰的常識。

我在這種情況下，比誰都確實感到安保的重要性。因此，想到國內治安問題時，我不得不有決不能容忍容共頑劣勢力存在的態度。尤其一些宗教界的活動太過於現實，太過於深入干預政治問題，我以為這種活動是超越宗教活動的範圍。我也認為這些宗教團體代表，秉持像自己關心宗教全體的問題一樣，製造政治與宗教活動。基督教農民會、都市產業宣教會的團體說是純粹的宗教活動，然訴諸難以理解的過激行動與口號。組織上也說是根據純粹的宗教教理，似又嫌過分。因此我也起疑，在這樣的組織裡，豈不會有濫用宗教目的的頑劣分子呢？

十一月廿四日發生了一事件，是與戒嚴當局敵對，正面違反戒嚴法，並打出政治口號舉行集會的YWCA偽裝結婚典禮。那是足以令人懷疑其背後是否有容共頑劣分子的事件。當然，以檯面上出現的人物行跡與形式來看，是不能說是容共主義者的。在今日，我國與想把我們赤化的北韓共產偽政權對峙的社會裡，說是為了導正政治、社會的不正義之運動，其方法卻引誘違法、破壞的活動，這是極為嚴重的問題。

絕不可拷打刑求

YWCA偽裝結婚典禮事件後，全斗煥將軍在搜查報告的席上說：「我懷疑搜查官對年輕小伙子顯得有點過分。咸錫憲先生在隔壁房間聽到慘叫聲，聽到不堪入耳的髒話。」我心裡有數，好好地告誡部下絕不可幹出醜陋的事，尤其是拷打刑求。

戒嚴司令部於廿六日發表：「國會議員(共和黨所屬)朴宗泰、楊淳植、宗教人士咸錫憲、文人金炳傑等九十六名，與十一月廿四日下午的YWCA偽裝結婚典禮集會有關，被檢舉違反法令公告，現正調查中。」戒嚴司令部表示：「洪成燁先生與尹貞民小姐散發五百餘張假請帖，於廿四日下午在YWCA講堂舉行為阻止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議員選舉大統領的國民聲討大會，朗讀反對有關崔圭夏代理大統領發表的一一・一〇時局特別談話的宣言文等。利用傳單在漢城光化門等全國主要都市煽動一齊動員的主張。」

因YWCA被牽連的人，照鄭昇和所預料的，在契約搜查本部接受極厲害的拷打刑求。其中金炳傑先生等三人在一九八七年朴鍾哲拷問致死事件後的聲討大會上，做如下拷問事例的證言。

金炳傑先生的情形（前職教授）

我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五日下午，被用繩子兩人為一組捆綁，共有十個人先抵達了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

一到達便將我們分散收容在地下牢房，一面叫我們脫下全部衣服，一面丟給我們薄的軍人工作服。脫下所有內衣換上軍人工作服後，立刻有五名軍人（青瓦台警衛憲兵與搜查官）進到我的牢房來。他們一進來便把我團團圍住，用膠鞋打臉，穿軍鞋踢，持木棍打，就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拷打刑求了一個小時左右。倒東跌西，前滾後翻，痛苦不堪，是遭到無法比擬的酷刑，連給我個喘息的機會也沒有，又把我拖到有紅色地氈的調查室。因為接受過調查，我才記得那個房間是拷問室。

搜查官在調查之前，緊抓我的頭髮往後一掙，從該事件的資金來源開始追問起。他們問我資金是來自北韓還是朝總聯？我回答說不是，他們就將抓緊的頭往牆碰撞，要我說：「我是革命家。」我說我不是，便又將我靠立在牆壁，開始用穿著軍鞋的腳踢打我。不分皂白地抽踢臉、胸、腳、腋窩。倒下又抓起來站好，然後又是一陣踢打。

他們對失魂喪膽的我，強迫要我說：「我是愛國者。」還要我說：「我是民主人士。」我畢竟忍受不了苦痛，就說：「不是。」又換來不分皂白的軍鞋踢打。雖無法記得很清楚，大約被毒打了兩個小時。

這樣之後，又繼續下一個拷打刑求程序。那是兩膝下跪彎曲，然後於大小腿間挾一粗的棍子，再用穿著軍鞋的腳用力地踩著大腿。我受不了痛苦，慘叫不停且往前倒下。他們又用棍子盡情地毒打我的背肩與腰。而且還要我再說「我是混蛋」，我若回答說我不是，便用膠鞋毆打我的臉。第一天我便這樣子昏倒了兩灰。

先經這樣長時間的拷打刑求之後，才開始調查。調查結束後，自己無法行走，得由兩名軍人拖拉帶回我的牢房。

第二天也像第一天的拷打刑求之後才開始調查。調查的過程也是受軍鞋、木棒、膠鞋等的洗禮，情形無法一一記述。

三天裡這樣地繼續接受拷問調查。此後，調查輪廓成形，才稍微情況好些。但是調查結束回到我的牢房，那些監視我們的軍人（憲兵）卻不輕易放過我們。他們每當經過我們牢房時，就像閒得無聊一樣故意惹是生非，毫無緣故地用那穿著軍鞋的腳猶似踢球般地一腳踢過來。每天沒有一定次數，大約每天要吃到五六次的腳踢苦頭。受盡恥辱與積憤的一星期間，腳無法移動，手也不能隨心所欲抬舉，去廁所時也要人撐扶，猶如病入膏肓似的艱辛；上大號更如火燒屁股般痛苦不已。其他人情況也一樣。他們被釋放後，各聽取自己受到的拷問，大部分都是遭到比我有過而無不及的殘酷拷問。在同一建築物內接受調查，也因各自在密閉的房內進行，所以無法知道彼此情況。這樣經過十天後開始不再有份外拷問，但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上十點就寢，其餘除吃飯時間與上廁所外，都得在房內以正襟危坐的姿態靜坐。若稍將眼睛向旁迴轉或腰稍彎曲，也會遭到無法忍受的羞辱，同時也要受到軍鞋、棍棒的洗禮。那時我的手腳被軍鞋踩得處處是紅色瘀血，腿肉懸而欲墜，血凝成堆，全身血跡斑斑，整天生活在呻吟與恐怖裡。

第十天起有醫生來診察，給了許多藥丸（好像血液循環促進劑之類）。這好像是移監到監獄所之前，企圖使我全身累累的傷痕消除而給我那種藥。而且有時還把我帶到外面做些輕鬆的運動。

第十三天起，提供消除皮膚傷痕的擦傷藥。我在第十七天從該處被釋放，然後我到白醫院接受院長的診察，他說：「以現在的狀態很難診察，你回家去洗澡安靜休養三四天，洗個澡後你消腫的部分與沒消腫的傷處部份會再復發的，你到時再來治療吧！」

從保全司被釋放時，他們告訴我說：「你在裡面的生活、建築物位置以及遭毆打等事實皆屬國家機密，若告訴外界便構成利敵行為，要受懲戒的。」同時要我寫下保持沉默的切結書。

朴哲洙學生的情形（韓神大學二年級學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四日YWCA事件，在現場被中部警察署逮捕，受連帶處分的人有八十多名。當天晚上約十一時被分散收容在各警察署。其中有廿四名被抓到龍山警察局，一直接受調查到隔天（廿五日）凌晨破曉；其中有十餘名於上午八點左右又移交契約搜查本部。在那裡接受了兩天調查，那時所遭遇的拷問如下。

1.數千回連續的坐下、站起。

2.本人認為最痛苦的是膝蓋跪地。那是膝蓋著地跪下，但前膝緊貼，臀部著地，腳腕彎向內側踝骨，以這種姿勢坐下。

3.倒立地上，兩腿挺直，兩手置於腰際。以這種姿勢無法長時間忍受。若姿勢不正確便遭如雨的揮棍洗禮。

4.在膝蓋間挾住鋁製床鋪角木，一方固定在暖氣鐵管，採用坐下的姿勢時，往下面按壓。

5.採用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姿勢，直到精疲力盡時，用棒棍抽打屁股。

6.用膠鞋抽打臉部。

7.做數十次單槓，要是著地則接受如下處罰。即將腿伸出鐵窗外，遭多次軍鞋洗禮。

8.「壁虎功」，就是將手腳盡力緊貼並伸張在牆壁，脖頸則向後彎。做這動作直到氣力竭盡。

9.用棍棒打手心與手背各數十次。

10.接受調查的兩天內，跪坐並不得合眼，或加其他拷問使其全然無法睡眠。

11.將背貼靠於牆壁，兩臂直往上舉正，手心並貼靠在牆壁，然後往前走一步。

12.此外，他們大罵我是共產匪徒、間諜。我因那裡的地下室通往漢江下水道，著實畏怯得很。又從地下牢房繼續傳來來因拷打刑求而喊出「呀！」「媽啊！」「爸啊！」的慘叫聲，使我懷疑自己已入地獄。我就只好生活在這極度不安裡。這樣子經過了兩天，當要移監到西大門監獄時，他們要我在「將拷問事實告知外界，會接受處罰」的切結書上蓋章。

閱讀金大中資料檔案

我從以前開始對金大中便有些疑惑。他在國民面前樹立的理想像是煞有其事，而實際上為爭取政權的行動卻是問題重重。雖然是單純的個人感受,但我認為他似乎為取得政權不擇手段。聽說他在日本接受左傾團體的支援，做出煽動性的政治行為。據我所知，他也曾於八・一五解放之後加入共產主義團體從事活動。

有一天代理中央情報部長李熺性中將帶來經由情報部調查作成的金大中身世記錄檔案，要我閱讀看看。這時我對金大中正有不少納悶之處。我看了兩三次，認為金大中是個不太得信賴的人物。他在六・二五韓戰時從事左翼活動，中途自首且加入保導聯盟。六・二五時被判監禁，歸為槍殺對象，但因作業者的錯誤而免去槍殺。後來北韓軍占領他的故鄉木浦，他在那裡生活了一陣子，因被那些六・二五前借錢給他而要不到錢的人告發，拘禁在內務署，後由於國軍奪回木浦才還其自由之身。此後他搬到釜山做生意，一九五四年左右又轉到江原道麟蹄郡。麟蹄郡是當時行政力量最脆弱的第一線收復區。

在那裡，他利用他特有的組織與宣傳術，於一九六一年當選增補國會議員，但因五・一六而無法宣誓。尤其令我驚訝的是有關他在一九六〇年，與頑劣人物隱密會面的事實記錄。我看了那記錄，下了一個結論是：在我們和北方共產集團生死決鬥的情況下，若推他為國家最高領導者，必然會發生問題。

日本反韓派的社會主義政客宇都野宮於一九七二年訪問北韓，並與金日成舉行會談。我便看過日本出版的該會談紀錄書。書中有一段金日成拜託宇都野宮說：「金大中當選總統，將能打開南北韓和平之路，懇請積極給予協助。」

我從各種角度來分析金大中，可得如下的結論。金大中在過去弱冠時節便和共產主義掛了鉤。而且現在我看起來，他在言行等所採用的手段與方法等並不是個值得信賴的人物。從他身為政治人士的成長過程推演，有無法令人釋然之處。故在我們與北方共產主義者爭鬥的當頭，他是個無法立於指揮國軍職位的人。

在我歷經同族相殘殺的六・二五之餘，我不認為對於無奈的附逆人士或家人南北分離等的悲劇，適合使用連坐法來控制國民生活。不過，我認為敵人當前，直接與敵人決戰的指揮官或統帥國軍的國家元首應避免是有容共嫌疑的人。我們的處境在與共產主義鬥爭的生命攸關中，一時之間與共產主義掛鉤的人，而且其生長過程與背景又有使人無法釋懷者，欲推選他當大統領是我無法理解的。

我跟國防部長為首的軍方首腦提過我的意見，他們對我的意見都表示贊同。我認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將我對金大中的看法自然而然地訴諸國民，造成國民再思考的契機是我理所當然的義務。我告訴了盧載鉉部長有關我的想法，盧部長說：「這非常有必要，但應由堅守中立的軍人說出來，倒不如伺機由身為國防部長又是民間人士的我來說較好些。」我也認為他的意見不壞。尤其「政治中立」的問題，對於主張軍人政治中立的我是個掛念於心的問題。

可是，我判斷由身穿軍服的我說出「統帥國軍者的思想不可有缺陷」的話，比從身為民間人士的部長口中說出，更會引起國民的關注。但我想這種說詞無法正式發表，結論是利用間接方法和渠道，讓國民自然明白較適宜。

我預定接見不惜協助戒嚴司令部並感到有某些不安的言論界代表。我打算以戒嚴司令官的身份，一面感謝言論界的協助，同時一面告訴他們金大中的事實。

「金大中不行」一語在政界與言論界掀起風波

我和參謀次長尹誠敏中將及一些參謀商量，建議說：「由任戒嚴司報導處長的陸軍政訓監朴讚植將軍一一招待新聞、雜誌、通訊杜老闆與編輯局長、財富、採訪國防部的新聞記者吃飯。然後在那席上自然的提起比較好。」於是決定分成社長、編輯局長、國防部採訪記者三部分邀請。

十一月廿六日先招待社長們午餐，這是我當戒嚴司令官以來，第一次與言論界老闆共聚一堂。我在跟他們一一握手寒暄後，話題便開始轉入有關戒嚴下的時局。我對他們在那段期間給予協助表示感謝之意，並拜託往後能繼續給予協助，接著便進入了本論。

「我擔任戒嚴司令官以來，掌握了各種狀況。在維持國內治安上，似乎有兩種情況較有問題。一種是一些過激的政治團體，另一種是對政治敏感的宗教團體。他們無條件輕視政府發表的政治發展計劃。他們是一群主張以目前的法令無可立即實現的理想，並且表明拒絕協調態度想用革命的方法解決問題的人。

如此過激的集團或個人為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一旦使出性急、過激的方法，當然總會做出與法令牴觸的行動，並且與執法的戒嚴當局起衝突。一些國民與政府發生衝突，一不小心會訴諸感情，陷入容共分子設計的圈套，帶來反國家活動的結果。我們要阻止由於來自互相不信任的了解不足或些許的不平不滿，便使國家走向法律秩序根本動搖的情況，這是我以戒嚴司令官身份要拜託各位幫忙協助的。

我尤其擔心過分激烈主張，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容共分子的戰略裡，變質成了他們的鬥爭工具，進而展開與容共分子唱同調的鬥爭。我擔憂赤色分子的內部破壞戰略太過於奸詐狡猾，他們始終是密而不宣的。我聽說過蘇聯格別烏的重要幹員滲透到一些國際性的宗教團體，暗地裡秘密提供不少資金。我懷疑對於我們的四周是否可以安下心來呢？

我明白我們以反共作為國策的政府方針，即使有某種事故也無法動搖改變的；而這一點，全國國民也充分的了解。因此，制定了新憲法，依據憲法，直到選出大統領為止，要成為國家的元首之人，我想必須沒有容共的嫌疑，或過去沒有過這種嫌疑。我們的國軍軍官任用基準，也是不任用過去曾容共或有容共的嫌疑者。因為國軍的幹部是為了保衛國家，站在抵禦北韓共產傀儡集團的第一線，有隨時為國犧牲的義務，所以必須絕對忠實於對共產主義鬥爭的理念，才能盡此義務。何況大統領是我國軍之統帥，又是反共國家的元首，豈能由此嫌疑者擔任呢？

但是，一般國民常常不知道候選人背後的過去，因此我想我有義務把這些事實告訴國民。我不認為這十月二十六的事件是革命，朴大統領之逝世是不幸的事件。我肩負戒嚴重任，忠實於現行法令，依法才能執行戒嚴任務。同時，我也相信崔圭夏代大統領之政府，也會充分接受國民的希望，推動政治發展，遵守向國民提示之政治發展。」

我向言論界的負責人所說的主要內容如上。

我一說完話，與會人士中的某人立即問道：「大統領候選人，可能人士中，誰有容共的過去呢？」我回答道：「金大中過去是共產主義者，其後沒有明顯的轉向證據。他以國會議員之身份活躍於政壇，參加過大統領候選，也獲得了很多票，但他的政治活動，有很多我們不能放心之處。」接著又問：「有容共之過去的人士，不可以當大統領之意見，是不是陸軍參謀總長個人的意見？」我回答道：「這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國軍將領都會贊同我的意見，所以也可以說是國軍的立場。」我接著又強調，雖然我們的政府已廢除了連坐制度，但在任命軍官之際，還是嚴格的遵守它，而一部分公職機關，也對思想問題不敢掉以輕心。他又具體地問道：「在選舉法之要件上並未規定，又國民選出他時，你將採取何種態度？」

我回答道：「就是因現行法令無法限制他的參選，才擔心問題的嚴重性。解決的辦法是全國國民應正確了解這些事實，不要讓我們的反共國是成為虛文。因此，我把我們的看法告訴各位，也希望各位把這些真相告訴國民了解。」

這天的話題，也談到有關戒嚴任務，是在溫和的氣氛中進行的。雖然在提到金大中時，或許有些微的緊張氣氛產生，但大致還很和洽。

第二天，我招待了各報社編輯局長午餐，也說了同樣的話。編輯局長們的關心，也是大同小異。在十一月三十日招待出入國防部的採訪記者時，也是一樣。我希望我的話能在很快的時間內，傳到政界，讓他們依政治人的良識，更深入地檢討這些問題。

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向我報告，說是我對言論界人士談話中所提到金大中一事，似乎已引起了相當大的風波，全少將說到將來金大中的支持勢力也許會陷害我也說不定，並且向我報告，要把保全司持有的有關金大中容共嫌疑的資料，送各地保全司派遣隊，讓各級主要指揮官知悉，並採取措施。我同意了。

十二月六日晚上，崔圭夏大統領當選慶祝酒會，在世宗文化會館舉行，我見到法務部金致烈部長，他告訴我有關我對金大中的談話，已廣泛地傳播在政界和言論界。而金部長又補充說，站在戒嚴司令官的位置發言，是更有影響力的。他同時也忠告我，因為軍部的人事沉滯，四年制正規陸士畢業生似乎有所不滿，必須用點心思。

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熺性中將，那時候在新羅大飯店招待我和我的家人。全在德中央情報部次長也同席。李中將與全次長對於我指出金大中的談話，認為頗為適當，並且指出金大中可能有「巧妙的」反擊，那時將全力協助我，要我堅守信念。在軍中沒有人對我的發言產生憂慮，或當作問題，反而似乎視為想當然耳一般。但是愛護我的一部分人對於我會招來金大中的反擊而感到憂慮。外國通訊，或對國內政治甚為敏感的人士，認為我干預了政治，對這種行動給予關心。但是，如果我指摘金大中之發言已超出軍人的本分，干預了政治的話，我是可以認錯的，但這種發言是我擔心在與北韓傀儡對峙下的國家未來，而表現的信念。我迄今也可以肯定地說，我無意干預政治。

【鄭昇和的這發言是軍部對金大中之見解的第一次透露。這一影響力迄今猶存。連部分預備役將官們也說：這種發言，以純軍人之身的鄭將軍來說，是一種瑕疵。他毫無私心地把他的信念吐露，也是事實。但當記者問到：「少校時在南勞黨軍事組織裡擔任重要職務的朴正熙成為大統領時，你作何感想？」時，鄭昇和答以：「朴大統領在六・二五（韓戰）時，越過漢江往南後退，可分明地看出他的選擇。」

鄭昇和總長在與言論界人士暢敘會上，也曾經對金泳三和金鐘泌做了人物評論，而成了議論的焦點，筆者依據《月刊朝鮮》九月號所載《鄭昇和的證言》中，對兩人所作的人物評論，有「我不否認說過那些話的事實」。

當雜誌的記事出現後，鄭昇和就對我說：「登錯了。我對趙記者所問：『你說過那些話嗎？』時是答以：『我說過嗎？』卻被你誤會成不否認了。」他又補充一句：「我只是談論了金大中，並沒有談金泳三和金鐘泌。我的話是真是假，可以問當時參加的言論界人士就可以知道。」

鄭昇和與言論界人士暢敘會所說的話，那時國內都沒有報導，但在言論界內部，卻傳閱了一份情報報告書形式的東西。因此，在此過程中，鄭總長的談話未經正確地傳達也有可能。】

車智澈室長包庇一部分軍官

十月二十六日之事件一發生，中央情報部像是第一次遭受霜害一般氣都喘不過來。因朴正熙大統領的去世，青瓦台秘書室與警護室應沉著。中央情報部因為國家之安全保障，而投入了龐大的預算和人力，在國內外到處伸展著眼線、耳線和手腳，為了國家的安全與發展，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情報部在營運的過程中，也有不少違背法理。部員的越權和傲慢、腐敗，使國民大多數感到不滿。此時，因此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弒害了大統領，而使持有被害意識的其他部會，以及一般國民，皆認為應乘此機會，完全解除中央情報部的組織，或予開刀，或以縮小。

連軍中將士亦無例外。即對情報部等權力機構之感情，正處於惡化之中。車智澈室長所領導的大統領警護室，忘記了本身的使命，以大統領的絕對權力為背景，借侍衛之名義，不僅在政經方面，甚至把影響力伸展到軍隊統帥權裡。他們把軍部一部分軍官納入警護室之組織，而嘗起腐敗權力之甜味。車智澈室長更露出了權力欲，將軍中一部分將級軍官納入他的麾下，由其指揮。他為了達到行使權力之目的，將軍中優秀之中將級將官，任命為警護室次長，以提高自己的位置，將少將級將官，任命為助理次長，將警護室的組織體系，組成陸軍本部之形式。

配置在漢城周圍的軍團及其所屬的師團，在他藉口保護大統領所必須，而架設直接電話網，利用此一權力，直接影響駐軍。首都警備司令部與其所屬部隊，在保護大統領之目的下，可行使指揮權，而利用此一特權偽傳大統領命令。首都警備司令部所屬部隊，即由其自身認為必要時，可擴大兵力。不僅是戰車部隊而已，野戰炮兵部隊也由他創設，而在他周圍服事的尉官，也可獲得特別的優遇。他們在軍中也有新陳代謝，但轉來轉去只輾轉任職於首都圈之部隊。即他想把組織擴大，構築軍中核心組織。

政治軍官應脫離政治的輿論

車室長每以為了大統領之安全所需為由，巧妙地把那些行為連成一體，借大統領合法的權威而恣意行動。在陸軍一般軍官之間，對於被調職到中情部或青瓦台的軍官，都有所不滿。當大統領一去世，權力周圍的勢力開始沒落之際，他們把不滿化為一致要求青瓦台或中情部軍人，借其失去軍人之純粹性，主張他們應離職轉入預備役。這些純軍人的主張，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被調到青瓦台或中情部的軍人，並非靠什麼特別關係或鑽營，而是能力高的緣故。其中更有許多軍官，雖調離軍部，但未失軍人本分，忠實於自身的職務。因此，我相信把他們一律看成一丘之貉是不公平的。

我想到我不能不努力去緩和軍內部的這種傾向，謀求軍內部的團結。我利用十二月初巡視軍司令部的機會，經由訓示把我的意思傳達給他們。

我巡視軍司令部的另一目的，是在金大中的問題。一如我前面所述，透過中央情報部所搜集的資料，讓師團長級以上的高級指揮官，能對金大中的底細了解地更多。在這一目的下，我召集了各軍司令部所屬師團長級以上的指揮官，對他們做如下的說明：

第一、軍人在軍部以外的部會，即調派在中央情報部或青瓦台服務者，並非出自其本人之意，是軍部調派之故，不能說他們有何缺失。他們隨著命令轉職服務，是不能視為本身的缺失。但是如果利用特殊部會的權力，忘卻了本身軍人的本分，濫用職權，或瀆職者，乃失去軍人應有的矜持，這種軍人即應剔除。因此，不能堅守軍人信念的個人，我將會依法予以處理，不容許以調職某一部會而由個人曰可曰否。

第二、反共為國是，與共產傀儡集團之北韓鬥爭情況下，任命掌理兵力之軍官時，必須注意其是否共產主義者或被共產主義汙染者，這類人不得為統率軍隊者，更不能成國家元首，必須戮力排除。我們國家雖是自由民主主義之國家，但是是以反共為國是，因此國民涉嫌共產主義雖無任何限制，但終究不得遴選此等人作軍官或國家元首。做為一個軍人，必須有此認識，因此認為某人有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嫌疑，應在其以政治人之身份參與大統領選舉前，即得排除。軍部應讓國民了解軍部的決心，才能將事情做好預防。如果國民都了解，那麼就不會選舉此種人。希望各位把此意轉告部下將士，讓我們所憂慮的事情不可能發生。

我同時把情報部的資料影印一部分發給他們。

【在雙十二事件發生前幾天，是最平穩的時期。國民都深信崔大統領民主化的決心。混亂或示威毫未發生。十二月六日，統一主體國民會議議員以壓倒性多數票，圈選崔圭夏為大統領。當時的國民都認為崔大統領，將是歷史上最後一個在「體育館選出之大統領」，並且對選出之結果抱著滿意。第二天，實施了四年七個月，一直是壓制反對維新憲法賦予大統領非常手段之大統領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終於公告廢除。崔圭夏大統領在七日下午主持國務會議，通過了決案，於八日零時起，公告廢除了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隨即在全國監獄中，經由此一法律逮捕之文益煥牧師（當時六十歲），咸世雄神父（當時三十八歲），吳元春（當時三十歲）等一般國民三十六名，與漢城大學文學院四年級學生高世現（當時二十四歲）等學生三十三名，共六十八名，終於自七日下午七點四十五分到八日清晨四點之間，陸續獲得釋放。

七日晚上釋放之未定罪嫌犯五十名，是因判決免訴，或法院之決定取消拘押；八日清晨釋放之已定罪犯十八名，是依刑法第一條第三款「裁判確定後，依法律之變更，其行為已不構成犯罪時，應免除刑之執行」之規定，而自動免除執行刑罰而被釋放。

同時，在接受裁判之未拘押及接受調查計兩百二十四名涉嫌人，也獲得免訴及不起訴之決定，又因刑執行停止或假釋中之一百九十三名，也因此得免刑。

崔大統領在七日下午公告廢除緊急措施後，也發表了談話，說明了「依據合憲程序，選出大統領，確立社會紀綱，而國家之發展已進入正常狀態之際，採取釋放違反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者，實有其必要。現在，吾人最重要之課題，是強化國家之安全保障，並且在此確固之基礎上推動國家之發展。」他又說：「這次回到家庭及社會的被釋放者，應顧及大局，參與國家之建設。」

鄭載元新民黨臨時發言人也在七日，即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公告廢除之時，發表了談話：「此一廢除措施，對今後政治秩序之確立，民族和諧之造成，甚有幫助。」】

鄭總長指出十二月八日廢除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及釋放政治犯，是由金致烈法務部長為中心之有關部會協議而決定，自己並沒有參與。而盧泰愚民正黨總裁在一九八五年民正黨員教育場，經由特別講座，曾指出：「緊急措施第九號法律廢除得太早，加重了社會混亂。」暗示了他對此的不滿。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加重了社會混亂」指的是什麼，但是我們都可以看出十二月八日廢除緊急措施之後才產生的第一個混亂，就是盧泰愚等所策劃的雙十二事件。

對於軍內部之狀況，當時之憲兵監金晉基準將則指出：「不參與政治之理念，是當時全軍之共識。因此這次才是軍部保持純淨的契機。五月十六日之軍事政變，只這一次已感滿足。我們都太相信這種狀況，大家都太樂觀這一情勢不再有變。我雖對一部分政治軍官之動態也有過憂慮，幾次向鄭昇和總長報告他們的動靜，但總長卻不很關心。但是，繼續不斷的報告，鄭總長的態度也似乎被打動，但是那時已太晚了。」

鄭昇和指出：「我記起來了，那時我接到報告說是某一個頗有權勢的將軍在責備我。有一個人向我提出忠告，叫我特別注意『他』和『他的集團』。有份報告說是四年制正規陸士出身者，說我已深深地介入了政治。我看了之後，就說『怎麼可以這樣』，也生了氣。我觀察當時軍中的氣氛，心想不可能有軍事政變。」鄭總長似乎太相信那時候軍中表面的指揮系統。他忽略了四年制正規陸士軍官們的自負意識與先後期同學之關係。

另一面，就在這時，正傳聞著全斗煥合搜本部長將更迭的消息。全斗煥將軍之周遭有關人士，一面注意著傳聞，一面陷入不安。相信軍令系統之鄭昇和總長之安心，與人際關係結成一體之一部分軍官的不安，正是雙十二事件發生前夕的環境。

契約搜查本部：原譯誤作「聯合偵查本部」。
金晉基：原譯誤作「金振基」。
卞奎秀：時任陸軍本部保安部隊長。原譯誤作「邊圭秀」。
孫永吉：（손영길,1932-）原譯誤作「孫英吉」。韓國陸軍准將，慶尚南道蔚山人。陸士11期畢業，1960-1963年期間擔任朴正熙的副官（大尉）。1968年起在26師團歷任炮兵大隊長、75團團長，1972年起在首都警備司令部歷任參謀長、副司令官。1973年因「尹必鏞事件」被捕，褫奪軍銜後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1976年被釋放、1978年被赦免。
他是「一心會」前身「七星會」時期的成員之一。
尹必鏞：（윤필용，1927-2010）原譯誤作「尹必用」。韓國陸軍少將，慶尚北道清道人。陸士8期畢業。5・16政變期間曾任朴正熙的秘書室長。後歷任團長、防諜部隊長、首都師團長，首都警備司令官。1973年發生「尹必鏞事件」，以業務貪汙等罪名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1975年停止行刑，1976年被赦免。
尹將軍事件：即「尹必鏞事件」。1973年尹必鏞曾在一些場合表示朴正熙年紀太大，應該由朴的心腹李厚洛（曾任朴正熙的秘書室長、中央情報部長）來接班，並對李厚洛說：「閣下年紀太大了，以後接班的就是大哥您了。金春秋不就是從唐朝回來就稱王了嗎？」（金春秋為新羅第29代君主，因出身血統問題一直得不到支持。後來金春秋前往唐朝臣服並聯合唐朝攻打百濟，在唐朝的支持下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尹必鏞是暗指李厚洛秘密訪問朝鮮面見金日成，立下了大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這些言論被朴正熙得知後引起朴的大怒，認為尹是謀反。隨後對尹必鏞等人進行調查，但因為沒有尹必鏞「謀反」的證據，僅以貪汙等罪名判刑。孫永吉作為尹必鏞的副手也被牽連。而全斗煥等「一心會」成員也在此事件中被揭發逮捕。但因「一心會」實際的後台正是朴正熙，故全斗煥並未被追究。
朴鍾圭：（박종규，1930年～1985年）韓國陸軍大領，慶尚北道昌原郡人。陸軍綜合行政學校第五期畢業，很早就在朴正熙手下服役。5・16政變時為美軍聯絡部隊軍官，負責逮捕張勉總理，但被張勉逃脫。此後長期擔任朴正熙的衛隊長、警護室長。1974年8月15日，在文世光事件中，第一夫人陸英修遇刺後，對此負責，主動辭職。
朴鍾圭對朴正熙十分忠誠，但對他人飛揚跋扈、脾氣暴躁，動不動就用手槍指別人的頭，因此得到了「手槍朴」的綽號。他本人十分喜歡射擊，曾長期任大韓射擊聯盟主席，並協助舉辦國際射擊錦標賽。
徐鍾喆：（서종철，1924-2010）原譯誤作「徐鍾哲」。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南道梁山人。曾為日本陸軍少尉。警士1期畢業。韓戰時歷任第8團團長、5師團36團團長、5師團副師長、憲兵副司令官、2軍團參謀長、22師團長。戰後歷任陸軍步兵學校校長、31師團長、25師團長、1軍參謀長、6管區司令官、3軍團長、合參本部長、1軍司令官、參謀次長。1969年-1972年任第19任陸軍參謀總長。1972年預編後，任大統領特別輔佐官。1973-77年任大韓民國第20任國防部長。
申賢秀：時任第六軍團長。後來擔任過國防部特別檢閱部長。
申福鉉：原譯此處誤作「申福賢」。另見前文第三章。
李厚洛：李厚洛（이후락，1924年2月23日～2009年10月31日）韓國陸軍少將，慶尚南道蔚山人。軍事英語學校畢業，曾在陸軍情報部門與朴正熙共事。5・16政變後長期擔任朴正熙的秘書室長。1970年代替因「鄭仁淑事件」下台的中央情報部長金桂元，出任第6任中央情報部長。1972年秘密訪問朝鮮，與金日成會面，促成了南北共同聲明發表。1973年因綁架金大中未遂與尹必鏞事件下台。
李厚洛是韓國情報機關的宗師級人物，早在第一共和國時代，就在國防部轄內秘密成立了「國防部中央情報部」，又名「79號室」（李厚洛的軍官號是79號）。這個機構是後來金鐘泌組建中央情報部的參考的主要原型。
第三士官學校：1968年發生「1・21青瓦台襲擊事件」與「普韋布洛事件」後，韓國國軍對軍隊教育系統進行調整，將陸軍步兵學校改組為「第二士官學校」。同時，將原來的情報學校、憲兵學校、副官學校、經理學校4校合併為「第三士官學校」，坐落於慶尚北道永川郡，為軍隊培養非作戰事務的、情報、軍法、行政及後勤人才。
金正斗：（김정두，1918-1985）原譯誤作「金斗正」。曾任大邱地區的檢察官。
YWCA偽裝結婚典禮事件：原譯誤作「YMCA」。YMCA，全稱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青年基督教協會，或稱基督教青年會），為全球性的基督教普世化青年運動組織。實際上當時發生的地點是YMCA的姐妹組織YWCA（基督教女青年會）在首爾明洞的禮堂。
戒嚴司發表：這裡提供一份11月25日的戒嚴司發表文告以作對比：「11月24日，下午5時45分左右，前國會議員朴鍾泰、楊淳植（原譯誤為梁淳植）、自稱是自由實踐文人協會會員的金炳傑、國民聯合共同議長的咸錫憲等96人，在漢城明洞YWCA禮堂，以婚禮為名召開了所謂『阻止統一主體國民會議代議員補選總統國民大會』，這是違反1號戒嚴令第1.項（禁止在室內外集會）的不法行動。故此，對之進行揭發和調査。」【內容摘錄自《全斗煥兵變青瓦台》】
白醫院：韓語「白病院」（백병원）。1946年由韓國現代醫學家白麟濟博士（時任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外科主任教授，該校是首爾大學醫學部前身）捐贈自己的財產創建，是韓國第一家民立公益法人，現為韓國知名頂級醫院。後來在該院基礎上又成立了仁濟醫科大學，現在是韓國醫學界知名學府。
韓神大學：（한신대학교）。位於韓國京畿道烏山市的私立大學。最早為基督教神學院，後改名韓國神學大學。1979年起從首爾市水踰里搬遷至烏山。
中部警察署：(중부경찰서)分管首爾市中區的警察分局。
西大門監獄：（서대문형무소，「西大門刑務所」），是1908年日本殖民當局在首爾西大門外設立的監獄，專門用於迫害韓國獨立志士。韓國光復後，仍作為監獄使用。1987年，已更名為「首爾拘留所」的監獄搬遷至京畿道義王市，原址闢為歷史博物館。1998年，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開館，用於愛國主義歷史教育。
保導聯盟：（보도연맹）原譯誤作「報導聯盟」。指1949年成立的「國民保導聯盟」，該組織成員是有容共嫌疑分子，遭強制加入。北韓軍南下時，這些人因政治不可靠遭到大量屠殺。因歷史資料缺失，實際被殺人數不明。估算從六萬到二十萬不等。
格別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俄文縮寫為ОГПУ。取後三個字母的讀音為「格別烏」）的縮寫，是蘇聯20-30年代的主要情報特務機關。後幾經變遷演變成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在舊時代與後來的KGB一樣被用來指代蘇聯情報機構。
新羅大飯店：或新羅酒店（호텔신라，Shilla Hotel）為三星集團旗下的豪華酒店。原為「迎賓館」（俗稱獎忠洞國賓館），是朴正熙執政後期的韓國國賓館。1979年輕瓦台內的迎賓館落成，獎忠洞國賓館移交給三星集團，改名新羅酒店運營至今。
少校時在南勞黨軍事組織裡擔任重要職務的朴正熙：1946年大邱地區因霍亂疫情及洪水、罷工等災害，產生民生危機。10月，當地民眾在左派勢力的煽動下發動暴動，史稱「大邱10・1暴動」。朴正熙的三哥朴相熙因長期在左派革命勢力中參與抗日獨立運動，在此事件中被大邱警察槍殺。此時導致朴正熙向南勞黨靠攏，成為南勞黨的秘密黨員。麗水、順天事件後，時為少領（少校）朴正熙因此在肅軍作業中被捕，原被判處死刑。後因時任陸軍情報局長的白善燁大領的力保下免於處刑，但被開除軍籍。
體育館選出之大統領：統一主體國民會議的會場設在首爾獎忠體育館，故由該會議選出的大統領有「體育館選出之大統領」的戲謔稱呼。
文益煥：（문익환，1918-1994）韓國神學家，社會運動家。生於中國吉林龍井，畢業於韓神大學，曾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神學碩士學位。長期從事民主化與南北韓統一運動，因對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持有異議被判入獄5次。其子文盛瑾（문성근）是韓國著名演員。
民正黨：原譯誤作「民政黨」。全稱「民主正義黨」，是全斗煥執政的御用政黨。韓國在第三共和國時代另有「民政黨」，由前總統尹潽善組織。
某一個頗有權勢的將軍：與下文的「四年制正規陸士出身者」指的都是全斗煥。

第五章：雙十二事件的真相

雙十二事件的開端

【鄭昇和對於自己陷入一生中一大苦難的雙十二事件，直到出獄之後，才知道了整個的內幕。他接觸了有關人員，並且從他們身上取得了內部的資料，他似乎執拗不捨地追蹤雙十二事件。】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在前線的盧泰愚師團長，接到了全斗煥少將的聯絡，來到了漢城即直赴保全司令部。全契約搜查本部長就叫他聽取秘書室長許和平大領所作的有關「朴大統領弒害事件搜查內容」的簡報。這一簡報近兩小時之久。

聽取簡報之後的盧泰愚，就向全斗煥提出他的看法。盧泰愚所說的看法，就是指鄭昇和似乎在「朴大統領弒害事件」中有所涉嫌。聽取簡報的盧泰愚就假全斗煥的吩咐，在這一天打算和三家輿論媒體聚首而到了市區，聽取了中央日報某經理和幾位教授的一些話。盧泰愚再到保全司令部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左右。他傳達了聚首時所說的話。

就在這一天，全斗煥和盧泰愚好像對十二月十二日的行動有所協議。這就是「雙十二事件」的開端。全斗煥就在這一天決定了十二號為舉事的日子，並且要盧泰愚說服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要他出席這一天的某些集會。全斗煥把會合的日期定在十二號，也好像再看看情形再作打算的樣子。

全斗煥充分地發揮了保全司令部的搜集情報機能，在發令之前一天（十一日）就知道了通過審核的晉階名單，並且依據部隊及人事關係掌握了發令日，即十二日晚上祝賀餐會可能參加的人士。尤其這一天更是弒害事件事實審理的結案日子，搜查過程也完全結束，因此一旦過了這個期限，就不可能再調查鄭昇和所涉及的嫌疑，即必須利用這一「時間的馬奇諾防線」之故。

趙洪大領是首都警備司令部憲兵團長，由於趙洪被選為預定晉升准將者之一，因此十二日晚上的賀餐會，勸邀首警司令官與特戰司令官參席的話，即可捆住他們的手腳。

盧泰愚師團長在十二月九日歸隊時，順道晉見黃永時將軍。此時，盧泰愚除了請黃永時向鄭昇和進言，請他急流勇退外，還有一些「提案」。即鄭昇和一辭職，也可以同時向次長尹誠敏將軍作同樣的進言，那麼黃永時就可以順理成章獲得次長的職位等一般的提案。這與十二月十二日之「雙十二事件」的翌日，就任命黃永時為次長的事實，不能說是無關了。傾聽盧泰愚的建議，黃永時當場就欣然許諾參加集會。

這一天是星期日，鄭昇和在泰陵高爾夫球場，和盧載鉉一起打高爾夫球。他就當場向盧載鉉建議：

「應該撤換全斗煥少將。本來想等到金載圭的審判終結之後，但是越權和摩擦愈來愈多，看來不能再等了。」

盧載鉉對此回答道：「再等些時日再考慮看看。」

鄭昇和一直到那個時候為止，盡力疏解軍隊內部政治軍官的問題。然而他卻迫不及待地提出更換全將軍的建議，其理由又是什麼呢？

他回答道：「全斗煥與其他部會的摩擦，使我必須有所決定。」鄭昇和的部下們常常向鄭昇和報告，全斗煥連跟他的職務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也過分地關心，要鄭總長注意新制陸軍軍校畢業生。鄭昇和似乎也感到有什麼危機存在似地。有一段時間，大家推測鄭昇和向盧載鉉所建議的內容曾洩漏到外面；甚至於有人說要把全斗煥調職東海警備司令官的建議書曾上呈大統領，但在決定還沒下之前，雙十二事件已發生了。但是，鄭昇和說沒有提出建議書。

鄭昇和指出：「除了盧載鉉之外，我不曾和其他人談論這個問題，如果這些話真的洩漏到外面，那就是從盧載鉉那邊洩漏的。但是，我認為盧載鉉不會故意洩漏。」

黃永時、車圭憲、俞學聖將軍的參與

十二月八日，盧泰愚回去之後，全斗煥就召來陸軍本部CID團長（犯罪搜查團長）禹慶允大領。陸軍犯搜團長配屬於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而個人方面，禹慶允也跟隨全斗煥。全將軍指示禹大領逮捕鄭昇和。在這之前，保全司人事處長兼合搜本部總務局長許三守大領是負責逮捕鄭昇和的。

陸士十七期的許三守在陸士畢業後，除了以停戰線觀測軍官的身分，服務了四年之外，自一九六五年開始就一直在搜查機關的保全司令部服勤。一九六七年以後的三年當中，是在駐越南司令部保安部隊，西貢對共分室擔任室長。當時的部隊長是陸士十一期的金復東大領。他是調查與搜查部門的重鎮。一九七九年三月，全斗煥就任國軍保全司令官。全斗煥一面任命某軍團保安部隊許三守為人事處長，一面指示司令部的人事整肅。許三守就在此時，第一次改革的層次上整頓了人事，重整組織，顯露了熟練的技巧，這一整肅的經驗，就成此後社會改革意志之契機。

許三守與禹慶允在這一天晚上繼續做深切的討論，禹慶允這時已知道自己已在准將晉升審查中脫落。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全斗煥打電話給車圭憲首都軍團長。車圭憲是這一年將軍晉升審查委員長。車圭憲在這一天整天都留在陸本會議室主宰將軍晉級審查。全斗煥與車圭憲在這一天一起用晚餐。車圭憲答應了參加明日集會之要求。

全斗煥也經由類似的接觸，得了國防部軍需次官補的承諾。由此，首都地區的高階層將軍級（陸軍中將）三名，參與了這次的舉事，由於他們的參與，在要求崔大統領的裁可時，才有了附有「這是全軍的意思」之根據。

空輸旅團長們的參與

【盧泰愚在前面已提到的一九八五年黨員教育場裡，曾經這麼說過：

「在發生朴大統領弒害事件的當時，金載圭邀請鄭昇和陸軍參謀總長，並且把他留置在隔壁的建築物裡，把所闖之禍，偽裝成陸軍支持一般。

當時，以契約搜查本部長的身份，負責搜查的總裁閣下（指全斗煥大統領，當時是少將），因鄭昇和是陸軍參謀總長和戒嚴司令官之故，所以在搜查過程中遭遇了困難。搜查官們屢次遭受恐嚇和威脅。尤其是緊急措施第九項的規定，當社會已達某程度的安定後，必須解嚴之故，而就是因為戒嚴才加重了社會的混亂。在搜查過程中，一如我們所憂慮的終於發生了，那就是救金載圭的行動，已開始蠢蠢欲動。出身三星將軍，又是中情部長，所以在政府和軍部內擁有相當的支持者。他們之中，以鄭昇和為後盾，開始凝結成金載圭一黨。

假如我們的國民和軍隊都容許金載圭活下去，問題自然另有不同的結果，但是我們的國民並不容許如此。我們國民是絕對希望不能讓金載圭活下去，然而他開始掙扎想活下去。

這樣子一來，軍隊就會分裂成兩邊，互相殘殺，國家就會滅亡，也等於為金日成擺了一席山珍海味的盛餐。全大統領為此甚為苦悶，本人也一樣苦悶不堪，這才開始尋覓解決的辦法。

雖然想盡了各種辦法，最後還是決定聽取與鄭昇和將軍比較親近的人們之意思。俞學聖、朴俊炳，以及本人都是平常和鄭昇和將軍有深切關係，而且本人更是畢恭畢敬的陪侍過他，也獲得他的寵愛的人。我們集在一起，下了向他建議的結論，說真的，這是大膽的建議。而十二月十二日將軍們的集會地點，就是景福宮。我們的計劃是如果我們把鄭昇和將軍請到當時的崔圭夏大統領所在的總理公館，鄭將軍以參謀總長及戒嚴司令之身份反抗，我們就無法粉碎金載圭一黨的行動與計謀。而突破搜查上的難關唯一最有效率之策，就是建議他讓出兩職位（總長暨戒嚴司令官）。如果他讓出兩職位，我們建議給他部會部長或合參議長等任何職位。」

全斗煥在十一日電告第××師團長朴俊炳少將和白雲澤訓練團長，明日晚上六點，用「慶生宴招待」的暗號，到景福宮附近（第××警備團）。同時也對盧泰愚再三吩咐。首警司隸下的兩位警備團長張世東大領和金××大領，因為是全將軍的直屬部下，因此靠攏全將軍已成事實.

全斗煥也囑咐特戰司令部第×空輸旅團長朴××准將，第×空輸旅團長崔××准將，還有第×空輸旅團長張基梧准將等「明日之約」。他們都是創設特戰司令部之前身空輸旅團的核心成員。

尤其其中崔××（崔世昌）與張基梧，是在上尉階級的一九六年六月，在美國背寧港基地陸軍步兵學校，接受韓國國軍史上最初的特殊作戰教育時，與高一班的全斗煥上尉，有這麼一段同學的過去。這時在美受此訓練的韓國軍官有四名，這三名之外的另一名就是出身步兵幹部候補之車智澈上尉。車上尉受完了訓就在空輸旅團服務，第二年就參與五・一六軍事革命。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斧頭妄為」事件當時，在朴大統領的直接電話指示下，率領精銳成員，在北韓傀儡軍包圍中，把問題的白楊樹砍斷的朴××（朴熙道），也是在與全斗煥有所謂軍人的關係之前，是一個絕對有人性能信賴的跟鄭總長來往密切的人。

這三位空輸旅團長都是鄭柄宙特戰司令官直屬手下的部隊長。他們所指揮的三個旅團，就以包圍首都圈的態勢，駐屯漢城近郊。這些戰鬥部隊就是控制首都圈的主體。

三位空輸旅團長一旦參與「慶生宴」，大勢就完全掌握在「景福宮派」手裡了。雖然還有未被收買的其他旅團，但他們相信其他旅團不至於出動兵力阻撓。因為他們認為只要首警司隸下的兩個警備團，空輸特戰司的三個旅團，負責防衛首都圈的兩位軍團長和首都圈的兩位師團長站在合搜本部的一邊，鄭昇和方面就很難動員兵力之故。這一預想大體得當。】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召喚全斗煥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點，三軍總長會集在國防部長室。十一點，我們陪侍部長到中央廳晉謁大統領，我們請大統領裁定軍內部人事案。這天必須裁定的人事案是明年度晉升將級人員與准將升少將之名單。這份名單是陸海空三軍分別審查，經由各軍總長提出，國防部長同意，再由大統領裁定就完全確定。在每年的十二月初，軍內部必須從事的重要案之一。長官與三軍總長各把所屬的文件，帶到中央廳。一直到那時，崔大統領仍然使用中央廳二樓的國務總理辦公室。

在附屬客廳裡，海空軍總長等待著召見。盧載鉉部長和我為了先呈請大統領裁可陸軍晉階名單而進入。崔大統領對於將官晉升名單很慎重地檢視每一個人的人事紀錄卡，而我在旁作詳細的說明，並且報告名額及依年度晉升計劃作業的狀況。崔大統領毫無疑問地欣然裁可。獲得了大統領裁定之後，我先辭出，立刻回到了陸軍本部。

盧部長為了繼續等待海空軍總長提請的裁可，留在原地。回到辦公室的我，立即召喚參謀次長與人事參謀部長，督促他們發表新人事命令。大統領裁定的晉升準將人員有五十餘名，而晉升少將的人員只不過是十名而已。出身陸士十五期的小舅子申大鎮大領，也在晉升准將的名單中。

雖然申大領是大眾公認的優秀軍官，是應該列晉升的候選人名單內的，但是對我來說，他終究有成而感到快慰。下午，部長要我過去，到了部長室，這才知道崔大統領要改閣，希望推薦一位軍人出身者擔任內務部長，部長告訴我已推薦了金鐘煥合參議長，並且問我有什麼意見。部長與我之間，早在幾天前就談妥了金鐘煥合參議長的任期，將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底屆滿，不僅是他個人不希望延長，而且是為了軍內部人事的新陳代謝，在適當的時機，推薦他出任部長。

我認這是好機會，如果金將軍成為內務部部長，那麼內務部與軍部的合作，不就更圓滿了嗎，所以我表示了贊同。盧部長指出崔大統領對推薦金將軍一事也感到滿意，因此可以說是定案了。但是當我問到有沒有問金將軍本人的意見時，盧部長回答還沒有跟金將軍談過，但預料不致反對。但是我還是建議問問本人的意見，也好讓他把心定下來比較好。同時我和盧部長也內定柳炳賢大將出任合參議長，申鉉洙中將繼柳大將之位。當我問起盧部長是否留任時，他答以可能。而總理申鉉碻，還有幾位部長也將會留任。他還說明天將有新閣之發表。

我們兩人的話題又轉到金載圭事件的裁判。由於對金載圭前中央情報部長的一審裁判也剩下最後的陳述之故，談到了可以照預定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執行死刑。並且談到了既然到最後陳述，如果他能在死前留下一些對容共勢力必須有所警惕的話，以一個死刑囚，又是前中央情報部長，將有助於國民反共意識的提高。因此，如果他有憂國之心，即使到最後，也會為國家的未來盡最後忠誠的。我一面這麼想，一面和長官分手。到了辦公室之後，即召喚了契約搜查本部長全斗煥少將。

三十分鐘之後，大約是下午五點鐘光景，全斗煥少將到了我的辦公室。我就把我和盧部長所談的話告訴了他，並且要他向金載圭的眷屬，或者辯護律師接觸，希望金載圭在最後陳述中，能加入一些吩咐國民提高警覺，別讓容共勢力抬頭一類的話。全少將答以看金載圭的處境有點難，但願一試，並且很自然地退出。

兩位大領直赴總長公館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六點前，在景福宮附近的首警司××（30）警備團長室，已有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國防部軍需次官補俞學聖中將、第×（3）空輸旅團長崔××准將（崔世昌）、第×（5）空輸旅團長張基梧准將、首警司第××（33）警備團長金××大領（金振永）到來。首警司第××（30）警備團長張世東大領出來跟他們會合。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和第×（9）師團盧泰愚少將跟著也到了。接著朴××（朴熙道）第×（1）空輸旅團長和第××（20）師團長朴俊炳少將也到。但保全司令官卻無蹤影。張世東大領對問起保全司令官的行蹤之人，回答道：「大統領召喚司令官，現在在三清洞總理公館。」

下午六點稍前，合搜本部已指示許三守和禹慶允兩大領強制逮捕鄭總長。兩位大領說：「公館有警備兵把關，也許會有衝突也說不定」而擔心。他們到總長公館時，率了配屬於合搜本部的第××憲兵隊一個排，十餘名保全司搜查官以及三名憲兵軍官。即陸軍本部憲兵監室企劃科長成煥玉大領，第××(33)憲兵隊長崔××中領，負責陸軍參謀總長公館警備之陸軍本部憲兵隊李鍾民中領等三名。首警司憲兵隊原配屬於大統領警護室，但自十月二十六日事件發生後，才由契約搜查本部長管轄。這三位憲兵軍官，顯然已被許、禹兩大領所收買。尤其率同李鍾民中領前往，是考慮到他的直屬部下負責總長公館警備之故。但是他們並沒有在事前和總長公館外圍兵力聯絡。總長公館外圍警備兵力是海兵隊。許三守大領在出發之前，打電話到總長公館，與總長隨行副官李在千少領通話，許大領自稱保全司情報處長（實際上情報處長是權正達大領），有事向總長報告而來。

一共有兩部轎車載著許、禹及憲兵軍官，憲兵一個排是坐在小型公車，尾隨於後。

轎車在六點五十分左右到達了總長公館。成煥玉大領和崔××（崔石立）、李鍾民等兩位中領，在公館門前下車。他們指揮了搜查官和憲兵，很快地解除了公館內警備兵的武裝。步哨兵由隨同而來的憲兵所取代。進入總長公館區內的兵力，向著公館建築物，採取臥倒瞄準的姿勢，掩護進入公館建築物內的兩大領和搜查官們。公館正門，總長的黑色萊克特皇家牌乘用車停在那裡待命。許、禹兩位大領在鄭總長隨行副官李少領的引導下，進入公館一樓會客室。】

總長，請到錄音室！

我是在下午六點左右下班回到官邸。用過晚餐後，為了讓岳母知道小舅子申大領晉升的消息，正準備前往位於漢城永東的岳母家而換穿衣服。正要離開房間時，電視開始播報七點的晚間新聞。我坐在電視機前約十分鐘之後，在樓下的玄關，隨行副官李在千少領用對講機向我報告，說是保全司令部的情報處長和國防部合同調查隊長（實際上是陸軍本部犯罪搜查團長禹慶允大領，而鄭昇和似乎有些錯覺）有緊急的報告，現在已到客廳等待。我答以立刻下去，並且想到下班前全將軍來的時候，並沒有說些什麼，會有什麼緊急事件呢，心中產生了疑惑。

我立刻中止新聞報導的聽取，仍然著外出服下樓，在副官引導下進入了一樓客廳，雖然我不認識他們，只知道他們之一是在保全司令部服勤的便衣軍官，另一位好像是國防部合同調查隊長一樣的軍官，正舉手敬禮，並且說有事報告。我根據副官的報告，以為是保全司令部的情報處長，就先坐了下來，並請他們也坐下來。兩人並肩坐在我右邊的位置。

好像是合同調查隊長的軍官，一面微笑一面打開話匣。

「總長，這一次以為總長會讓我晉升，結果沒有，有點感到惆悵。」

我也一面微笑一面說：「說的也是。晉升有名額的限制，而不能把所有具備資格的人員全部晉升，使我在每次晉升名單發表時，有著遺憾的感覺。」接著，我問起有什麼「緊急報告」，保全司的大領就說：「總長從金載圭處收受不少的金錢吧！因此我們有聽取總長的陳述之必要，請總長合作。」

我莫名其妙地說：「誰說這種話」，壓不住心中的憤怒。他有點猶豫。我腦中迅速閃出這種想法，不會是金載圭在最後裁判階段，想求活口而咬我一口才捏造的吧。我再次問是不是金載圭這樣說的，話剛停下，兩位中的一位回答說：「或許，但是我不清楚，只是上級指示要我錄好總長的陳述。」

「錄音機帶來沒有？」我一問，他們說：「請隨我們到準備好錄音的地方去吧！」

一面用M-16射擊，一面衝了進來

在這瞬間，我以是全斗煥少將相信了金載圭所捏造的事實，偷偷報告了崔圭夏大統領，才指示調查我也說不定。我大聲叫起來：「聽著，是誰所下的指示？我是戒嚴司令官，除了大統領之外，沒有人有此資格，是大統領嗎？」兩人同時答「是」。「萬一是如此，那麼大統領也會直接來電話的。在我還不能確認之前，我不接受這種調查。」我立即命令副官打電話到總理公館或打給部長。

直到這時為止，我還是認為大統領誤會了我，才指示調查我。當李在千少領從玄關走進副官室的瞬間，響起了三四發的槍聲。與槍聲同時，兩位大領迎上來挾住我的兩臂，把我架出會客廳之外，我高喊「停止射擊」。

有一個持著M-16，穿著青瓦台警護室服裝的人，一面發射子彈，打破了客廳的大型玻璃窗，一面衝進室內。他用槍對著我逼進，一面揮動槍托，一面高喊：

「快跟著走，有什麼好猶豫的。」

副官以及其他公館勤務兵，一個也看不到。值星的金伍長獨自一人站在角落，不知如何是好地抖著。我只有說：「走吧！」就跟著他們走出。兩臂被兩人挾住，另一個人用槍口推著我走出玄關。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座車已被推走，另一部黑色的乘用車正在等待。

我在兩人挾持下，坐進後座，另外還有一人坐在前座司機的旁邊。車子由公館大門開出。在我被推進車子之前，看到四周儘是陌生人，他們持著槍走來走去。而公館的警備兵和副官已無蹤跡。公館出入口的哨兵也不見了。車子駛出我的官邸，經過住在我隔壁的國防部長公館前，步哨的憲兵曾叫車子停下，但當車內的人大聲叫出「陸軍參謀總長」時，就作個手勢讓車子開過去。我從車裡往外看，不知道車子是往哪個方向開去。

當我感到並沒有開多遠時，車子已停在有武裝哨兵站崗的大門。有人探頭確認了一下，門就開了。車子直開進去，前面不大的兩層建築物，一下車，我就被架入了二樓的某一房間。

夫人打電話告訴陸軍首腦們

【鄭昇和被逮捕之後，有關總長公館之事，是由他的夫人申有慶女士作證的。

「當我聽到槍聲，就立刻跑下去。那時，先生已被帶走了。我走進玄關旁邊的副官室一看，書桌前的電話筒掉落，搖搖晃晃地掛在那。地上儘是血跡。總長警護隊長金仁先上尉流著血躺在地上。副官李少領卻不見蹤影。李少領是在準備打電話到總理公館時，遭到某人所射擊的。雖然這是事後聽來的話，但李少領的肝臟被子彈擦過。他爬進床鋪下躲起來，所以我進去沒有看到他。金上尉是脊椎和眼睛附近中了幾發子彈。兩人都在以後送往順天鄉醫院，經過開刀才救了一命。他們是好軍官，所以老天爺救了他們。兩人目前都在現役服勤中。

我為了找副官連廚房也找遍了，都沒有他的蹤影。那時，我想起了還在二樓的孩子，就是死也要和他在一起的念頭下，我很快地上了樓梯，這時候槍聲又響了。那時，我感覺槍聲好像是衝著我來的，連忙跑上去。我在二樓顫抖了一會，又好像安靜了一陣子，才走下了二樓，看到體格魁梧的人躺在玄關一邊，像十字狀。

這個「像十字狀躺在玄關的魁梧之人」就是去逮捕鄭總長的禹慶允大領。依據雙十二事件戒嚴司所發表的全文與民正黨總裁盧泰愚所公開的談話來看，禹慶允大領是挨了總長公館警備隊的槍擊而負傷。

「……然而，很不幸地，前往迎請鄭總長的人員被總長公館警備隊射傷，才發生了這些事。現在，受到槍擊的當事者，下半身完全癱瘓。」（一九八五年四月號《新東亞》所載的盧泰愚民正黨代表之談話。）

而根據其他的資料，當鄭總長被兩位大領強制挾持時，曾經大聲呼叫憲兵。而使警備隊員出現，在拉開禹大領後，開槍傷了他的下半身。這時，許三守大領才拔槍用槍威脅鄭總長上車，並且命令鄭總長要警備隊員開門，才得走出門外。

對此，鄭昇和指出：「我沒有呼叫憲兵，如果禹大領挨槍，那是我已被架到外面以後的事了，我們的警備兵早在此之前已被解除武裝，或許是那些搜查官們誤射的結果也說不定。我受威脅要警備兵開大門這件事，也沒有過。我是完全地接受逮捕。」

申女士說：「在先生被架走之後，公館管理主任潘准尉向海兵隊聯絡。」

「這是以後才聽到的。潘准尉曾避開向他射擊的搜查員而躲到水泥柱後面。潘准尉跑出公館之後，就越過一丈高的高台，進入負責公館警備之海兵隊的帳棚，跟他們聯絡。海兵隊員跑到公館來，就包圍了留在原地的搜查官及他們所帶來的兵力。」

申女士試圖與外界聯絡，但是所有電話線路都被截斷。只有緊急電話還可以通。值星兵金伍長替她打通了聯合司副司令官柳炳賢將軍的府上。柳炳賢將軍說：「即時前往處理。」接著又打了陸軍參謀次長尹誠敏的家。尹次長以驚訝的口吻說：「將立即採取對策。」但是打到國防部長府上有兩次，都在通話之中。再打到李熺性中央情報部代部長府上時，由他的夫人所接。她說：「我也接到（先生的）電話，他叫我晚上不要在家睡，要我到外面過夜。」】

負責公館管理軍官的證言

【潘一夫（當時三十九歲，現為計程車司機）准尉負責陸軍參謀總長公館之管理任務。在下午六點稍過，他站在總長隨行武官李在千少領接聽合搜本部總務局長許三守自稱情報部長之電話的旁邊。李少領接電話時的態度非常恭敬。

「總長決定外出，希望在此之前快來。」

對方好像是說有緊急事件報告。由於潘准尉知道鄭總長要到永東的岳母家之故，所以對李少領輕易給予他們時間一事，甚感不滿。潘准尉由於看多了正規陸軍出身者對先後同學關係的過分重視，而對李少領的低姿勢甚感不愉快。

許三守，禹慶允大領進入一樓，李少領就引導他們進入一樓的大廳，這是可以用做會議廳的大會客室。李少領經由對講機向正在二樓起居室的鄭總長報告兩位大領的到達。

潘准尉這時正在玄關右邊的副官室內。好像是跟隨兩位大領一起來，穿著便服的兩位搜查官進入副官室。總長警護軍官金仁先上尉一進入副官室，就指著兩位搜查官斥責道：

「你們是誰？出去！」

兩位搜查官有點不好意思地走出去。幾分鐘之後，兩位搜查官又進入副官室。潘准尉以為外面天氣太冷才進來的。

「要不要來杯咖啡？」

兩位搜查官點了點頭。

這時，李少領慌張地進來，開始撥號。

潘准尉為了要叫值星兵沖咖啡而走出副官室，正走向廚房途中，碰到了從客廳出來的值星兵。值星兵臉孔發白地叫著。他一面抖一面說：「潘准尉，你到客廳去看看！」

潘准尉正想進入客廳的剎那，副官室已傳來了槍聲。

「停止射擊！」是鄭總長的叫聲（這雖是潘准尉事後才知道，當時李少領是在打電話到總理公館途中，遭到在副官室穿著便服的搜查官所槍擊。金仁先上尉也是在當時被射擊的。李少領的腹部挨了好幾槍，幸好只擦到肝而已。但是金上尉的脊椎和眼旁受傷。）

潘准尉忽然想起必須和總長公館警備兵聯絡，就跑到外面。玄關前停著的總長外出搭乘用的公務沙龍轎車已不見，只停著搜查官搭乘而來的轎車。

潘准尉一跑出來，穿著大統領警護室警護人員服裝（即野戰夾克）並持著M-16的人，就向他射擊。潘准尉在下意識下閃躲到石柱後面。有一個人用槍托打碎了玻璃進入一樓。（這個人好像打了鄭總長，用槍頂住他的胸膛。）

潘准尉跑往公館大門方向。因為公館步哨憲兵的內務班帳棚，就在大門那裡。他經由帳棚低窗往裡面一看，步哨兵都伏在地上，合搜本部的便服搜查官們用手槍對著步哨兵。而站在大門的步哨，全是陌生人。好像已被繳械換班的樣子。當便服搜查官的眼睛和潘准尉接觸，搜查官就把槍轉向潘准尉射擊。

跟著「射殺他」的聲音發出的同時，發出了連發的槍響。砰的一聲子彈擦過耳朵。潘准尉連忙越過公館的牆垣。這道牆圍在石台上。潘准尉感到自己身體一直往下落。

避開射擊奔向海兵隊申告

一跌落地上立即跑向海兵隊內務班。總長公館一帶的外廓警備，是由海兵隊的一個中隊負責。一位黃少領在辦公室裡。

「總長被綁架了！」

潘准尉到那時還以為是支援金載圭的勢力綁架了鄭總長。黃少領也一面說「聽到了槍聲正感到奇怪呢」，一面即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海兵隊員紛紛奔往分配的位置，一時亂成一團。在辦公室裡只留下黃少領、潘准尉和四五個士兵。黃少領和潘准尉為了了解外面的狀況，走出了內務班帳棚，走上黑漆漆的走廊。然而就在另一邊，一隊人走過來就和我們對上了。

潘准尉以為是公館的警備兵，就大喊一聲：「你們這些傢伙是幹什麼的！」瞬間，槍托的洗禮直瀉下來。潘准尉和黃少領就被合搜本部人員所帶來的警護室部隊，拉進了辦公室。就在辦公室裡，合搜本部人員殘酷地猛打潘准尉、黃少領和陸戰員。流血、昏倒、踩踏……這時，我以為是死定了。忽然海兵隊員衝了進來。

現在輪到了海兵隊員痛揍合搜本部人員，然後把他們一個個扔進停在外面的小公車裡（是合搜本部開來的）。海兵隊員把大約有四十名的合搜本部人員與憲兵關進了車子之後，然後圍起來用槍對準他們。

遭受槍擊的李在千少領和金仁先上尉，被扔在公館沒人管。金上尉爬進了院子裡的池塘，李少領躲進副官室床鋪下，在昏迷中被人發現。

總長司機背著他們兩人，到順天鄉醫院接受了急診治療才保住了生命，當時合搜本部搜查官不想把流血滿身的兩位送出公館之外。】

值星兵士金永振的證言

【這一天，在總長公館內上演的事件，每一個目擊者都有些微不同的證言。由於他們都是處於彈雨中的緊急狀況之下，所以在記憶中，有些出入。記者把他們的證言綜合起來，在盡可能使當時的情況重現世人面前的想法下，訪問了潘准尉之後，又找到了當時在總長公館中值日的值星兵士金永振（三十四歲，建設公司襄理），並且訪問了他。

金永振引導兩位大領進入客廳時，就感到了奇怪。他自言自語道：「將級軍官都不能隨便來見總長的，這些大領怎敢日課之後就在此地出現」心中極感不悅，心想「大領有什麼好報告的」。

金伍長從客廳走出來一看，大廳有六七個穿便服的人，又進入副官室一看，有兩三名搜查官在那裡，整個一樓似乎站滿了人一般。

探頭往外一看，有兩部陌生的車子停在玄關外。穿著野戰夾克的人們持著M-16臥倒瞄準著玄關的方向。金伍長躲在客廳隔間板之後，偷聽鄭總長與兩位大領之間你來我往的談話內容，這不是單純的報告。

在他們口中大膽地吐出總長收受很多錢，對不能晉升感到惆悵等等的話，使他感到驚駭。就在這時鄭總長按了電鈴。金伍長與李在千少領同時進入客廳。

「替我打個電話給總理公館或部長！」

就在李少領進入副官室的幾秒之後，響起了砰砰槍聲。在外面也響起篤篤篤連發的M-16槍聲。鄭昇和說：「除了副官室有槍聲之外，別無槍聲。」但金伍長的證言有所不同。是不是臥倒在外的合搜本部兵力向這時往外跑的潘准尉開槍，還是受到副官室射向李在千、金仁先兩人的槍聲所刺激，下意識地射擊出來，總之很難確定。

金伍長於槍聲發出的同時，跑進了客廳。兩位大領夾著鄭總長往外走著。金伍長用身體去阻擋他們，並且用手去拉開其中的一人。有一位大領身上掉下了一把槍，是白色像打火機一般的小槍。兩位大領沒有打鄭總長。

在推拉中到了大廳時，有個人打破了大廳的玻璃窗衝進來，用M-16槍托打鄭總長。

金伍長忽然想起打電話，就跑到二樓內室。只剩下唯一可以打通的緊急電話。一一按序打給柳炳賢、尹誠敏將軍、盧載鉉國防部長，李熺性將軍的家裡，然後把電話交給申有慶女士。

打完了電話，走下大廳一看，到處靜悄悄地。副官室和大廳地上沾著血。不久，陸軍本部司令黃瓘泳准將過來聽取事件真相。

直到深夜，又來了電話，那是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河小坤少將打來的。

「首警司正在研究對策，夫人可以放心，總長很快地就會回來。」

但是，到了清晨，鄭總長的某一親近的人打來了電話，轉告「首警司已經垮了」的消息。

十二月十三日，陸軍本部下達指示要公館準備遷移。合搜本部來了兩位搜查官，在內室翻箱倒篋。好像在找尋什麼貴重金屬一般，但所發現的不過是幸運之鑰一類的禮品而已。

金永振對記者說：

「鄭總長搬出的東西，是書和紀念牌而已。」

幾天後，鄭總長夫人申女士，搬到了漢城江南區論峴洞私邸。

金永振對禹大領槍擊的事實，如下地說道：

「當時公館內除了家眷以外，副官、警護隊長、值星兵、步哨憲兵一到兩名、庭園管理人一名、司機共三名。平時有武裝的只金仁先上尉一個人而已。因此，最先挨槍。射擊禹大領的人在哪裡？槍又在哪裡？雙十二事件以後，合搜本部雖然召喚金上尉等接受調查，最後還都不是他們盲目射擊所造成的結果。只要調查禹大領身上的子彈，不就完全明白了嗎？」

鄭昇和說：「如果有人射擊禹大領，那就是偷偷地從對面打來的，不是嗎？」十月二十六日之後，陸軍本部曾派空輸旅團兵力來加強總長公館內外之防備，但是鄭總長以「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為什麼要這樣」而命令撤離。總之，一如盧泰愚所指：他們確實並非派人去「請」鄭總長。禹大領被鄭總長方面的人所射擊也沒有證據。】

誤會為崔大統領之核可

由合搜本部軍人挾持到市區保全司分室的我，被拉到二樓的房間。穿著便服的幾個中年人等在那裡，用緊張的眼神看著我。

其中的一個人對著我說：「總長，請你到此地來，是為了調查金載圭事件的。」口氣還算恭敬。他要我在準備好了的書桌前木椅上坐下。挾持我的兩個人，不知何時已走開了。

十月二十六日金載圭弒害朴大統領已有其覺悟，他招待我到現場附近的地方，並且要我等他；弒害朴大統領之後，從宮井洞到陸軍本部掩體為止，我跟他同車而行；又跟他一起在陸軍本部掩體內，和國防部建築物內。這些都是已知的事實。而我也把這些事實在本書前面詳細說明過。而這些事實引起一般國民產生各種臆測，我也知道很多人實際上都會懷疑到我和金載圭之間的關係，甚至於許多可以稱得上是我摯友的人們也都問我，真沒有跟金載圭謀議過？

第一軍團所屬的某一個少領，一句毫無根據的話「總長的確與金載圭共謀」，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將之以流言蜚語罪移送軍法會議，最後被判刑，也都是事實。我從法務監獲得這些事實的報告，並且再次強調：「黃將軍似乎太過分，那位少領有判刑的必要嗎？金載圭一黨的裁判一結束，一切的誤會不就澄清了？流言蜚語不也就消滅了？對於金載圭一黨的審判應迅速進行，並且要做最大範圍之公開。」

那天晚上，我所採取的措施，因為自我的參謀與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為始，以至於其他軍部首腦人物，都會注視之故，所以一點也不可能令他們起疑心。我對於這一事件不僅如此，就是我對其他事情也都一樣，我從沒有以謊言或掩飾讓我周圍的人與部下對我生疑。

因此，我敢自負我從很多認識我的同僚和部下，獲得比較可以信任的結論。我深知軍隊的純粹性和愛國心。軍人對政權的挑戰，我們都知道那是不可想像的。我被部下們逮捕監禁更是不可想像的。軍人的純粹性，我對軍隊的影響力和信任等，依我自己的判斷，只要我不願意，軍隊對政權挑戰的「政變」是完全不可能的。一部分軍人即使掀起，但是純粹的大部分軍人絕不會坐視不理。尤其是部下逮捕我，也是不可想像的事。

深信「政變」是不可能的

當初我一直認為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相信了欲陷害我的金載圭捏造之事實，暗地裡經由崔大統領的裁可，才著手調查我。我認為既然是大統領所許可，那我又能怎樣。我判斷我不能避開這一事件，我必須面對著它才能解決。總之事必歸正。如果我有一絲一毫的罪，那我必須有所準備；當他們來逮捕我的剎那，只要我知道那是非法綁架，我隨時都可以當場避開的。

但是，我那幾乎是愚忠似的對國家之忠誠，對長官與軍隊的信心，連做夢也不曾有過那種想法，只抱著一顆正正噹噹之心而已。因此，我才會在毫無準備一下被牽連進去，招致被綁架的結果，這是我這一生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所發生的事件，使我愈想愈後悔。在我一生當中，沒有過這樣子在這一剎那中無法圓滑對付而犯如此大錯。

部下當中有人建議需要特別的警護，但是我想這個國家裡哪會有人想害我呢？即使我說用我的力量為我的安危用點人力是正確的，但國民也就不會相信我，也不會認為這是好的做法。如果我被解除戒嚴司令官之職，只要有人要接不就可以了嗎？由於我沒有非我不行的想法，所以不曾為自己定下什麼對策，我把一切都看成平常時一樣。

當穿著警護室人員服裝的人用槍口對著我的胸膛，叫我走的時候，單純的念頭「看來很不尋常，大概徹底懷疑了我，要調查我呢」，使我讓他們帶走，才是最大的失策。當他們叫我走時，我只要有這麼一絲一毫他們是「政變」的想法，我可以充分地採取適切的措施。我太相信部下，也太相信軍隊的組織。

有人相信幾個人的出現，無法改變局勢，但是這種想法是太大的錯覺。當他們來逮捕我時，如果我猜出那是政變的話，是可以充分制伏一兩個人的。六二五韓戰期間，知道我戰鬥經驗的人，都知道我所說的絕不是大話，他們都會認為我實際上是可能的。但是我對事態的判斷，都是那麼單純、天真。

遭受侮辱

平常外出時，我常穿休閒衫連褲裝。這次也穿休閒衫連褲裝的我，是和穿著便服，年紀在三十至四十的兩位搜查官，隔著一張木桌，面對面地坐著。

他們仔細地從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接受金載圭的招待開始詢問。我以為是崔大統領的誤會而允許由契約搜查本部調查班調查。雖然心裡極不愉快，但是既然來了，就按調查把事實一一說明之外別無辦法。於是我對調查官的質問，把所知的一切說明出來。

這樣子的調查過了幾個鐘頭，大概是到十三日清晨三四點鐘左右，在我接受調查的房裡，除了像警備兵模樣的二十左右，穿著藏青色夾克的年輕人（當時青瓦台的警護員穿著的深藏青色夾克，他們也穿），每兩小時就交班以外，只有調查班兩名人員和我而已，而現在進來了兩位穿便服，年紀在四十上下的人。其中一個身材稍微魁梧，另一個身材較矮小。

兩人在我的背後，好像看著我坐在木椅上泰然地對質問做說明有一大會兒，就跟質問我的調查班人員交換了一下眼色，其中一個不分皂白對著我說：

「接受調查的態度是這樣的嗎？誰叫你穿這種服裝來的？看來你是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了。」

兩人在我後面，用力拉起我衣領要我站起來。

「脫下這種衣服，換穿這個！」

兩人你推我拉地威脅了我。我在這瞬間終於想到這些人原來是把我當成了罪犯，這才開始作威作福的吧。

「你們要幹什麼！」我叱責道。

他們還是你推我拉地，一面瞪著眼，一面輪番高喊，繼續威脅我。

「你以為這裡是什麼地方？看來你還以為你是參謀總長？一個囚犯只能按照調查所指示的做，你大聲什麼呀！」

「非嚐嚐熱辣辣的滋味才知道厲害！」

事情既然發展到此，直接擔任調查工作的兩位，只是坐著看，一動也不動。接著兩個人強制剝下我的衣服，把拿來的皺皺的舊戰鬥服叫我穿上，上衣雖然還合身，但下衣的腰圍太小，連扣都扣不上，而褲管又是長的不得了，又沒有皮帶。那兩人把我的手錶以及我身上的東西全部拿走。

不久，調查班的兩個人又開始調查，一直到天亮才告一段落，他們把連夜調查的文件輪番地拿進拿出，好像很忙碌一樣，我仍然坐在木椅上，保持原來姿勢。

總理公館的警護兵力已被替換

就在鄭昇和無法掌握情事，而在保全司令部分室接受調查的那個晚上，歷史正在改變。十二日下午六點鐘前，派許、禹兩大領前往總長公館的全斗煥，也同路前往三清洞總理公館。

全斗煥是帶著保全司對共搜查課長兼契約搜查本部搜查局長李鶴捧中領一同去的。在全斗煥去晉見大統領之後，盧泰愚少將就用電話呼叫青瓦台警護室作戰官高××大領，告訴他：「全本部長現在總理公館，你趕快過去處理！」高大領掛上了電話馬上全副武裝，趕到總理公館。公館周圍由陸軍本部憲兵監派遣憲兵守護，警戒森嚴。憲兵一共十八名，每兩名一組，配在公館內外，根據金晉基憲兵監的說詞，崔圭夏大統領在住進青瓦台之前，希望陸軍本部能派憲兵加強警護。

高大領出動了警護室所屬兵力，把擔任總理公館警備任務的具正吉中領等憲兵們完全繳械，然後把他們關起來，讓全斗煥將軍警護室的兵力來擔任警備任務。

陸軍本部某將軍在這之前，從陸軍本部打電話給總理公館警備官具正吉中領，要他把非法拘押鄭總長之事轉告崔大統領，但在來不及報告大統領之前，具中領與其部屬已被警護室兵力解除武裝，並被關在衛兵宿所裡。

崔大統領終於被全斗煥將軍的部隊，把對外的聯絡完全截斷。

崔大統領的拒絕，全軍緊急令

崔圭夏大統領在接見室接見了全斗煥，全斗煥報告崔圭夏說鄭昇和深深牽涉到朴正熙的弒害事件，希望可准於調查。但是崔圭夏卻說：「難道那麼急嗎？」，要參考國防部長的意見之後再作裁可，就要全斗煥去請部長一起來。全斗煥這一來乃舉出朴正熙在位之時期，只要搜查機關之首長一報告，就照准的往例，提出了尹必鏞和朴林恆將軍的事件。

這一來，崔圭夏就說我可以裁可，但必須請國防部長一起來。但全斗煥答以有關弒害事件的搜查，最後報告國防部長就可以的，現在是崔圭夏有必要拿出政治決斷力的時刻。一直堅持有一個小時之久的兩人的立場，還是平行線。在接見室外待命的李鶴捧搜查局長，在那裡接到了打給他的電話，是許三守大領。許三守在電話中告訴了他已逮捕了總長的事實與禹慶允受到槍傷之事。李鶴捧搜查局長就向正在與大統領談話的全斗煥耳語一番，把電話的內容轉告全斗煥。那時候是下午七點三十分左右。

不久，設置在總理公館幾處的警鈴，大聲地響了起來。那是全軍備戰的緊急信號。當參謀本部接到「總長被兩名大領架走」的報告之後，由參謀次長尹誠敏中將迅速向全部隊下達非常命令。

在陸軍本部掩體內，如同十月二十六日晚上一樣，軍部首腦都集合了。尹誠敏之外，國防部次長金容烋，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河小坤等都出現了。

在市區餐館會餐後，金晉基憲兵監也回到陸本露面。他們為了掌握誰綁架了鄭昇和的狀況而忙。他們都很氣憤：「絕不饒恕」。盧載鉉也出現在陸軍本部掩體。盧載鉉是在聽到隔壁陸軍參謀總長官邸發出槍聲之後，跳牆走避這才到達掩體。

過了晚上八點，情報傳來：綁架鄭昇和的，是權正達和禹慶允兩位大領。陸軍本部立即發布通緝兩大領。權正達是國軍保全司令部情報處長，這一天，許三守假裝他的名義，申請與鄭昇和面談。

兩位大領都隸屬於合搜本部，這件事實終於被打聽出來，他們兩位是全斗煥的集團。金晉基憲兵監說：「到底怎樣能夠綁架總長，真令人啞然失色。」陸軍本部掩體中的將官們，個個面露「啞然失色」的神情。雖然陸軍參謀總長被強制架走，但是國防部長-次長-作戰參謀部長所聯結成的軍令系統，還是保全在地下掩體內。逮捕總長沒有逮捕令，也沒有最高層的裁可，這項行動完全是非法的。當時，適法的命令系統還存在，並且對抗著合搜本部，正是這一點，可作為從道德上與法律上來評價這一事件的尺度。

特戰司令部的緊急狀態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鄭柄宙司令官在司令部主持團隊長會議。鄭柄宙在下午六點前結束了會議，就前往位於漢城延禧洞的某餐廳。這項聚會是由全斗煥從中請人出面邀請的。到了餐廳一看，張泰玩首警司令官、金晉基憲兵監、禹國一保全司參謀長、首警司憲兵團長趙洪大領都在場。

鄭柄宙知道這天所發表的將軍晉升預定者名單中有趙洪大領，就說：「趙大領，榮升了。」予於祝賀。

但是，他們等了很久，全斗煥還是沒有來，禹國一準將就去撥了個電話，回來告訴他們說：「好像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人不能來了。」點了菜不過幾分鐘之後，有人打電話給金晉基。金晉基放下了話筒就說：「鄭總長公館發生槍戰！」張泰玩也幾乎同時接到了電話，就說：「總長被綁架了，該回去了。」並且站起身來。這時是晚上七點三十分左右。

請鄭、張、金等三位將軍在這一天到酒家，是全斗煥的意思。引開掌握著漢城市區與郊外兵力的三位將軍，就是為了逮捕鄭昇和。有人說那天鄭柄宙和張泰玩兩位將軍喝醉了而不能指揮，但這並非事實。他們在開始喝酒前，就回到了已處緊急狀態中的部隊裡。作戰課長朴少領和司令官秘書室長金五郎少領，在位於部隊後面的簡易酒店喝燒酒。在晚上八點稍過，教育科選任之下士在外面敲門，他向兩位報告緊急狀態，他們立刻離開酒店趕回狀況室。

過了晚上八點，鄭柄宙回到了部隊，據說他無法經由所屬部隊獲得誰綁架了鄭昇和的情報，但從平時一部分正規陸士出身政治將軍們的性向來看，給人一種感覺，好像此事跟他們有所關聯，但無具體的消息。

鄭柄宙很納悶，就把特戰司保安部隊長金正龍大領叫來，金正龍在中領時，即鄭柄宙擔任師團長時，在同一師團裡擔任保安部隊長。鄭柄宙調職任特戰司令官以後，特別要求把金正龍調了過來，因此兩人的關係很密切。鄭柄宙對金正龍說：「情勢怎麼演變？」，金正龍一直支支吾吾。「趕快去打聽一下回來報告。」聽了此話，金正龍就走了出去。鄭柄宙立刻叫著：「別出去，在這裡打電話問一問就行了。」但是金正龍已走掉了。

晚上八點稍過，住在漢城近郊空輸特戰司軍官官邸的金五郎少領的妻子白英玉，接到電話，是金五郎打來的。

「太太，對不起。今天回不了家了，對了，大概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家也說不定。真是對不起！」

金五郎很急的把話說完就掛掉電話。從電話背景傳來的聲音可以感到打電話的那邊籠罩著一股恐怖的氣息，「說不定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家」這句話，就有些不尋常。尤其是金五郎打從十月二十六日事件發生以後，就常不能回家，但是從來沒有用電話說不回家。大概是金少領喝了酒，又碰到緊急令，像是在回到特戰司令官室時，感到事態不尋常才打電話。但是誰也不會想到那是在這世界向自己妻子告別的電話。

向崔圭夏提出第二次建議

在景福宮附近第××（30）警備團團長室裡，將軍們守著位子不動。他們對全斗煥前往晉見大統領不能立刻回來一事，露出了不安的表情。七點十五分，電話鈴聲響了，某一個人上前去接。是保全司秘書室來的電話，主要是告訴他們逮捕了鄭昇和以及發生槍戰的事，他們都大吃一驚，並且也將已發出全軍緊急令的消息轉告他們，他們一面感覺不安，一面希望前往晉見大統領的全斗煥能取得大統領的裁可，那麼問題也就解決了。

晚上八點三十分，全斗煥回來了。他轉告他們大統領並未裁可，大統領的話「請國防部長一起來」，並且加上一句國防部長盧載鉉行方杳然。全斗煥以沉痛的表情說完了話，某一將軍從位子上站起來說：「事情搞得不好，可能會引起一連串的流血事件。」接著又說：「在座的指揮官們，必須行動一致！」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就說：「大統領的裁可才是問題的核心。」提議全斗煥和他一起去晉見大統領。

黃永時和全斗煥等六位將軍就到了總理公館。坐在崔圭夏右側的是國務總理申鉉碻、全斗煥、白雲澤將軍；而左側依序是俞學聖、黃永時、車圭憲將軍。與大統領相對位置坐著朴××（朴熙道）將軍，將軍們的佩槍都留置在車裡，是非武裝的狀態。俞學聖首先向崔大統領要求裁可。而在座的人跟著一起說「時間不能耽擱了，會出事的！」「鄭總長的涉嫌很清楚！」「讓總長繼續幹下去，軍部的指揮系統會動搖」「這是首都圈指揮官們共同的意見，請賜予裁可」。崔大統領還是堅持必要有一定的程序才能裁定，並且要他們請國防部長一起來。

全斗煥就叫待命中的搜查局長李鶴捧打電話找國防部長。就在十點四十五分電話通了。在部長辦公室裡的盧載鉉直接和崔圭夏通話（這時，盧載鉉躲到美八軍之後，回到辦公室），「趕快過來！」崔大統領說完話後，俞學聖將軍又在電話中，簡單的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俞學聖放下了聽筒，說：「部長說立刻過來。」但是經過了一個小時，怎麼等還是沒有他的影子。另外一方面，首警司令官張泰玩正動員本部兵力，開始接收漢城市區重要的據點。

朴准將回到了部隊

在總理公館等待國防部長的全斗煥，把朴准將叫到身邊。全斗煥說追隨鄭昇和的兵力已經動員了，並且指示朴准將回部隊掌握兵力。全斗煥好像憂慮自己人不在部隊的話，部隊的兵力恐將落入鄭柄宙的手中。朴准將向他表示已經吩咐了副師團長：「即使要出動，沒有自己的命令，不要移動兵力。」朴准將就離開了總理公館。

就在這個時候，鄭柄宙和國防部合參本部長文洪球通了電話。文洪球說：「國防部長以次的將官都集中在這裡。」盧載鉉接了電話，就向鄭柄宙下令：「鄭將軍，朴准將率領空輸旅團要攻打國防部與陸軍本部，你去阻止他。」

鄭柄宙答道：「長官，你麾下不是有搜查機關嗎？你命令他們去抓吧！」

十二日晚上九點三十分左右，六位將軍為了取得大統領的裁可，往總理公館去了之後，師團長盧泰愚少將就與第××（20）師團朴俊炳師團長一起守在景福宮附近的第××（30）警備團。在那裡還有第×（3）空輸旅團長崔××（崔世昌）准將、第×（5）旅團長張基梧准將、金××（金振永）、張世東大領。張泰玩首警司令官打電話給盧泰愚。張少將大聲說：「為什麼逮捕參謀總長？這不成了叛賊嗎？」盧泰愚說：「你到這裡來就可以知道情況了。」張少將說：「我不會置之不管的。」就放下了聽筒。

盧泰愚日後在民正黨教育場的特別演講中，曾經這麼說過：

「那時，首警司令官掌握了言論機關，要殺害景福宮的將軍們，甚至於命令戰車把他們壓死。從晚上八點到十二點為止，死神的影子一直緊隨著我們。」

這種說法是為了表明「不得不動員兵力的緊急狀況」。但試想這種令人氣絕的狀況之所以產生，究竟是誰造成的？又是誰要負的責任？

大概是晚上九點三十分，第×（3）旅團長崔准將和第×（5）旅團長張基梧准將先走了。他們是想在他們的兵力落入鄭柄宙手中之前，先要掌握軍隊之故。金大領率領張世東大領所屬的一個中隊，向位於漢南洞的總長公館出發。那是為了救出被海兵隊所包的合搜本部兵員。金大領打電話給自己的警備團，要他們不要聽首警司令官的命令。

到三清洞公館的六位將官，在晚上十一點回到保全司。全斗煥打電話給值日的處長。在這電話中，全司令官說大統領沒有裁可，並指示掌握首都圈所有部隊的保安部隊，緊密聯繫，防止部隊的移動。這一來事態發展成決戰的局面。

陸本指揮所移往首警司

晚上八點左右，值日司令室下達緊急指示給首警司狀況室。

「派遣憲兵團長指揮一個機動打擊隊前往總長公館，一網打盡留在公館內綁架總長的兵力！」

趙洪憲兵團長這時正在市區接待張泰玩首警司令官和鄭柄宙，因此代理團長的副團長申××中領，就率領四部裝甲車和機動打擊部隊的兵力，向現場移動。當首警司兵力到達時，合搜本部搜查官們和第××（33）憲兵隊員，早已被公館警備兵力海兵隊員繳械，並且關在小公車裡，憲兵隊員就向著小公車瞄準，讓他們逃不了。

與首警司的機動打擊部隊幾乎同時，陸軍本部憲兵隊、陸軍本部儀仗隊、國防部憲兵隊、市警機動打擊部隊的兵力也出動，使總長公館周圍的漢南洞一帶，有各種部隊混在一起，憲兵隊兵力偶爾作威脅射擊。

晚上九點，張泰玩首警司令官帶著警護兵來到了現場，他對申中領下命令：「即刻開始攻擊，粉碎擄走總長的叛亂分子！」

申中領道：「現在有好幾個部隊混在一起，一發動攻擊將波及無辜。」

張泰玩司令官回首警司之後，大概是晚上九點三十分，這次合搜本部的金××（金振永）大領率領一個中隊，出現在總長公館。

金大領對申中領說：「如果攻擊孤立的合搜本部兵力是不可以的。」他們兩人是正規陸士的前後期同學，兩人共同約定違抗直屬長官張司令官的命令。

金大領回到設置在公館周圍的哨所，試打電話入公館內部。他不曉得那時陸軍本部司令黃瓘泳准將為了了解情況而在公館裡。黃准將接了電話。金大領向黃准將報告，首都圈高級將官都集中在合搜本部，並請他與張世東通話看看。

黃准將和張大領經由通話，同意不使公館內外對峙狀況惡化成流血事件。晚上九點左右，在陸軍地下掩體設置指揮所的參謀次長尹誠敏中將決定和軍首腦部一起，把指揮所移往首都警備司令部。這就是影響這天晚上大勢的命運性決定。

鄭昇和對記者說：「陸軍本部掩體，即使遭到敵人的直接攻擊，也可以堅守好幾天的。然而輕率地拋棄是一大失策。」但對於從陸軍本部移往首警司的決定，金晉基有如下的說明：

「鄭總長好像批評那個決定，但我們認為首警司比較安全。十月二十六日事件以後，為了防衛陸軍本部，曾召來空輸旅團的兵力，但是碰巧他們即在幾天前回防去了。因此才移往首警司。這個時候，我們都勸國防部長到安全的美八軍營區內，請他在那裡召喚全斗煥將軍收拾殘局。盧國防部長就由陸軍本部到了美八軍軍區。」

命令空輸旅團出動

鄭柄宙回到司令部之後，首先整備了首都圈麾下的旅團。只有在漢城近郊的第×旅團的尹興祺准將守著崗位。尹興祺並非正規陸士出身。

他說：「剛剛接到盧泰愚少將的電話，他請求出動部隊。」

朴將軍的第×（1）空輸旅團正準備出動。鄭柄宙就對副旅團長下了嚴令，斬釘截鐵地說：「不論是誰下的命令，不要聽他的，絕對不可以出兵。」

之後，鄭柄宙派遣副司令官和憲兵軍官兩名到這個旅團。要他們向朴旅團長下嚴厲的警告，如果他不聽，便把旅團長逮捕。

鄭柄宙到了很晚才叫正在隔壁部隊第×（3）旅團的崔××（崔世昌）旅團長到辦公室來。這時，崔准將是到景福宮去才回來的。鄭柄宙司令官不知道崔准將到過景福宮的事實。

「鄭總長被綁架了，究竟怎麼一回事？或許有什麼情報？」

就這樣追根究柢地問了。

崔准將沒有做確切的回答，只是支吾其詞。鄭司令官終究無法從崔准將那裡得到明快的答案，就叫他走了。他說：「也許我們部隊會出動，你好好準備一下，我會派車子過去！」

雙十二事件之後，政府當局所作有關內部資料中，對這時崔准將參與景福宮的會合和鄭昇和的言行背景有所說明，明記著向鄭柄宙建議慎重行動。但是鄭柄宙完全否認，並對記者說「沒有這回事」。

鄭司令官接到幾次同班同學尹誠敏參謀次長親口下的命令。最初，尹誠敏是說：「參謀總長發生事故，從現在開始由我指揮陸軍。」

李建榮第三軍司令官也打電話給鄭柄宙：「我稍事點驗之後發現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與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行方不明。鄭將軍處於重要的位子，請好好表現！」

「占領陸軍本部與國防部!」

首警司兵力這一天深夜接管了市區言論機關、廣播公司、檢查哨等，並遠距離包圍了景福宮和保全司令部。

駐屯在漢城江南地區的第××（20）師團，因師團長朴俊炳少將參加景福宮的集會未歸，而呈群龍無首的狀態，陸軍本部方面乃派監察監權某少將前往這個師團，並下令非陸軍本部之命令，即使是師團長的命令，亦不得動員兵力。

合搜本部方面只靠張世東大領的警備團兵力和保全司及大統領警護室等的兵力保衛景福宮一帶。合搜本部方面是以保全司令部狀況室為本部，利用它的通訊網以說服陸軍本部的部隊指揮官與參謀為作戰之手段。這些配屬部隊的保安部隊長也負責說服的工作，而保全司令部的參謀們也以同期、先後期等同學關係展開說服工作。其中尤以全斗煥的直接說服，效果最大。

正規陸士俱樂部的領導人物中，以全斗煥在這當中所構築的人際關係和組織，在決定性的瞬間，使部隊長們不顧陸軍本部的合法命令，而服從全斗煥私人的說服與指示。這就是雙十二事件的勝利，歸於全斗煥的原因。這天晚上，聽命陸軍本部的將軍們，在雙十二事件後，幾乎完全退除，只有聽命保全司的指揮官獲得重用。

晚上十一點左右，在景福宮的朴××（朴熙道）空輸旅團長終於返回部隊。他是為了掌握部隊，才搭乘吉普車離去。市區布滿了張泰玩將軍所指揮的首警司兵力。朴准將為了避開首警司的兵力，繞道未被掌握之地區的幸州大橋，在午夜才到達自己的旅部。

鄭柄宙派遣副司令官李順吉准將等三位參謀，前往朴准將旅團部阻止兵力的離營。朴准將一到自己的旅團部，全斗煥以電話下達命令，要朴准將掌握陸軍本部與國防部，直搗陸軍本部的中樞，削弱其指揮體系。旅團長朴准將無視於副司令官的規勸，用車載走自己旅團部的兵力，開上自己剛來時所走的路線，開始向漢城進擊。

而全斗煥也對第×（3）旅團長崔××（崔世昌）將軍下達掌握特戰司令部的命令。

輕渡幸州大橋

朴××（朴熙道）將軍的空輸旅團要進入漢城的話，必須經過幸州大橋。他的部隊完全摧毀了橋南哨所，強渡幸州大橋向漢城進擊。負責橋北警備的第××師團態度，就成為勝敗的關鍵了。

朴熹模師團長在晚上十點三十分左右，接到了直屬長官李建榮第三軍司令官出動兵力向漢城進擊的命令。但他並沒有遵守合法的命令。原來是他早已接受了保全司令部的請求之故。這是有關內部資料所透露的。

保全司令部反而指揮朴師團長麾下的一個聯隊向漢城進擊，由宋××聯隊長負責制止陸軍本部方面之反擊。據說當時朴師團長默認了這一大隊的行動。當合搜本部一邊的空輸旅團渡過幸州大橋時，這一師團的參謀長建議阻止此旅團的進入漢城之行動，但師團長卻抹殺了自己參謀的建議，聽取保安部隊長的意見，容許這個旅團通過幸州大橋。

任何兵力一進入漢城，都可以左右國家的命運。即使它的兵力不多，只要進入市中心，就可推翻一個政權。我們從五一六的時候，海兵隊渡過漢江橋之例，也可看出。五一六當時，為了阻止海兵隊的渡江，憲兵曾射擊；但雙十二時，朴××（朴熙道）旅團部隊的進入，卻無人阻擋。這一旅團的進入漢城，與五一六當時，海兵隊的進入漢城一樣，是抗拒合法的命令，接著推翻政權。因此，對韓國來說，能否渡過漢江成為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而沒有信念的軍部指揮官開創歷史上造反有理的先例，將成為歷史的教訓。

服從命令的陸軍本部

前任憲兵監金晉基對陸軍本部方面的立場，整理如下：

「綁架事件發生之後，陸本方面的首腦們無不憤怒激昂。但隨著時間的消逝，開始向避免流血事件發生之方向去解決。陸軍本部方面的司令官尹誠敏參謀次長，一面和留在景福宮附近的黃永時、車圭憲、俞學聖中將等通話，一面開始摸索妥協之路。張泰玩首警司令官雖然擺出強硬的態度，想動員麾下的兵力，但所屬的兩個警備團的兵力，已經倒向對方，因此除了本部兵力之外，已無可動員的部隊。

從陸軍本部方面所下的命令，都被實際上掌握著兵力的指揮官們所抗拒。到了晚上十一點左右，陸軍本部方面與合搜本部之間，已達成一種君子協定，即互相在不動員兵力之下解決這一事件。因為我們深怕事態惡化給予北韓可乘之機的緣故。所以才有收斂強硬對抗的一面。打破君子協定的，是合搜本部的一方。因朴將軍的旅團、盧泰愚的師團、機甲旅團的戰車聯隊等的進入漢城之故。」

對於這一天事態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的是第三軍所屬的第××機械化師團的行動。擁有強大火力的這一個部隊，如果接受陸軍本部方面的合法命令，那麼合搜本部之意志將遭受挫折。

鄭昇和指出：「即使他們一時能夠掌握漢城市區，但在機械化師團的外廓包圍下，也只有投降一路而已。」

張泰玩首都警備司令官在晚上九點三十分左右，打電話給機械化師團長孫吉男少將，用興奮的口吻說：「在景福宮附近，俞學聖、黃永時、車圭憲等人正集合在一起，好像圖謀不軌，我不會饒過他們。第三軍司令官或者我要求動員兵力的話，請你配合。」但是沒有多久之後，陸軍本部的負責人尹誠敏參謀次長，也打電話給孫吉男：「聽命第三軍司令官！」

不久，保全司令部開始緊追不捨地說服起孫師團長。派到這一師團的保安部隊長，也纏著正在研擬出動兵力計劃的參謀長，說服他不要動兵。這天晚上，這一師團終究沒有出兵。雙十二事件之後，此師團參謀長在准將晉升名單中落榜，而以上校編入預備役。

朴××（朴熙道）將軍所指揮的空輸旅團，渡過了幸州大橋，經過新村圓環，在清晨一點左右，到達了陸軍本部前面。國防部保安部隊長金炳斗大領，在朴將軍旅團未到之前，已經在國防部與陸軍本部的內部兵力上做了手腳。即在戒嚴軍進駐時，撤走路障，不要抵抗。國防部與陸本的值星軍官也順應了保安部隊長的要求。這時，陸本的臨時指揮所，已經移到首警司。但是，國防部屋上的防空哨所，卻沒有人上去通知他們。那是一時忘掉的。這一防空部隊屬於首警司。

盧泰愚召來了第一線聯隊

晚上十一點二十分左右，留在景福宮的盧泰愚，打電話給三清洞總理公館的警備部隊高××（高明升）大領，盧少將指示他不論任何人要晉見崔圭夏大統領，先請他到保全司令部與司令官面談。這一命令，實際上是在孤立崔大統領。就在十二日邁向十三日的子正時刻，在××（30）警備團的盧泰愚以電話召喚自己的師團。他對師團參謀長下達指示：「立刻出動一個聯隊前往中央廳！」這個師團一共有三個聯隊，其中一個聯隊面對停戰線配置，其他兩個聯隊是在後方。盧泰愚是在兩個預備聯隊中，抽調一個聯隊。

鄭昇和指出：

「從對北韓作戰方面來看，這是可能招致致命結果的敵前妄為行動。萬一敵人這時突破休戰線的話，就會因為預備兵力的不足，造成直搗漢城的結果。盧某所抽調的部隊是防衛首都圈重要的兵力。」

盧泰愚師團部的一個聯隊，朝著漢城開始南下，是在清晨零時三十分左右。

這個時候，也正是駐守漢城北部的第×機甲旅團李相珪准將接到留在漢城的白雲澤准將請求派遣戰車部隊前來中央廳的時候。李準將率著包含載運炮彈的一個戰車大隊，開始南下漢城。在他的後面跟隨著盧泰愚師團的步兵聯隊。這一機甲旅團是配置在漢城北部，為防衛漢城的最重要部隊之一。鄭昇和如是說。

國防部長逃往地下室

過了十三日清晨一點，朴將軍旅團的兵力，未經抵抗就占領了陸軍本部。但是在進入國防部時，屋上的首警司巴爾幹炮防空部隊就發炮射擊。如同前面談到的一樣，這一部隊在事前沒有接到任何聯絡。空輸部隊隊員有幾名被擊中倒地。空輸部隊隊員乃向屋上突進，解除了防空部隊隊員的武裝。

朴將軍旅團的兵力中，有一團的士兵用M-16步槍濫射，並且衝入國防部長室。部長室裡除了盧載鉉之外，還有次官金容烋、聯合司副司令官柳炳賢大將、合參議長金鐘煥大將、國防部防衛產業部門助理官李范俊中將等十餘名將級人員，與三十幾名的警護憲兵。盧載鉉只帶著一名警護兵跑進國防部地下室躲了起來。盧部長是從美八軍回來，在辦公室與麾下將級人員討論事情發展。

盧載鉉曾下令合搜本部「前來說明事態」。但未獲答應，反而動員兵力，乃決心前往總理公館，晉見崔圭夏大統領。當他走出國防部的時候，空輸旅團已經進來了。

這個時候威克姆美八軍司令官搭乘轎車快速經過陸軍本部時，受到合搜部隊隊員的射擊。天線被打斷，威克姆躲到座位下。柳炳賢大將從國防部走到美八軍司令部，去了解北韓軍的動態，有沒有特別的行動。

占領國防部與陸軍本部的空輸旅團兵力，開始尋找盧載鉉的下落。崔圭夏大統領自十二日黃昏就說只有國防部長親自來才下裁可，但國防部長的行方杳然。

崔圭夏大統領之所以推拖裁可，似乎是陸軍本部方面的軍部首腦們打電話說明了狀況的緣故。清晨三點左右，副總理申鉉碻進入國防部長室。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熺性也跟著來了。申副總理是在三清洞總理公館等待國防部長出現時，過於憂慮才到國防部來。李熺性最初是站在批判合搜本部的一邊，但在這天早上，他被他們所推戴，取代鄭昇和的職位。

特戰司令官遭到部下射傷

晚上九點稍過，陸軍參謀次長尹誠敏、陸軍作戰參謀部長河小坤等，將陸軍本部的臨時指揮部移往首警司。

晚上十一點左右，首警司憲兵副團長申××（申允熙）中領接到了憲兵團長趙洪大領的電話。趙大領接受全斗煥的委託，在這天晚上招待首警司令官和特戰司令官，而無法回到憲兵團，留在保全司令部。趙大領指出這是全斗煥的指示之後，對申中領下達逮捕移往首警司的陸本指揮部人員的指示。這位申中領，在全斗煥少將擔任最前線師團長時，就在他麾下出任憲兵隊長。

晚上十一點左右，全斗煥打電話給空輸旅團長崔××（崔世昌）准將與特戰司令部保安部隊長金正龍大領，指示他們逮捕鄭柄宙。崔准將在十三日清晨兩點左右，攻擊開始之前，向特戰司令部參謀耳語，要他們避走。曾協助合搜本部的作戰處長申雨植大領也知道攻擊即將開始。司令官的專職副官也離棄了司令官，採取了避走之策。

特戰司令官鄭柄宙，這天晚上曾經打了一次電話給合搜本部方面的將軍們。車圭憲中將也在那打來了電話，車圭憲說鄭柄宙堅決支持晉升准將的申雨植特戰司作戰參謀，在這次審查過關之後，就請「鄭將軍也一起過來」。但鄭柄宙一面說「我什麼要過去？」一面斷然拒絕。

鄭柄宙對記者這樣說：

「到那時候為止，我還不知道誰是綁架鄭總長的主謀。我只是覺得在景福宮集會的將軍級人員，好像正在醞釀某些行動而已。因此，我說我不能去，那是我對他們表示我不是站在你們一邊的人。」

十三日清晨二時左右，鄭柄宙接到了陸軍參謀次長尹誠敏如下的電話指示：「讓出空輸部隊一個旅團，配屬首警司。」空輸特戰司沒有一定的戰鬥管轄區。為了補強兵力不足的首警司，指示他選派一個旅團。

鄭柄宙下達出動命令給尹興祺准將的第○旅團（第9旅團），命令作戰課長樸重煥督促開往漢城。

「我之所以派遣這一個旅團，是因為它在十月二十六日事件之後，有過向漢城出動的經驗，移動程序比較熟練。另外的原因是旅團長自初就帶該旅到現在。」

鄭柄宙對於自己遭到襲擊一事，指出那是下達命令之後的幾分鐘。有關內部資料是這樣記錄的。即「晚上九點左右，鄭司令官要尹興祺准將的旅團開向漢城，為了對付這一狀況，合搜本部方面也動員了兵力，當尹興祺旅團到了永登浦，就被合搜本部說服而回軍。」換句話說，為了阻止尹興祺旅團進入漢城，合搜本部也動員兵力自衛。但是對此事件，鄭柄宙斬釘截鐵地說，下達出動命令的時間，是在自己遭到襲擊之前（十三日清晨二時左右，即朴××（朴熙道）將軍旅團占領陸本與國防部之後）。這一問題往後似乎必須再探討之處很多。尹興祺（預備役少將）說：「我的部隊沒有移動，也不曾開到永登浦。」

崔××（崔世昌）准將指揮自己的旅團，包圍了特戰司令部的建築物，而朴××中領在前頭帶著部下衝入特戰司令官秘書室。經過秘書室正想進入司令官辦公室的剎那，從裡面飛出了槍彈。朴中領方面就以M-16應戰。到最後都沒有離開司令官一步的秘書室長金五郎少領，一直以手槍還擊，最後心臟附近與肚子中了三發子彈而殉職。最後檢查了他的手槍，一共發射七發，還留下一發。

鄭柄宙把辦公室隔壁起居室的門鎖起來，在裡面開槍抵抗。對方用M-16射壞門鎖衝了進來，鄭柄宙左臂中彈。部下們死拖活拖地把他拉上了吉普車，載到保全司漢城市分部。這時，大概是清晨三點左右。

而鄭柄宙這麼說：

「我流著血，車子載著我，不知開向哪裡。我的旁邊還有一位軍人流著血，不斷地呻吟。我以為是我的副官張上尉受傷。到了部隊的大門，步哨一詢問，坐在軍上的軍官答以『我是第××（15）大隊大隊長』。這下我才知道拉我上車的人是朴××（朴琮圭）中領。我被帶到保全司令部，受到非人的待遇。在那裡我因為流血過多而有休克的現象，就把我轉到國軍綜合醫院漢城地區分院。我睜開眼時，看到了朴中領。我在接受治療中也掛念副官，最後我才知道，他早躲掉了。

我是在毫無警告一下遭到襲擊。我是在醫院的時候知道秘書室長金少領的殉職。我的部下在關鍵性的瞬間背叛了我，或者脫逃了。對此，我感到荒誕不稽。」他又接著說：「禮服掛在辦公室，他們對它濫射，以後把衣服拿來一看，簡直像條大抹布。」

殉職的金五郎少領與襲擊司令部的朴××（朴琮圭）中領是同住在軍眷村的鄰居，正在渡蜜月期間的金少領夫婦，在雙十二事件還沒發生的幾天前，還去拜訪陸士早他一期的這位樸學長，兩家人談的還蠻融洽。金少領的夫人白女士，那天晚上在眷村裡，聽到不遠的部隊所發出的槍聲。她絕無法相信，那就是擊倒她先生的槍響。雙十二事件之後，白榮玉女士曾經到朴中領家裡去，但是沒有見到朴中領。幾天之後，又去找朴中領，朴中領堂堂回答：「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白榮玉女士受先生被殺的刺激，完全失去視力，成為盲人。

清晨三點左右，首警司憲兵團副團長申××（申允熙）中領，召集隸下四位中隊長，抽調五十多名的憲兵兵力。申中領率領十幾名到達司令官室。在走廊上，陸軍本部首腦將官們的副官正不安地踱來踱去。申中領解除了這些副官們的武裝之後，拔出手槍衝入司令官室。

「舉手！」

張泰玩司令官，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河小坤少將等集中在首警司的十幾名陸本將軍，就這麼簡單地被解除了武裝。這時，河少將卻因某憲兵中隊的沖入所發射的M-16子彈，傷到了胸膛。後來護送到醫院緊急開刀，才保住了生命。

申中領把張司令官帶上吉普車，直馳保全司市內分部，並且把他交給了合搜本部的搜查官。

站在陸軍本部方面的特戰司令官和首警司令官，還有陸軍本部的將軍們，全在自己內部的以下犯上的行動中，完全陷入無力狀態。

對於首警司內部以下犯上的問題，憲兵監金晉基有如下的說詞。

「那時，也就是陸軍本部和國防部被合搜本部方面的空輸旅團占領之後，集在首警司的將軍們，都陷在一切終於結束的虛脫狀態中。還有一些將軍希望明天一早一切告一段落之後，準備請個假好好睡一覺呢。然而到了清晨三點左右，忽然進來一些憲兵，他們一面衝入，一面濫射，並且解除了我們的武裝。河小坤少將中彈倒地……連現在一回想那時的場面，都感到血液倒流似地！」

清晨四點，搜索國防部內部的空輸部隊隊員，在地下室樓梯下，找到了躲在那裡的國防部長盧載鉉。盧載鉉只有去總理公館了。四點三十分左右，大統領崔圭夏在逮捕鄭昇和的公文上簽字裁可。經過十個小時三十分的雙十二事件，就這樣落幕了。

國防部長盧載鉉也下台

十二月十三日，陸軍本部的氣氛很淒涼，金晉基說。參謀們都慨嘆：「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合搜本部方面，參與逮捕鄭昇和的陸軍憲兵企劃課長成煥玉大領，昨夜被海兵隊員關在小公車內，經過釋放才來晉見金晉基準將，並且道歉說：「真對不起。」

陸軍本部的參謀們，向新任總長李熺性將軍提出辭呈。李總長慰留他們。只有金晉基準將在十二月三十日提出辭呈，自求轉役，卸下了戎裝。

國防部長盧載鉉在十三日發表戒嚴司令官鄭昇和，因涉嫌朴正熙大統領弒害事件，為軍部搜查機關所逮捕，政府任命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熺性陸軍大將繼任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依據盧載鉉的特別談話，軍部搜查機關是在十二日下午七點左右，自大統領弒害事件的主犯金載圭的調查過程裡，發現了金載圭隱瞞的新事實，為了確定真實與否，乃前往陸軍參謀總長公館，逮捕鄭總長，現正在調查中。在逮捕過程中，雖與公館警備兵發生衝突，但鄭總長的身體，絲毫未受傷，盧部長又表示，牽涉弒害事件的一部分將級軍官，也在拘押調查中，十三日清晨兩點，在國防部建築物加派配置的戒嚴軍，曾和哨兵之間發生衝突，為加強首都圈的警戒，有部分地方加派戒嚴軍駐守。

國防部長盧載鉉指出：現在，軍部新指揮體系已經確立，將在堅定不移的意志下，繼續執行任務。十三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政府在申鉉碻總理的主持下，假中央廳國務會議室，召開臨時國務會議，晉升李熺性中將為大將，並通過追認李熺性將軍為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

這一天的國務會議，缺席者有文化公報部長金聖鎮、國土統一院長官李用熙等人。並在會議通過李熺性晉升及追認案件後兩分鐘，就結束了。申總理這天在會議席上，說明早上國防部長的談話內容，並且以局勢已安定，說不定國民還會覺得不安，吩咐大家都利用機會讓國民了解。文公部公報局長黃善必對於記者質問的：「這天會中，有沒有對昨天之事件做補充說明？」沒做具體的回答。另一方面，崔圭夏大統領在這天上午，繼續留在三清洞總理公館。關於這些，大統領公報首席秘書官徐基源說，崔大統領在公館聽取有關部長的重要報告。徐基源又說：崔圭夏大統領十二日晚上，在三清洞總理公館，與申鉉碻國務總理等一起徹夜舉行對策會議，廣泛討論有關朴正熙大統領弒害事件、逮捕前陸軍參謀總長鄭昇和之事等等。

這天，陸軍首腦部門有了大變動。第一軍團長黃永時成為參謀次長，參謀次長尹誠敏轉任第一軍司令官。而與合搜本部作對的陸本方面，尹誠敏與張泰玩、鄭柄宙、李建榮、文洪球等將軍們都沒有退下來，令人感到意外。尹誠敏在雙十二事件中大概是抱著妥協的態度去解決問題，有人認為由這次的人事發表，足可反映此點。國防部軍需次官補俞學聖中將，調任第三軍司令官，首都軍團長車圭憲調任第二軍司令官，鄭鎬溶少將自地方的師團長調升特戰司令官。盧泰愚成為首都警備司令官。也即景福宮派都占據了要職。他們當中，只有鄭鎬溶少將沒有參與雙十二事件。鄭昇和也說：「鄭鎬溶少將與金復東少將，是與其他的軍官不同。當鄭柄宙特戰司令官調軍團長之後，我也想到他的繼任人，將是鄭鎬溶少將。」

崔圭夏大統領在十四日下午，確定起用亞洲工學院院長李漢彬任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院長，並且發表了政府內閣的名單。崔大統領在二十個部會當中，留任外務部長朴東鎮，與金源基財務部長官等兩名現職閣僚。另有兩名長官保留任命，剩下的十六位部長，大部分都是新臉孔或自政府內部升遷上來的，此次改組大幅改變了內閣閣員。

新內閣中李漢彬任副總理，白讚基任法務，金玉吉任文教，陳懿鍾任保健社會，柳良洙任交通，成佐京任科技，李奎浩任統一院長官等新人七名；而金鐘煥任內務，周永福任國防，金容烋任總務處長官等三名軍人的入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大統領公報首席秘書官徐基源在這天一面發表組閣名單，一面談到人選的原則，舉出以努力刷新民心、起用政府內部具有能力的新人、對未來經濟難關能予突破等為重點。徐基源又提到已接受金龍泰第一，高在必第二無任所長官之辭呈，但其繼任名單保留，而閣席中之中央情報部部長一職，暫時保留，沒有任命。

徐發言人指出監查院長申斗泳已知留任，大統領秘書室長則由現任代理室長崔侊洙真除。在這次改組中，李在卨由遞信部長調任水產部長，崔鍾完科技處長調建設部長，各換位置，經濟企劃次官鄭在錫，升任商工部長，裴相旭商工部次官為遞信部長等之升遷，可看出對官僚的特別照顧。而在組閣過程中，崔大統領廣泛地與各界人士接觸，這可從文教部長選用學界知名人士前梨花女子大學總長金玉吉，而保健社會部長官，則任用前新民黨國會議員陳懿鍾，都可看出拔擢人才的一面。

崔圭夏大曾在獲得國會的同意下，任命副總理申鉉碻為總理。這一組閣，原定十三日發表，卻因雙十二事件而延了一天。這一天的延期，使原內定留任的盧載鉉國防部長落空，而當初名單中所沒有的金容烋國防部次官，成為總務處長官。

戒嚴司發表文件內容

戒嚴司令官兼陸軍參謀總長李熺性大將，在十八日上午，發表了談話。

「軍隊的基本使命是在防衛國土。由於政治是軍隊領域之外的部門，軍隊不可以干預政治，這是不變的原則。政治是依具備愛國心與善良意識的政治人的理念發展，這也是軍人一致的期望。」

就任後第一次發表的談話中，李熺性又以「幾天前，即十二日所發生的事件，對國民大眾造成不安，深感歉疚」為前提，指出「有關真相，已在國防部長之談話中言及，至於更詳細的事實，將在幾天內公布。在收拾這次殘局中，軍隊始終通守憲政秩序，依據合法的程序，尤其不使北韓傀儡政權惡用此一事件，採取一切迅速的措施，並恢復正常之狀態，盡了最大的努力，明白地表露軍部的團結及戰力的堅實」。而國防部在二十四日上午九點半，發表了「雙十二事件」的搜查結果。全文如下：

金載圭一黨的內亂陰謀搜查過程中，發現當時陸軍參謀總長鄭昇和大將涉嫌。鄭昇和在戒嚴司令官任中之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起，至十一月一日止之四日間，隨意前往契約搜查本部搜查官辦公室，任意聽取陳述，並且按其內容，或作陳述筆錄，或挑剔調查內容與事實不符等等，以掌握戒嚴業務之戒嚴司令官之威，妨礙自由調查之工作，而使嫌疑之真相，無法一一究明；而在製作筆錄之過程，屢次加以檢討修改，事後又以修正之正誤表，強制變更內容，或追加補充，隱匿有關事實，招致搜查不全之結果。

契約搜查本部在搜查十月二十六日大統領弒害事件中，皆以國家之當面課題，即國家之保全、秩序之安定為最優先，在此範圍內進行之，並於集中搜查主犯金載圭等之後，發表事件真相。而在繼續搜查過程中，發現一九七九年十月初，鄭前總長自金載圭手中接受巨額金品之事實，並與其追從勢力前第三軍司令官李建榮、前特戰司令官鄭柄宙等會合、聯繫等，動向殊常，實有即刻調查之必要。

然欲調查現職戒嚴司令官時，在十月二十六日事件所引起衝擊未完全消失之前，以及金載圭一黨及其追從勢力或可能再引起全國性之混亂的不可預知之狀況下，不得已將調查期間延至大統領選舉之後、政局安定之時為止。

此外，國內外傳布鄭昇和前總長涉嫌之說，甚至於有指責鄭總長與契約搜查本部長之保全司令官，互相勾結，企圖掩飾事件真相者不在少數。在此議論聲中，不得不進行金載圭一黨之審判。

鄭前總長自身對此亦應有所感知，或基以道義，或重視輿論，以涉及嫌疑事件而位居領導職位，實非得當。而期望其自忖良心，急流勇退，並不斷注意本身行動。

但其不僅無退下之意，反而利用戒嚴司令官、審判之管轄官之權限，妄行胡為，溢用裁量權，以達其目的。

第一項事實：在大統領弒害事件發生時，警護室次長李在田將軍，自當時青瓦台秘書室長金桂元處，獲知大統領因有故送醫院，與車智澈警護室長無法執行任務之事實時，亦不前往漢城地區醫院確認，及未即刻採取對應之措施召集警護室全體人員，發布緊急狀態，出動大統領警護人員至現場等行動。同日下午九時左右，青瓦台警護室召開緊急幹部會議時，故意隱匿大統領有故之事實，下午九時三十分左右，雖接陸軍總長詢問情況之電話，仍答以無狀況。既知閣下有故入院之事實，仍不採取措施等，其遺棄警護責任之事實，已在調查過程中，有充分之證據而予於拘押起訴。但鄭前總長仍以對國軍之發展有功等曖昧之理由，不拘其瀆職警護國家元首之重大案件，予以釋放，且未予於應有之懲戒，反而予於激勵，其處理之不公，膽大妄行之事實至明。

第二項事實：十月二十六日之事件發生後，行動曖昧。雖建議拒絕不適合之人士出國旅行，但仍接受個人之拜託，讓渠等達到出國之目的，有違戒嚴司令官之職務等事實。尤其在金載圭一黨之審判進行中，仍發表美化犯行之言辭，誤導國民之輿論，並以管轄官之身份，利用此等已被誤導之輿論，擬予涉嫌犯罪有關人員，作寬容之處分。在此不適當之權力行使日增之下，而致調查遲緩不前。因此，站在國民之前，必須具有無瑕之搜查結果報告，契約搜查本部乃在大統領選舉之後，政局漸次安定之時，認為適合著手搜查之期間已至，為排除戒嚴司令官之干預，防範搜查計劃之洩漏，避免權力對調查之干擾，乃經大統領之裁可，以迅速之行動，乘涉嫌人前陸軍參謀總長不能行使權限下班返回官邸中，予於秘密逮捕，以究明犯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七時，搜查官抵達總長公館，要求自動合作接受調查，但結果一如預料，鄭前總長不僅拒絕，甚至於叫喊，結果引起雙方之槍擊，惹起一陣騷動，造成數人之犧牲，甚為遺憾。

又追加檢舉李建榮、鄭柄宙等，亦為涉嫌金載圭犯行者，擬對其採取調查之際，獲知其勢力核心人物鄭前總長被捕，乃利用麾下之組織，糾契約黨，以鄭前總長遭受綁架之口實，輕舉妄動，動員兵力，出動戰車，以武力拒絕搜查。

此一事態之發展，已非單純之抵抗，實破壞國家安寧之行為，不得不增援戒嚴軍，予於檢舉，逮捕歸案，以利調查。

鄭前總長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四十分左右（戒嚴司發表之十月二十六日事件全文所記載之時間為四時五分，所謂四時四十分，可能根據鄭昇和之陳述而引用），接到金載圭打來之電話，請其同進晚餐，便著便服於下午六時三十分前來宮井洞。鄭前總長於下午六時三十五分左右抵達宮井洞中情餐廳別館，與中情第二助理次長金正燮見面，寒暄之後，自金正燮口中得知金載圭正與大統領閣下同進晚餐，乃在別館中等候。下午七時十分左右，金載圭出現，謂正與大統領同進晚餐，餐後立即前來，請與金助理次長同進晚餐等其回來，乃與金正燮用餐。餐中與金正燮談及釜馬事態、民心之動向、以及士官住宅籌建問題。

下午七時四十分左右，推斷是在紫霞門方向，傳來槍聲，乃問金正燮：「此非槍聲乎？」金正燮乃出館觀察再回抵別館。約三至四分鐘後，金載圭忽然著單衫，臉色惶恐，喘息甚急，出現於前，謂：「總長，大事不好。」鄭昇和乃數次追問：「究為何事？」然金載圭答以「車中詳言」強執升和之臂而出。鄭昇和之直感謂不遠處，可能發生與大統領之安危有關之事態。

下午七時五十分左右與金載圭、金正夑、朴興柱同進轎車駛離宮井洞。車駛經內資大飯店前，經由光化門進入三一高架道路之車中，金載圭令「前往南山」時，鄭昇和又數次追問：「究為何事？」金載圭始以拇指示意大統領閣下崩逝，並強調此乃命運及為維持保全，要求宣布戒嚴。金載圭在要求宣布戒嚴之際，曾問及可出動何部隊？並謂國家之未來，完全肩負於總長。此時，鄭前總長心疑「何以在弒害大統領之狀況下，金載圭仍能安然脫離？」。金載圭亦未明說兇手，有意隱匿事故經緯。尤其以主張宣布戒嚴，指出國家之未來繫於總長一人之涉嫌鼓勵之言辭觀之，乃以金載圭是否已將事件擴大至不可收拾之疑心下，斷定須前往可指揮軍隊之陸軍本部，乃轉馳陸本。

下午八時五分左右，抵達陸軍本部掩體之後，鄭前總長乃指示應變軍官引導金載圭、金正燮、朴興柱等至總長室。自身乃以電話聯絡國防部長、合參議長、海空軍等總長、韓美聯合司副司令官等，完成召集任務後，於下午八時十分左右，首先以電話聯絡首警司令官，獲得一切正常之報告後，指示首警司令官不得接受總長以外之命令。已知首警司未涉及此事件，應思及若系警護室長車智澈所為，則警護室所掌握之首警司應有所行動，事端可確定乃金載圭所犯甚明。

此時，鄭前總長動起妄念。現將兩人之關係，簡略披露於下：

一九六二年，鄭前總長出任陸軍防諜部隊長當時，與當時出任羅州肥料公司社長之金載圭交往。自此以後，直至一九七三年金載圭恢復軍職，兩人同一時期出任師團長，除隨時有所接觸外，並以在京慶北將軍會，及第三軍團長之交接等關係交往愈篤。鄭前總長於出任第一軍司令官後之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曾前往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長辦公室，單獨拜會金載圭之事實。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於金載圭之極力薦舉下，鄭昇和出任參謀總長。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以還，兩人皆以夫人同行，數次會餐酒宴，出入高爾夫球場，互以兄弟稱呼，關係非比尋常。

尤其一九七九年十月，金載圭以其為可支持自己舉事之同路人待之，並在此意圖之下為買其歡心，提供鄭前總長巨額金錢，兩人相互依賴之關係，自此結成。而金載圭又任中情部長，有強大之組織與權勢，以及龐大的背景勢力，在此種想法之下，自身之投機，可獲巨利，為此，乃鋌而走險，認為采投機為最賢明之方法。

因此，在措施上，乃召集參謀次長、情報參謀部長、作戰參謀部長、本部司令、憲兵監、首警司令官等，指示第××（20）師團及第×（9）空輸旅團出動並對第一及第三軍司令官發布緊急動員令後，向金載圭說明有關出動兵力之措施事項，並詢問：「如出動戒嚴部隊，應先占領何處？」在金載圭答以「先占領廣播電台、發電所及銀行等」之後，一一記載於備忘錄，並按金載圭之意，在協議下出動戒嚴兵力，並將其兵力配置之事實，告知金載圭，顯然默認其行為，並采同一步調。

下午八時四十分左右，首警司令官抵達，立即引導至總長室，命令其遠距包圍青瓦台，對青瓦台警護室兵力之出動予以阻止；接著於下午九時左右，打電話與李在田警護室次長，確認青瓦台無異狀，而警護室人員亦未涉及，且事故現場亦非青瓦台，充分獲得證據，確信犯人為金載圭。然鄭前總長仍舊為使金載圭之犯行減輕，下令指示「徹底牽制警護室兵力，與首都警備司令官合作，使一切兵力之出動停止」，阻止了警護室兵力之出動。接著判斷按最初之指示，第××（20）師團與第×（9）空輸旅團之出動進駐，可能成為障礙，乃指示參謀次長盡力中止出動。

下午九時三十分左右，隨國務總理及其下之內務、法務部長，以及金桂元等之抵達陸軍本部，金載圭力主「大統領之崩逝，應以保全為重而予隱匿，盡速宣布非常戒嚴」，但閣僚皆認為不可，主張發表崩逝，而使其計劃無法得逞。由金桂元處獲知此一情況下，鄭前總長於下午十一時三十分左右，為確認國務會議之動靜，乃前往國防部長室，而在部長輔佐官室與盧載鉉前國防部長聞得金載圭乃主犯之語，乃指示保全司令官與憲兵監，保護金載圭，憲兵監乃與保全司令官合力，確保金載圭，由保全司令官將其移往市內之某處，慎重照顧。由此事實，可知鄭前總長始終以投機之行動，幫助金載圭之犯行。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零時四十分左右，按指示保護金載圭安全之某保全司人員，發覺金載圭乃犯人，即時將其事實報告保全司。保全司令官乃依據事實，於上午一時左右，以金載圭可確定為兇手，但仍須調查，乃向鄭前總長報告。直至此，鄭前總長始指示調查。

李建榮（前第三軍司令官）

一九六一年，於陸軍大學任教官時，與當時任副總長之金載圭相識。自此以還，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金載圭出任中情部長時，乃擢為中情部第一助理次長兼第二次長，而成為掌握中情業務之第二號人物，金載圭之心腹。一九七八年十月以後，由金載圭之影響力，而出任陸本參謀次長，再升為第三軍司令官，為實至名歸之指揮戰鬥兵力之野戰司令官。在金載圭舉事時，意圖利用其為支持者之情形下，為買其歡心，提供巨額金錢，分兩次給予。又在舉事之前，一九七九年十月，又收受巨金一次。由於涉嫌金載圭案，正擬予調查，適逢雙十二事件，李前司令官乃與首警司令官等聯絡，動員兵力，企圖作組織之抵抗。

鄭柄宙（前特戰司令官）

與金載圭同為安東農林學校出身，為先後期之同學關係。金載圭為師團長時，鄭柄宙任參謀長及聯隊長等要職。如此，自軍中之服務開始親近之後，金載圭轉任建設部長、中情部次長時，亦不斷接觸。一九七五年開始，金載圭為鞏固人際關係，每月定期支援金品；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又以部隊所須購買情報裝備之名目，接受五千萬元之支援，而成為金載圭之追從者。一九七九年十月金載圭有事時，為活用其支持勢力之加入，而以巨金支援鄭柄宙前司令官。由於其與金載圭有從屬之關係，正擬調查其涉及金載圭之案，適逢雙十二事件，其乃與前首警司令官張泰玩、合參本部長文洪球等緊密聯繫，出動組織之兵力，妄行抵抗。

文洪球（前合參本部長）

金載圭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任保全司令官時提拔文洪球出任參謀長，以此契機而形成關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因金載圭之影響力，而被任命為第一師團長，自是維持親密關係。其後隨時自金載圭處獲得金品。雙十二事件發生時，指揮部移入首警司，與首警司令官張泰玩同一行動，煽動鄭柄宙特戰司令官等追從勢力合力抵抗。

張泰玩（前首警司令官）

鄭昇和於一九七〇年任一軍司（第一軍司令部）檢閱團長時，張泰玩以參謀長之職陪侍，為其關係之契機。一九七五至七八年期間，任第二十六師團長時，亦維持密切之關係，一九七九年八月，任陸軍本部教育參謀次長時，以其為優秀之將軍，更受寵愛。弒害事件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擢升為首警司令官，決心獻出忠誠，追隨鄭前總長，而將警護室長指揮下之首警司，變更為直屬參謀總長。雙十二事件時，借挽救鄭前總長之名，出動戰車部隊及兵力，下達炮擊之命令，並要求第三軍司令官李建榮支援兩個師團，妄行組織性之抵抗。

依如上之調查結果所暴露之犯行內容與情狀，前總長鄭昇和是以內亂幫助罪之嫌疑拘捕，追從勢力之李建榮、文洪球、鄭柄宙、張泰玩，乃隨罪狀，各別依法處理。

於總長公館及國防部建築物所發生之衝突中，計三人死亡、四人重傷、十六人輕傷，共死傷二十三名，入院治療中之負傷者四名已出院，其他續留醫院治療者，將陸續痊癒出院。死亡者有特戰司所屬金少領，合搜配屬憲兵朴上等兵，國防部所屬鄭伍長等三名。

在此期間，不僅國民大眾，甚至於海外，無不對前總長鄭昇和涉及金載圭犯行，表示疑惑，甚至於紛紛臆測，而一部分有心人，惡用此一事件，陰謀達成國民輿論之分裂，策劃造成社會之混亂，本部乃對涉嫌者，徹底調查其罪狀，一一究明，使軍隊內部顛覆要素——追從分子，一一除盡，迅速建立軍中之安定與團結和諧，鞏固保衛國家之體系，首先感到慶幸，但因一時之騷亂，造成國民大眾之深慮，發生死傷情事，甚感遣憾。

為重建國民意見之一致而出發之新政府所定之政治發展計劃，能切實推行，並為國家經濟之持續發展，在保護育成企業活動中，一一克服經濟所面臨之難關，希望國民同心協力，共同發揮韓民族克服難關的意志，以開創新氣象。

鄭前總長以陸軍參謀總長之身職，雖明知大統領被弒害之事實，但未即刻掌握現場，採取收拾之措置，又以無須驚動百姓之理由，遲遲不採取緊急措施，可知其毫無良心道德可言。在事故發生之前，數次與金載圭有往來之事實，且十月二十六日下午，接受金載圭之招待時，確實問及副官，宮井洞餐廳位置等事實，仍不斷狡辯，妄想脫罪。尤其為解決重大事件，不僅以個人之資格，何況又是陸軍參謀總長、戒嚴司令官，應當督促搜查，反而遲延、妨害，因此不論以常人或公務員視之，皆屬有問題之人物，更有甚者得寸進尺，不知分寸。於事件前自犯人身上取得來歷不明之金品時，實應速通報搜查機關，以便調查金載圭之陰謀，反而隱匿，直至搜查過程始吐實情。

又鄭前總長乃屬少有前例之投機主義者，即使非軍隊最高指揮者，只要是持有平常之思考力之人，在忠誠上是應無問題，但其卻胡言亂語，汲汲於脫罪，既不採取對應措施，亦不向統帥報告，反以誤導，觀望事態之發展，在事態進展漸對其不利之際，企圖卸責；並為事態左右。金載圭成事之時，為獲其肯定，乃對金載圭採取保護，表現其投機性。

而被捕獲之後，又利用物證之不足，頑強否認犯行。在搜查官理性之追問一下，始坦率陳述，在真理之前屈服，暴露了以上之罪行。

國防部於十九日發表：戒嚴司契約搜查本部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以幫助內亂嫌疑（刑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將涉嫌朴大統領弒害事件，已被拘押中之鄭昇和前陸軍參謀總長，移送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檢察部。

鄭前總長涉嫌默示金載圭之犯行，以及支持之罪，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為契約搜查本部搜查官自公館逮捕歸案，十二月三十日正式拘押。鄭前總長被捕之翌日，即十三日起解職，自動編入預備役。

本案件送至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檢察部，自本日起十日以內，將決定起訴與否，此期間只能延長一次以十日為限。

金晉基在卸下戎裝後，曾受保全司之逮捕，經幾天之調查後，才獲釋放。他從報紙看到戒嚴司雙十二事件全文與鄭前總長之照片後，感嘆：「幾天中將無法成眠。」「全文儘是人身攻擊，滿布牽強附會。看來是把效忠鄭前總長之將軍，完全視為追從者。但軍中哪有所謂追從者？服從上級是應該的呀！如果有軍人不服從總長乃才是下克上呢。」

「將前任陸軍參謀總長者，扮成穿膠鞋、加手扣，再以照片公開國人之前，這是在世界其他國家都看不到的一種怪現象。一個軍人成俘虜也有保障其名譽之規定呢……這種情況不是對鄭總長個人之侮辱，是對國軍全體之侮辱。像這種情形，哪會是教育呢？」

金晉基又說：「當人們把我們當傻瓜看待時，才真懊惱。沒有強勢的後盾，就好像沒有正義。我真體驗到無力的正義，只是善意而已。我最難以忍受的是，他們那種『你們不是很有辦法嗎』方式的譏諷。我們不是在權力鬥爭中落敗，我們只是為了保全無汙染的政治而中詭計。鄭昇和絕對不是像張都暎那種人。」

註釋

許和平：（韓文：허화평，1937年～）字鳳宇，號佑民，慶尚北道浦項人，韓國陸軍准將。1961年陸士17期畢業，歷任第一軍作戰處教導員、第一空輸特戰團游擊戰教官（在此期間隨空輸部隊編入首都師團被派往越南參加越戰）、第九步兵師團某營長、第九師團作戰參謀、陸軍情報司令部特檢團審查員。1979年由全斗煥調入保全司令部任秘書室長。
許和平的親弟弟許和南（1945年生）1965年偷渡去日本，同年8月到北韓，經過2年的封閉教育後，於1967年11月潛伏回到故鄉。1968年8月，許和南被浦項警察署逮捕。1969年7月，被大邱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原本受其牽連的許和平應被強制退役，但在全斗煥的幫忙下認識了朴正熙的警護室長朴鍾圭，最終得以繼續留在軍中服役。許和南還獲得了減刑。
黃永時：（韓文：황영시，1926～），慶尚北道榮州人，韓國陸軍大將。陸士10期畢業。曾任駐越韓軍參謀長、第三士官學校校長、第一軍團長。
趙洪：（조홍,1933-2018）慶尚南道咸安人。陸士13期畢業。
泰陵高爾夫球場：泰陵是李朝中宗的繼妃——文定王后尹氏的陵墓，位於首爾蘆原區孔陵洞。現屬世界文化遺產。陸軍士官學校早期校址位於這裡，後來修建了高爾夫球場與奧運運動員訓練基地。
東海警備司令官：為東海岸警備司令部（동해안경비사령부）之司令長官（一般為中將級）。東海岸警備司令部為1969年1月18日至1982年8月15日期間設立於江原道沿海的軍團級岸防部隊（第一野戰軍下轄），司令部設江原道三陟市。1974年更名為東海岸防禦司令部。1982年改編為第7軍團。
東海岸警備司令部成立時下屬的主力部隊第一、第二游擊旅團後來轉隸特戰司令部，改編為第三、第五空輸特戰旅團。
如果全斗煥調任東海岸警備司令官，按道理是要晉升中將的，但是實際上是被調離軍部中樞，是明升暗降。
國防部軍需次官補：原譯作「國防部聯勤助理次長」，實際韓文漢字寫作「國防部軍需次長補」（국방부 군수차관보）。此處指俞學聖中將。
第××師長朴俊炳少將：朴俊炳為第20師團長，前文已注。
白雲澤訓練團長：白雲澤（백운택，1932年12月24日～1982年11月3日）韓國陸軍中將，慶尚北道大邱人，陸士11期畢業。「一心會」早期成員。曾擔任國防部兵務負責官等職。1979年時因在軍中表現平平，以准將軍銜出任第71訓練團長，並即將退役。
第71訓練團成立於1975年，是首都圈附近主要的動員訓練部隊，平時作為減編部隊負責預備軍教育訓練，但戰時可滿編執行作戰。1982年升級為第71防衛師團，1984年升格為第57步兵師團，1990年57師團一部改編為第71動員師團，2016年撤編。現今大部分中文資料都對白雲澤的時任軍職出現錯譯，原譯亦誤為「防衛師團長」。
第××警備團：即張世東的第30警備團。
張世東：（장세동，1936年9月27日～）韓國陸軍中將，全羅南道高興人。陸士16期畢業，一心會成員。曾任第30警備營作戰官。越戰時在第九師團任中隊長（所屬部隊為全斗煥任團長的29團）。後在全斗煥任第一空輸特戰旅團長時在其手下任大隊長（文在寅曾在其手下服役）。1977年任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0警備團長。
金××大領：即時任第33警備團長的金振永（김진영，1938-）韓國陸軍大將，生於慶尚南道巨濟郡，陸士17期畢業，一心會成員。曾在全斗煥任第30警備大隊長時於其手下任中隊長。歷任參謀總長專屬副官、青瓦台警護室作戰負責官（時任青瓦台警護室作戰次長補亦為全斗煥）。1979年出任第33警備團長。
第×空輸旅團長朴××准將：即第一空輸特戰旅團長朴熙道（박희도，1934年～）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南道昌寧人，陸士12期畢業，與同期的朴俊炳、朴世直並稱「三朴」。一心會成員。曾任駐韓美第8集團軍韓國軍支援團長。1976年受特戰司令官鄭柄宙推薦擔任第一空輸特戰旅團長。期間經歷了「板門店斧頭砍樹事件」與「北韓西山前海滲透事件」（北韓特工在朴熙道駐地滲透偵察後成功返回，陸軍參謀總長李世鎬大怒要撤朴熙道的職，經鄭柄宙說情後得以留任）。
第×空輸旅團長崔××准將：即第三空輸特戰旅團長崔世昌（최세창，1934-）韓國陸軍大將，慶尚北道大邱人，陸士13期畢業，一心會成員。1977年出任第三空輸特戰旅團長。
其父為韓國獨立運動家，抗日誌士崔允東（최윤동，1897-1965）。
第×空輸旅團長張基梧准將：即第五空輸特戰旅團長張基梧（장기오，1932-）韓國陸軍中將，首爾人，陸士12期畢業，一心會成員。1958年與車智澈、全斗煥、崔世昌在本寧堡步兵學校受訓時，第一個完成遊騎兵課程，成為韓軍第一個佩戴空輸特戰徽章的軍官。歷任首都師團某團長（1975）、陸軍特戰司令部作戰處處長（1977）。1978年出任第五空輸特戰旅團長。
背寧港基地：即美國陸軍本寧堡基地（Fort Benning），位於喬治亞州哥倫布市，是美國陸軍主要的訓練基地。美國陸軍裝甲兵學校、美國陸軍步兵學校、美國陸軍遊騎兵學校、西半球安全合作機構的本部都設置在本寧堡基地中
「斧頭妄為」事件：即「板門店斧頭暴行事件」。1976年8月18日，美軍與韓軍在共同警備區第3哨所附近砍伐一顆阻擋視野的楊樹時，遭北韓軍人暴力阻止。兩名美軍軍官在衝突中被殺。美韓方隨即提高戒備，於8月21日，由第一空輸特戰旅團派出人員，將楊樹砍伐，北韓未做阻撓。期間由於旅團長朴熙道未按照美軍的要求無武裝進入警備區，遭到美軍抗議。事後作為報復，朴熙道指揮第一空輸特戰旅團摧毀了北韓方4個無人哨所。
申鉉洙：原譯誤作「申賢洙」。時任合參本部本部長，陸軍中將銜。
國防部軍需次官補：見前文。原譯又作「國防部管理助理次官」。
第××憲兵隊：即第33憲兵警護隊（제33헌병경호대장）。該部原為首都警備司令部下屬的憲兵警衛隊，後被車智澈調入青瓦台，名義上仍屬首警司，但實際聽命於青瓦台警護室。全斗煥任總統後該部直接歸屬青瓦台警護室，改名第33軍事警察警護隊。
成煥玉：（성환옥，1938-）韓國陸軍准將，慶尚北道永川人。陸士18期憲兵專業畢業。
崔××：真實姓名為崔石立（최석립，1940-）韓國陸軍少將，陸士19期畢業。盧泰愚任青瓦台警衛室作戰次長補的時候，曾任其下屬的憲兵負責人。
李鍾民：（이종민）原譯誤作「李鍾敏」。
永東：「永登浦以東」之意，即現在的首爾市江南區。
順天鄉醫院：（순천향병원），現順天鄉大學附屬首爾醫院。為韓國神經外科先驅徐錫助博士（서석조，1921-1999）創辦於1974年。1978年在順天鄉醫院的基礎上創辦了順天鄉大學。現在擁有首爾醫院及龜尾醫院，天安醫院，富川醫院四個分院。「順天」為順應天理之意，「鄉」意為讓病人感受家的溫暖。
河小坤：(하소곤,1928-2013)原譯誤作「河少坤」。韓國陸軍少將。1950年甲種第1期陸軍綜合學校畢業，曾參加韓戰。歷任第27步兵師團長，第2軍團參謀長，第3軍作戰處長，第7步兵師團長，第1軍參謀長。1979年被任命為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
論峴洞：（논현동）原譯誤作「論賢洞」，位於首爾市江南區西北，西邊毗鄰瑞草區磐浦洞。
李鶴捧：（이학봉，1938-2014）韓國陸軍准將，慶尚南道釜山人。陸士18期畢業，一心會成員。曾經參加過越戰，1977年起歷任保全司令官對共搜查課長、對共處長。
原譯此處將李鶴捧職位寫作「對共處長」，但此時時任對共處長為南雄鍾，李鶴捧應為對共搜查課長。
高××大領：即高明升（고명승，1935-）韓國陸軍大將。全羅北道扶安郡人。陸士15期畢業，一心會成員。曾經參加過越戰，時任青瓦台警護室作戰負責人。
朴林恆：（박임항，1919年3月13日～1985年11月12日）原譯誤作「朴任沆」。韓國陸軍中將，咸鏡南道洪原郡人。滿洲新京軍官學校畢業，曾獲得康德帝（溥儀）的御賜金表。後於日本陸士56期畢業，奉天飛行學校進修，並成為滿洲國陸航中尉。光復後成為呂運亨的秘書，前往平壤商議統一建國事宜。蘇聯扶植金日成清洗曹晚植後被北韓政權扣留，並被迫參與人民軍創立工作。1947年秘密逃亡至南韓，進入陸士並以特7期士官畢業。此後歷任陸軍本部作戰科長、步兵第1師團長、陸軍本部人事局長、陸軍步兵學校校長、6官區司令官，國防研究院首任院長。任5軍團長時發生5・16政變，麾下的5師團部分兵力參加了政變。軍事政府成立後，他曾擔任國家重建最高委員會最高委員兼第一軍司令官，1962年6月至1963年3月任建設部部長。後因反革命事件被捕並提交軍事審判，被判有罪入獄。服刑3年後獲釋。
金容烋：（김용휴，1926-）韓國陸軍中將，忠清南道洪城郡人。陸士7期畢業，曾任第6軍團長、陸軍參謀次長。預編後於1978年10月被任命為國防部次官。12月9日，盧載鉉與鄭昇和討論將全斗煥外調至東海警備司令部的密情，由盧載鉉告知了金容烋。金容烋當天下午就秘密前往保全司令部告知了全斗煥（出自《南山的部長們》第三卷，中文版《全斗煥兵變青瓦台》）
文洪球：（문홍구，1922-2019.7.14）韓國陸軍中將。曾被日本「學徒出陣」，任海軍少尉。光復後畢業於陸士第9期炮兵科。曾參加韓戰，戰後歷任5軍團炮兵司令官、保全司參謀長、1師團長、陸軍總部人事運營監、國防部人事局長、青瓦台警護室次長、首都軍團長、契約參謀本部長。
申××中領：申允熙（신윤희，1941-）韓國陸軍少將。首爾人，陸士21期畢業，曾在陸軍機械化學校、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和陸軍大學進修。
陸軍本部司令黃瓘泳准將：（황관영），原文誤作「黃瓘鎔」。陸軍士官學校第12期，1980～1981任陸軍第一師團長。韓國國防研究院首任/第二任院長（1987.01-1991.03）。陸本並無「司令」，黃准將當時是值班軍官。
尹興祺：原譯誤作「尹洪基」
幸州大橋：（행주대교），是連接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幸州外洞和首爾特別市江西區開花洞的橋梁。最早的舊幸州大橋於1978年7月22日竣工。1987年為了紓解幸州大橋交通擁堵，開工建設了新幸州大橋。但是新橋在1992年施工過程中發生坍塌事故，最終延遲到1995年5月19日開通。2000年12月16日，第三幸州大橋建成，舊幸州大橋同時關閉。
第××師團：即第30師團
朴熹模：（박희모，1933年1月21日-）首爾人。陸軍甲種軍官學校第9期畢業，韓戰末期在第11師團9聯隊3大隊服役。1964年畢業於陸軍大學。時任第第30師團長。
聯隊：原譯誤作「連隊」，「聯隊」為日式漢字寫法，相當於團。該聯隊為第30師團下屬的第90聯隊。
宋××聯隊長：原文誤作「營長」。宋××為宋膺燮（송응섭，1937年3月31日-2012年10月29日），忠清北道堤川人，陸士16期畢業。時為陸軍大領，第90聯隊長。
機甲旅團的戰車聯隊：指的是黃永時的第一軍團下屬的第二機甲旅團第16戰車大隊。
第××機械化師團：即首都機械化步兵師團，簡稱「首機師」，也就是著名的「猛虎師團」。其第一團（第一聯隊）就是所謂的「白虎團」。
俞學聖：原文誤譯作「尹學聖」。
師團參謀長：時任第9師團參謀長為具昌會（구창회，1938-）大領，慶尚南道晉州人，陸士18期畢業。
一個聯隊：為第9師團第29聯隊，聯隊長為李弼夑（이필섭，1937-9）大領，忠清南道唐津人。陸士16期畢業。
第×機甲旅團：即第一軍團下屬的第2機甲旅團。見前注。
巴爾幹炮：即美製M61「火神」機關炮。「火神」的英文Vulcan（一般音譯為「伏爾甘」或「伏爾鏗」）在港台地區一般被音譯為「巴爾幹」（根據日語發音轉譯）。
金容烋：原譯誤作「金用烋」
大將：原文譯作「四星上將」，顯然是不同譯者產生的不同譯法，為了統一，改為大將，後面金鐘煥的軍銜同理。
憲兵副團長：原譯誤為「憲兵部團長」，因為韓文中的「副」和「部」的發音都是「부」，因此譯者誤解為「憲兵部團長」而非「憲兵副團長」。
尹興祺：原譯又誤作「尹興基」
朴××中領：朴琮圭（박종규，1944年2月29日～2010年12月7日）首爾人。陸士23期畢業，曾參加過越南戰爭。時任第3空輸特戰旅團第15大隊長。
漢城市分部：即惡名昭彰的西冰庫分室。
第二軍司令官：事實上，車圭憲期初擬定的職務是中央情報部長，後因崔圭夏反對現役軍人出任，改任陸軍參謀次長，然後才出任第二軍司令官。
地方的師團長：鄭鎬溶時任第50師團長。
金龍泰：（김용태，1926～2005）：是5・16革命骨幹分子中唯一的民間人士，負責籌資。他與金鐘泌是首爾師大的同學，是忠南出身（大田）。他曾擔任中央情報部長、國家再建最高會議經濟顧問，後來成為共和黨的創黨成員。1968年因"國民福祉會事件"被開除黨籍，但第二年復黨。從6代到10代，他連續5次當選議員。他曾兩次擔任共和黨國會總務，並歷任第一無任所長官。外號是"頭目（두목）"。1980年因新軍部登場被政治規制束縛，1987年擔任了JP創建的新民主共和黨的選舉對策本部長。
他的夫人是朴正熙三哥朴相熙的二女兒，與金鐘泌是連襟。
紫霞門：（자하문）是位於首爾古代漢陽城時期西北角的小城門。正式名稱為彰義門（창의문），俗稱「北小門」（북소문）。該城門在仁王山腳下，距離青瓦台、景福宮西北都很近。
無任所長官：即西方內閣中的「不管部長」，沒有具體分管的部門，但作為內閣閣員參與政務決策。
中情部長：原譯此處及後句都將「中情部」寫成了「中情報」
戒嚴司令官：原譯誤作「解嚴司令官」。
張都暎：張都暎（장도영，Chang Do-yeong，1923-2012）韓國陸軍中將，平安北道龍川郡人。軍事英語學校畢業。陸軍士官學校校長、第五團團長、陸軍本部情報局局長、首都師團長。韓戰時曾任第六師團長，在龍門山-破虜湖戰役中擊敗志願軍。戰後曾任第二軍軍長、任陸軍本部企劃行政參謀部部長、陸軍參謀次長、教育總監部部長、第二軍司令。1961年2月任陸軍參謀總長。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發動「5・16政變」，在朴正熙面見張都暎後，張都暎接受了朴正熙的請求，出任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長（後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議長），內閣首班（總理）、國防部長，掌握了軍政大權。然而到了7月，朴正熙就與張都暎合作破裂，朴正熙再次發動政變，逮捕張都暎並以反革命罪判處其死刑。之後又給予特赦，讓張去美國留學（實為流放）。張都暎後來取得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榮譽博士，擔任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至1993年。
對於張都暎在「5・16」中的行為，他自辯是為了避免流血衝突，但是公眾普遍認為他是投機，為了個人權勢出賣了第二共和國的民主政體，因而對他在政治鬥爭中的失勢多報以嘲諷態度。MBC電視劇《第三共和國》也採取了這一立場。

第六章：調查與拷問

灌水拷問

被逮捕至保全司令部的第二天，即是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七時卅分左右，一個穿著便服、看起來象是士兵模樣的青年，端著凹凸不平的鋁製托盤，內盛著飯和湯各一碗走了進來，這位青年將飯和湯放在我接受審訊的桌上後便又出去。審訊班中的一位班員向我說道：「這是你的早餐，吃些吧！」我雖然沒有胃口，但還是勉強吃了一些，然後將托盤推了開。

九點鐘，審訊進來了兩名彪形大漢，對著我說：「走吧！」便緊著我的手臂將我帶了出去。我被帶到旁邊一看似倉庫的建築物，進入二樓一間小房間，這間小房間似乎專為拷問而設，這些人按著我坐上一個形狀怪異的鐵製椅子，並將我緊緊地綁住，我內心已猜想到這些傢伙要對我用刑，便對周圍五、六名傢伙大聲叱責道：「我知道你們要拷問我，我是堂堂的陸軍大將，不能接受你們的拷問，拷問之前，我要先填妥改編為預備役將官之自願申請書後，再接受刑求。」其中一名傢伙吼道：「你早日改編為預備役了，那個東西寫不寫都無妨，現在你的身分已不再是參謀總長了，不用那麼多心！」兩名大漢抓著我的頭用力往椅背後扯，周遭的人都尖聲怪叫，充滿著殺伐之氣，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其中一名拿了支看似鋤頭柄的木棒朝著我的大腿一棒敲下，另一名打我的小腿前骨，接著頸背又是一棒，兩名打我的大漢象是發了瘋，相互比賽誰打得狠似的，棒子雨點般地落下，昏迷中，耳際猶不時傳來吆喝聲：「說實話吧！你這豬玀！你是和金載圭共謀的，對吧！我們都已知道真相，說謊也沒用！」棒打拷問的痛苦雖可以忍受，但這批傢伙不時地用水灌頂，以濕毛巾捂著我的臉後，再不斷地以水壺中的水朝臉上灌的手法，叫人難以消受。這種酷刑叫人無法以鼻子呼吸，只能把嘴微張，趁著水未流下時換口氣，稍微不留意，猛然口中吸入一口水，便什麼得人生不如死，痛不欲生，刑求時間短，或還能殘喘，時間一長，便叫人魂飛魄散。

我一面遭受酷刑，腦海中閃現了一個念頭：我這在六・二五韓戰中該當陣亡的身軀，苟存至今，竟遭手下羞辱，今天要冤死，不如咬舌死了算了。那時我的健康情形並不佳，再加上這批人無所不用其極的酷刑拷問，我認了，這條命是沒了。

後悔出生在這塊土地上

經過了一陣子的灌水拷問後，他們終於停止了這不人道的刑求，腦海中存些微意識，模糊中知道他們對我停止了用刑，不久，他們將我鬆綁，並在我充滿笞痕的裸軀上穿件破舊的野戰服死拖活拉了出去，令我在原來受審訊的桌台上躺下。我再次昏迷，似睡非睡，不知多久醒了過來，只覺身酸痛難熬，終咬緊牙關忍了下來。似乎是夜已到來，周遭黑漆一片，半昏迷中有人進來叫醒了我，扶著我下台桌坐到受審的椅上，我只覺眩暈不能自持，無法持身體的平衡，他們審視了我的情形後，再次架扶我躺上床。似睡非睡地過了一夜，第二天勉強起了來，仍覺無法維持身體的平衡，渾身淤血青腫，酸疼難忍，臉上亦感覺得出腫脹淤血，勉強提振了一下精神，始稍覺得可以維持平衡。如此昏沉，不易持平衡的情形持續了近一個星期，才能借扶床邊之物而稍起身。

審訊官員再次執意要我吐露十月二十六日晚和金載圭共謀的來龍去脈，我從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金載圭來電約我晚餐及我準時赴約時，未發現金載圭周圍有任何不尋常之事發生，開始詳實地再說了一遍。審訊官員無可奈何似地照著我的陳述記下了筆錄。結束審訊的第二天，這些官員們似乎將我的陳述往上報告，又接獲指示似的，再次提訊我，說我的陳述皆為虛假不實，要重新再作筆錄，如此前前後後反覆了數次。調查班主要認為我和金載圭間的關係有如兄弟般親密，金載圭弒殺朴正照的舉事，不可能不先和我有任何的協商，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審訊官員並數次恐嚇謂金載圭已全盤托出招認了，他們並握有有力證據，要我承認和金載圭共謀的事實，我繼續否認，並回答道：「握有證據的話，那不已足夠了嗎？還要我承認做什麼？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共謀事實，如何叫我承認？」他們見我極力辯白，怒叱道：「陸軍中傳聞你是個頭腦明晰的人，想不到也巧於編織謊言。他們用盡心機與威迫，就是想羅織我是金載圭共犯的事實。

審訊期間，剛開始他們追問我和金載圭的共謀關係，繼而說是已握有證據，謂我收受巨款而和金載圭達成協議助他舉事，並謂金載圭已全盤托出，承認和我在舉事前已建成協識，甚而誣陷我在金載圭被逮捕後猶干預司法機構對金載圭一伙人之裁判，並明顯地有欲拯救金載圭之意圖，且亂扣帽子謂我有欲使青瓦台秘書室長金桂元判無罪之嫌，進而羅織我明知青瓦台警護室次長李在田將軍為刺殺朴正熙之重要罪嫌，竟使之獲不起訴處分故意加以釋放；收受巨款通融前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厚洛至海外旅行等等莫須有之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任意地加諸罪名於我，並繼續地製造不實的新聞，我看了他們些常識以外的主張與喪失理性的行為，內心悲憤交集，一想及我出生並奉獻了我的寶貴一生給予他的國家，尤其是我衷心所熱愛、傾盡了熱情與信賴的陸軍，今天竟然對我加諸此般邪惡的行及捏造虛有的罪名陷害我，一夕間我對國家的忠誠心及對陸軍的熱愛與期待，似乎都全崩潰了，憤怒打從內心深處湧出，我後悔出生在這國度，覺得活著本身就是一種侮辱。

感受生命的威脅

起初我認為我之如此就逮受辱，恐系金載圭為了保全性命，將我給拖下水，致使契約搜查本部誤認我系共謀罪嫌，密告了崔圭夏大統領，並得到崔大統領的裁可後而執行的。他們以此種不擇手段的行徑邀功。要是如此，國防部長盧載鉉應無袖手旁觀之理，事實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心裡如此想。另一方面我也認為這些調查審訊官員由於他們的過度忠誠，致使他們對我施加侮辱及無理性的行為。

他們逮捕我後，對我一概不談外面發生的事，因此我無法知道外面的現狀，他們發射了十餘發子彈，自漢南洞參謀總長官邸把我綁走後，又消耗了多少子彈，我全然不知。我被汽車載走時，國防部長官邸前，海兵隊崗哨屹立在那裡，參謀總長官邸出入之大門也站有哨兵，我想這是他們執行崔大統領的調查指示所採取的措施，至今我仍然不清楚那些哨兵是屬於哪一方面的人員。我被綁架之事，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要是只是一部分的軍官做了類此無謀的幼稚行為，這是一種對國家叛逆的兵變行為，是為國民和軍隊所不能見容的。不管如何，那時候我深信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而深信剛開始加諸於我的那些殘酷行為和羅織的罪名都是由於他們的判斷錯誤所致的無理性行為。他們對直屬長官的我，不擇手段地施予酷刑，並羅織莫須有的罪名以加陷害，一旦他日證明我無罪，他們理應接受責任的追究，相信他們也不會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罪孽。但是我判斷，事到如今，即使我無罪，他們也不得不捏造我的罪狀。不論他們是為了免除自己的窘困立場誤逮了我，獲釋計劃性的叛亂，既然錯誤至此，必定會不擇任何手段來羅織我是金載圭共謀的罪名，甚至為了湮滅證據，他們也會不惜採取更極端的手段。想及此，不覺埋怨起盧載鉉國防部長和崔大統領的處事。即使再怎麼沒實權的大統領，欲調查現職為戒嚴司令官且兼有參謀總長、大將身份的我，也應該組成一個以國防部長或部長級人士為委員長的調查委員會，公開地加以調查，怎可委諸於我的屬下，且是低層部下來調查，並且放任他們妄加施予酷刑拷問，這在任何國家都是未會有的事，我悔恨在過去竟然這般信賴這些長官。

「共謀」轉換為「協助」罪名之調查

我的牢房約有七坪大，算是較大的一間，南向之壁有扇大窗，嵌上不透明的霧玻璃，緊緊地被鎖住，窗簾竟日深垂，西向角隅有馬桶，洗臉台上方有扇小窗，間或被打開以使室內空氣流通，小窗高懸，只能透視天空，其他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偶爾會傳來鄰近美八軍直升機場直升機離降之螺旋槳噪音，過去我常利用美八軍直升機場，因此我清楚此處距美八軍直升機場不遠。保全司令部為收容間諜及做為審訊場所使用的地方在市區內有幾處，但正確的位置我都不清楚。按美八軍直升機升降的螺旋槳聲和我被帶來此處的車程推算，此審訊所應在美八軍直升機場東處。每當直升機聲傳來，我便憑空想像，這些搭乘直升機的韓國高級將領們，不知對我的遭遇會有何想法，對這種非法的處置為什麼都沒有人採取任何的措施，任由我在這裡受苦，內心怨恨與失望不由地升起。

幾天後，他們執拗地追究我和金載圭共謀的態度稍見軟化，且追究之焦點亦稍見轉向，現在他們認定我早已察覺出金載圭之預謀，但膽怯不敢逃捕他，並依其所言去做，是為協從犯。我感覺出他們的態度有所變化後，心裡稍微放寬了些，或許他們的上頭有些什麼變化才會如此吧。我透過審訊時的對話，誘導他們，想探知上頭變化的意義和內容，但他們守口如瓶，未透露出絲毫訊息，我對看守我的年輕士兵訴說著過去軍中趣事，藉此探知上頭是否有些什麼變化，亦歸於徒勞。這些年輕士兵除了簡單的應答外，對其他不必要的談話絕口不談。有個士兵悄悄地告訴我：「這房內某個地方裝有錄音設備，請勿隨意啟口。」然後裝作若無其事似地值勤，即使別人看到我們談天，也只不過好像聊些無關緊要的家常事一般。

自他們轉換我的罪名焦點後，開始對我周遭之事物特別注意，看是否能挖掘出一些不名譽或犯罪之事實，用來治我之罪，對於一些瑣碎小事，他們也煞有其事般地調查，終竟徒勞。因此，他們轉而追究有關李在田將軍不起訴案件和放李厚洛前中央情報部長出國旅遊之事，用以羅織罪名陷我於不義。有時筆錄作成之後，他們又奉到命令指筆錄中某些部分尚需檢討，於消失眼前半天或一夜後再度出現審問我，如此周而復始，令人不勝其煩。他們一而再地強要我承認的內容大致如下：

「金載圭犯下弒殺朴正熙大統領之罪行後，偕同鄭昇和駕車往陸軍本部去，途中，鄭昇和即已察覺出金載圭是弒殺朴正熙的兇手，然而懼於金載圭強大的背後勢力，當即決心與金載圭同流，並照金載圭之吩咐行事。在鄭昇和從金桂元秘書室長口中得知金載圭為弒殺朴正熙之元兇，並分析整個事件對金載圭不利時，即陣前倒戈，反過來逮捕了金載圭。」

總而言之，即是要我承認我於察覺田金載圭為元兇時，優柔寡斷、騎牆而未能立即逮捕他。這項指控並非事實，上自全斗煥少將、當時的國務總理崔圭夏、國防部長盧載鉉、契約參謀本部長金鐘煥、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柳炳賢、參謀次長李熺性，下至我的參謀們都清楚地了解此指控並非真實。我一抵達陸本地下掩體時，隨即召集各軍事首腦，他們對我採取的對應措施亦知之甚詳。各軍事首腦和我一起商討因應這意外事件之措施，我們一起憂慮這件國家的重大危機，且對朴正熙大統領遭弒殺內容之不明朗而焦心。當初誤以為是青瓦台內部發生的事，推論必和警護室有所關聯，為了採取對應警護室之措施，我們腐心不已。起初我沒懷疑是金載圭部長所為，軍事首腦中也沒有人懷疑金載圭部長，俟金桂元青瓦台秘書室長來到陸本之地下掩體，看到我和各軍事首長研商各項緊急因應措施，推測我們不知金載圭為元兇時，才將事實告訴了我。那時盧載鉉國防部長之所以在場，是因金桂元欲告知我真相，把我叫到隔壁一間空房，當時盧部長也同時跟了進來之故。部長也聽到了金桂元秘書室長告訴我的事件真相，其過程金桂元、盧國防部長和其輔佐官趙若來（補佐官曹約來）准將至為清楚。對金桂元秘書室長所吐露的事實真相，盧國防部長和我都大為吃驚，我隨即採取斷然之措施，欲立刻逮捕金載圭，由趙若來准將之助，找來了憲兵監，解除了金載圭之武裝，並加以逮捕。我當時採取的斷然措施，他們都應該很清楚，當時的參謀次長李熺性、憲兵監金晉基準將，甚至保全司令官全斗煥也都一清二楚。我深信還有那麼多的高級將領在位，這齣捏造劇該無法得逞才是。審訊官們對有關李在田將軍不起訴處分案件和許可李厚洛出國及有關我周遭的調查，看似都接受了我的陳述，唯獨認定我幫從金載圭弒殺朴大統領的間接罪嫌，他們絕不讓步。

強迫承認

每次偵查時，他們手裡都拿著奇怪的紙條審問著我，據我推測，那紙條上載著上頭來的指示，審訊官員不按自己的意志來審問，而是配合著紙條上記載的指示條項來審問，並作成筆錄。有時審訊官員在和我一間一答中，同意我的說法並記下我所陳述的內容，但下一次前來，這一部分又被改成別的內容，同時告誡我先前我所陳述的內容均是虛偽不實，要我無條件承認他們所捏造的事實。如此反反覆持續了幾天，作成的筆錄或許尚不能符合上面的要求，這一次契約搜查本部搜查局長李鶴捧中領親自前來審訊，他也和前面那些審訊官員一樣一個鼻孔出氣，要我承認他們所認定的罪名。同時，一個外表看似契約搜查本部幹部的人走了進來，惡辭以對，用盡威迫逼我承認。在我任戒嚴司令官時，關於我和金載圭中央情報部長有關係之部分，我曾主動地兩次召來契約搜查本部的調查班，在我的辦公室詳盡地細述了事實真相。這位契約搜查本部幹部咬定我為了湮滅罪行，曾改動當時某位檢察官所記下對我不利的部分筆錄，並前後兩次將不利於自己的部分動了手腳，硬是強迫我承認他們所認定的罪名。前面我曾提到過，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會主動地請契約搜查本部的調查班前來調查真相，要非我是真清白，誰會如此做。因此我抗辯道：「絕無此事，那筆錄的製作是我擔任戒嚴司令官，自己主動配合的，怎麼可能會有你所指稱的情事發生。」同時，我開始在記憶裡回溯當時筆錄製作過程中發生的事向他說明：

「第一天我以口頭將記憶所及之事，詳細地向調查班的成員說明，非采一問一答的方式，那位檢察官只記了要點便離去，第二天檢察官將重新謄寫之要點帶了來，其中有許多遺漏和誤記之處，我再次詳細地加以說明，並請其補充完妥。翌日檢察官再將補充整理的筆錄帶來，其內容仍然有遺漏不夠詳盡之處，唯恐檢察官帶回整理，還是有所遺漏，便請其留下，由我來替他補充。是晚，仔細看過一遍筆錄後，僅就字句部分作了些修正，翌日即予送回。」

但是，他們的問題重點不在此，而是另有居心。當日事件發生後，從宮井洞到陸本掩體的車上，我與金載圭的對談中，金載圭曾問起要是宣布戒嚴，哪些師團的部隊可迅速因應緊急事態，我告以「××計劃平時即施行中，按此計劃，××師、×師、××師均保有隨時調動往漢城之能力，不用擔心」。這段話，我當時沒想起，致在對檢察官的陳述中遺漏，審訊官員把這當成把柄，認為我把不利於自己的部分刪除，故意虛偽陳述，說我三次篡改筆錄，他們並對我施予棒棍酷刑，威迫我承認他們所主張之罪行。當天，審訊官員大抵朝這方向審問、追究。調查官們認為刺殺朴大統領當晚，我看見金載圭慌張的舉動，再加上金載圭告稱不知道兇手是誰，從這兩點來推論，我也該疑金載圭是兇手才合乎常理，而且任何人在聽到大統領過世消息時，心中也該先升起兇手是誰的疑問。況且金載圭是從大統領宴席上前來，我竟稱不知道兇手是誰，此點實叫人無法理解。

對於這點疑問我實在不想再反覆地作說明，唯有一點是我想說的，那就是金載圭和我是同鄉且為陸士同期同學，平日我就像對自己手足般地對待金載圭，誰會想像得到一位中央情報部的部長會刺殺委之以權力核心大權的朴大統領；況且當天金載圭驚慌失措地從大統領宴席上趕來告知我有重大事情發生，深慮因大統領過世引起國家非常之危機，並要求我立即採取事後緊急對策。在這種狀況下，身為國家安全保衛重責大任的參謀總長，能不優先考慮如何來因應、樹立國家之非常對策與大計嗎？在當時的狀況下，還是急於追索出犯人列為優先？

以調查官員們的立場來考慮，事件發生了，不論事件重要與否，追索犯人或許應列為最優先的考，但是面對國家生死存亡關頭，身為軍隊總負責人的我，必須先從追索犯人的方向著手才算對的嗎？調查官員們一直在「為什麼金載圭慌忙地趕來，而你竟沒能察覺金載圭就是兇手」的枝節問題上追問著我，實在令人氣絕。當天金載圭部長要是不慌不忙、氣定神閒地告訴我大統領被殺了，或許我還會懷疑是他所為。是日，身為大統領心腹的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從大統領宴席上慌失措的跑來告訴我大統領被殺了，這不也是很合理的嗎？

十月二十六日晚大統領被殺後一直到金載圭被逮捕為止，我和金載圭在一起的時間大約只有十五分鐘左右。這十五分鐘的時間就是我自抵達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部長辦公室玄關走廊遇見金載圭，並和他同乘一輛車至陸本地下掩體入口止這一段時間，且在車內尚有金載圭的左右手中央情報部負責國內部門的助理次長金正夑及金載圭之副官朴興柱上校和司機等三人。在這短短的十五分內，我為了思索因應國家非常事態之對策與擔心國家將來的問題，實無剩餘時間容我作他想。

自進入陸本地下掩體至採取好非常措施為止，大約經過了一小時，我將一些次要措施交代參謀次長後，和金載圭、國防部長盧載鉉等軍事首腦進入參謀總長室，這是我當晚第二次和金載圭同席的時間。這也是因國防部長為研商事件發生後之對策所召集的軍事首長會議，我才和金載圭同席的。在這大約一個小時的會議中，雖然我和金載圭同處一室，但為確定各種緊急措施是否順利進行與追加下達對各單位的指示，忙於進出會議室，和金載圭沒有對話的機會。

當晚在陸軍本部一直到金載圭被捕為止，和金載圭有絕大部分時間同聚一室商討各種緊急措施的盧載鉉國防部長、金鐘煥契約參謀議長、尹子重空軍參謀總長、柳炳賢韓美聯合司副司令官等都未察覺出金載圭是元兇。然而，非法逮捕我的契約搜查本部調查官員竟主張當晚只有我察覺出金載圭為兇手，但畏於其龐大之權力而與之同流，從旁協助金載圭舉事。而金載圭犯下滔天大罪到被逮捕為止如影隨形般追隨在金載圭身邊的心腹下屬中央情報部長金正夑，雖然連當晚大統領晚宴地點都清楚，也還說沒能察覺兇手是金載圭。審訊官員自始至終主張聰明、反應快捷如我者，應當早已察覺出金載圭是刺殺朴大統領的元兇。

試著說服調查官員

我不得不覺悟到最壞的情況——「死人無嘴可申辯」。一旦我死了之後，他們把捏造的事實公諸於世，而世人也如此相信的話，就真叫人不服了。每想及此，便憤怒填膺。我仍繼續努力地想探知外面世界發生的事及這一批人內心所打的盤算，然而所有的努力終歸於失敗，我曾要求會見全斗煥少將，亦絲毫無回音。我曾想過，要是能探知一些家人近況，或許對局勢之演變能有多少梗概性的了解，我擔心我那在陸士二年級就讀的么兒是否會被連累而遭退學，他正是該讀書的年齡……一個尚未能獨立於世的愛兒……立於生死關頭的父親，對愛子思念憂慮之情，觸骨錐心，悲痛欲絕。一天，我察言觀色，把握著機會偷偷地問審訊官員，這位官員悄悄地告知我的么兒尚在陸士就讀，生活一切都很好。由這點消息，我可確知我的家人健在。契約搜查本部對我的調查重點方向雖稍有改變，態度亦稍緩和，但把我當成重刑犯處理的策略卻一成不變。看守士兵中有一個大模大樣、流裡流氣的士兵，半夜到我床前得意洋洋地對著我：「參謀總長，你的黨羽要想攻打進來救你，我看是一點希望都沒了，你也不要存有半點的妄想，來日我也會成為軍官，馬上就要出人頭地囉！」從他的話中我得到了外面世界有些騷亂不安的訊息。

我所處的「隔離收容所」自始便是個無法治、無人權、無道德存在的地方，我心想無論如何一定要活著離開此地，以洗刷我的罪名。還是一樣每天相同內容的審訊，相同內容的筆錄製作，了無新意。有一天，審訊官員進了房來，說是要讀朴正熙大統領被刺事件的整個調查概要，要我好好的聽著，便自顧自的念了下去。其所念的內容皆為一方之詞，而且都是他們閉門造車任意推測之虛假內容。我一面聽著，心裡一面想，筆錄要是不如此寫，或許他們真的不會放過我，但是這實在是一齣的極虛假的劇本。聽完後我告訴審訊官員事實並事如此，要真如他們所主張的——我是察覺金載圭是兇手在先，又懾於其龐大之勢力於後，致猶豫未敢加以逮捕並與之同流從旁協助，這也只不過是有關我個人的能力和名譽的問題，不能將我入罪，況且這些筆錄都是你們單方面所造的內容，竟強行逼迫我承認，天下沒有這樣的道理，這是有關整個國軍榮譽的問題，我試著勸服他們。我最痛心的是這些小審訊官員，不僅不了解我這身系國家安危命運的參謀總長所採取的最妥善的緊急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想去了解，一味地要我承認他們的推論。這類顛倒黑白、是非不辨的態度實在命人扼腕。這種舉動不是審訊，簡直就是威逼強求的暴力，我開始痛恨起把我交給這批人手中審訊的人。

日子一日一日地捱過，再怎麼想，我都無法了解政府處置我的理由，目前的心情有似被監禁在無法律、無倫理、無制度的孤島上。我痛恨過去和那些無能、沒出息的長官同席雲謂國家大事。逐漸地我對國家的忠誠也被磨滅殆盡。每當我有這種想法時，我便安慰自己，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政府中都有一些不法之徒存在，怎可因這一小振人而影了對國家的忠誠，但一想到自己奉獻一生，極盡忠誠熱愛的軍隊，今天竟帶給我如此嚴酷的試煉，便覺脈搏無力，渾身虛脫。不論如何我不能死，當下自許一定要克服難關，好為自己活著出去作活見證。

欲入我罪的核心勢力是哪些人，相信在我出監以後當可明白；對於每日直接前來折磨、凌辱我的審訊官員中，有些人是不可原諒的，雖然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對其人其貌我一定會好好地記著。這一陣子凌辱我的人約有六、七人，其他那些純粹遵循上方命令行事的下級幹部，他們的所為我充分諒解，但這六、七人的所為真是無法加以原諒，其中三個以令人無法忍受的言、行蹂躪我的身心；另外三個邀功似地發揮其殘酷肆虐長才踐踏我的自尊，挖空心思欲入我於罪；還有兩名似受良心苛責，每當強要我承認他們捏造的罪名時，便顯得猶豫而囁嚅，這批人的容貌在我心中已烙下深深的印記。

我被綁來收容所過了十幾天，大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他們調查我過去的私生活和朴正熙大統領被刺事件，並沒發覺可治我罪之處，便開始改採最後的一記怪招。他們為了要我承認他們所認定的莫須有罪名，改變了作筆錄的方式，那就是對於他們的質問，不管我回答的內容如何，他們都自問自答式的一路寫下他們心中已有的答案，完成後並要我捺上指紋。筆錄的內容仍然是過去他們所主張的那一套。要是我承認他們所指控的內容，或許成立不了罪名，但對個人的名譽是很大的打擊，有失軍人的榮譽。他們歪曲了我於十月二十六日當晚採取的所有緊急措施的目的，認為皆系配合金載圭舉事。相信稍有良識之士都會了解到這是幼稚的說法。後日，任何人看了也會清楚這純粹是一本捏造的劇本。審訊官員屢屢暗示我，只要承認他們所為的筆錄內容，該不至於被起訴，且不容我不承認。某個審訊官員慫恿著說：「對我們來說，這個方法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承認了之後，你也可快些出監去！」我多方的考慮，要是逼得他們沒退路，刺激了他們，或許事情會更糟，這不是明智之舉。要是他們汙衊我犯了叛國之罪，則我冒死也要抗爭，現在只不過是對個人名節一時的汙損，要是承認就能解決問題的話，實不需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暫時忍辱，留待來日出監揭發此事，做一活生生的見證要較明智些。我忍住了滿腔的憤怒，決心要與之妥協，承認他們所捏造的虛偽指控。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一月調查報告書完全確定之日為止，妥協的決心一直支配著我，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我對審訊官員說：「你們也知道這筆錄所記載的內容不是按照我陳述的內容寫的，純粹是你們一手所導演，但是為了解決問題，不得不和你們妥協。」說完便依從他們的意思蓋上了指印。在韓戰時，為了避免成為俘虜，我曾欲舉槍自盡，但為手下所阻，後來改了自戕想法突圍而出，終獲保命。自那次突圍後，每當我在戰場上面對死亡，便毫無恐懼，勇敢、沉著的應戰，終能免掉許多危險。經歷了韓戰自盡的那一幕之後，我常鞭策自己，人為了大義的名分也是可以的。現在回想起來，當在那些下級審訊官員之前，受盡了無數凌辱，成為卑屈的階下囚時，為何不選擇死而屈辱地活下來，自己也覺得意外。記得當時，心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為了軍人榮譽及洗刷自己的罪名，我一定要活生生地走出去，絕不能死。假若他們自始至終誣陷我是刺殺朴大統領的幫兇，並持續不斷施予酷刑拷問的話，

或許我早已選擇一死。但他們事後改變了態度，且搜查方向也有了改變，認定我只是間接的涉及幫助金載圭，因此我不能死，必定要活著走出去向世人表白我的冤屈。在我決心忍辱偷生之後，便餐餐檢視食物中是否有被下毒，且對他們彼此間的耳語或行動也很在意的去聽。洗刷罪名的決心和對死亡的憂懼，使我較易和他們安協。出監後，我一直認為當時的決定非常愚昧，常反省這是自己休養的不足。

他們自問自答式的調查報告書完成後，便不再來找我作筆錄，十二月二十七日，所有的調查活動似乎告了一段落。

移送陸軍監獄

監禁在隔離收容所迄今，審訊官員們幾乎天天到我的監房來，調查報告書完成後，我催促官員。「調查已結束，現在該可以放我出去了吧！為什麼沒有任何行動呢？」審訊官答道。「我們該做的都做了，日內上頭定會有所行動的。」另一個審訊官安慰我道：「情況會好轉的，請再多忍耐個一兩天。」還處的另位審訊官揮嘴：「事情不會更糟的啦！相信情況會好轉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上頭將會決定起訴或釋放，雖然調查報告書上寫的是如此，但以這罪之輕微，不會被提起公訴的，希望能被不起訴處分。這些都是上頭的事，我們無法作主，反正安心就是！」

十二月卅一日上午，一個審訊官員帶著尷尬的表情地走了進來，他嚅嚅囁囁地開口說：「參謀總長，好像還有些苦日子要過……」他們竟然不放我，看樣子還要折磨我似的。本以為他們多少有些人性，期待著會釋放我……我全身憤怒顫慄，血液順時衝上腦際。過了一會，他們送來了我來這收容所時所穿的衣服和手錶，命我穿戴上準備移監。

我默默地換上衣服，登上他們早已備安的車子，在前面和左右兩邊持M-16步槍的兵士押送下離開了這「不是監獄的監獄」大門。車子沿著江北的道路往東急馳，近二十天未見的陽光耀眼，映入眼的街景平靜如恆，江水依舊，只是更添加了層孤寂，內心不禁起遭屬下背的憤怒，擦身而過公車內的市民自由談笑著，令我羨慕不已。起初我還不清楚是要被移送往陸軍監獄，只是心裡想著這下子又不知道要被送往何處。俟車子經過X室高層公寓區時，我才斟酌到是要被送往陸軍監獄。陸軍監獄在我參謀總長任內曾前來視察過，我知道車子抵達的玄關就是監獄大廈的玄關，押送我來此的保安部隊負責人將我移交給典獄長。監獄四周雖然站滿了憲兵，警戒森嚴，但對我來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般，放心了不少，覺得剛從一批魔鬼手中撿回了一條命似的。

辦完移監手續後，接受了軍醫的簡單診療便被帶至大約可容下三十人一起洗澡的大型澡堂，一位看似上了年紀的下士從我脫衣起一直到我進入澡池為止，都在旁協助我，他也進入澡池內一面幫我擦洗，一面打量著我裸露的身軀，身上尚留著遭刑求的數處淤血痕跡。簡單地沐浴完後換上野戰服，由典獄長帶至監房，監房為五坪大小的木板房，朝南有扇小窗高懸，並裝設有暖氣送氣管，光潔而舒適，角隅處有張軍用床和張小書桌，配備有軍用野戰椅。典獄長曹喆濟大領在監獄大廈玄關最初看到我時，稍有緊張的神色，默默不語，俟進到監房，典獄長先給我介紹少校輔導隊長和一位大尉中隊長後，便將他們打發走，只留下我們

兩人，典獄長這時候才低聲的說：「辛苦了！吃了許多苦頭了吧！在這裡您請放心，我會常來看您，門外的守衛是我這監獄內的衛兵，有任何不方便之處，請立即告訴守衛。」說完便徑自走了出去。

我坐在野戰椅上，內心湧起一絲溫暖，直感覺此處是不同於其他地方，心想：「再忍耐些日子就可以出去了。」回想前面二十天所發生的，真有如惡夢一般。

監房迎接一九八〇年元旦

緊張稍解後，感覺渾身疲憊，躺臥在床上，思潮泉湧，內心百感交集，牆外走廊來來回回值勤的衛兵腳步聲，在這寂靜的監房聽來顯得特別的大聲。每當腳步聲靜止，我便本能地往衛兵所在的那面望去，床的左上方有扇一尺寬的玻璃窗，窗外有窗簾遮住，時兒窗簾被拉往一邊，有雙眼睛往裡瞧，偶爾和我的視線對上時，窗上眼睛瞬即消逝，窗簾重新被拉上，我可以猜想到這窗是監視用的窗口，內心覺得很不痛快。隔了一陣子，有人敲門，並聽到鑰匙碰撞匙孔聲，那位和我一起沐浴的下士端著午餐走了進來，他告訴我他是專門照顧我的下士，就在我監房對面的辦公室內辦公，並仔細地向我說明起居應注意之事項，例如如廁時可告知守衛便可到走廊末端的廁所去方便，盥洗也可到洗手間旁的盥洗室去，三餐都會送到房裡來……等等。日後我才知道他名叫李善周，是位年逾四十沉默寡言的上士。在陸軍期間，諸承他周全照拂，實深感謝。此後，除了星期日之外，他餐餐都送來食物，並收拾餐盤，對我的健康也特別的留意。

第一餐送來的午餐有飯、有湯，附帶了幾樣菜，相當的可口，比起在保全司令部收容所吃的要好，就這樣開始了我在陸軍監獄的第一天。除了偶爾感知門外衛兵透過監窗往裡看之外，所有的時間都是一串寂寞的連續。第一個晚上，身上裹著數張新的軍用毛毯和兩床白色薄被以防著涼，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不知是疲倦還是內心稍覺舒坦，很快地便入眠，一直到凌晨冷醒都睡得很香甜。醒來後便不易再入睡，睜著兩眼望天花板發呆，腦海裡胡思亂想，突然對面壁上有白光流入，抬頭望去是扇入監之時就發現的小窗，夜裡看來更為生疏，久未見到的曙光，透過霧玻璃緩緩地瀉入。起了身打開小窗，南漢山城的山巒映入眼廉，山際天邊已為晨曦染紅。我這才想到今天是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新年的清晨，我必須在這淒冷的監房透過這扇小窗來迎接新年的晨曦和清新的空氣，頓時內心百感交集不覺淚下。吃過年糕早餐後，典獄長曹大領到房裡來看我，並垂詢房要是否溫暖，我告以木製地板縫滲入大量的寒氣，雖有暖氣供應，但是不覺絲毫溫暖。典獄長察看地板的每一處後帶著歉然之色：「昨天突然接到您要移送來此地的命令，急忙僱人修理此監房，暖氣管也換新了…但是還有許多地方不周全，今天一定叫人把暖氣的問題給解決。」幾個鐘頭後，中隊長車大尉和李上士帶了塑膠鋪板前來將木製地板完全蓋上，並新裝了一具石油暖爐。午後，典獄長曹上校再次來到監房，一一檢視改進後的情形。現在，我的小天地除了孤獨、鬱悶儼然存在的現實之外，沒什麼好抱怨的了。典獄長連續好幾個早上都來看我，確定我晚上都過得還好才離去，他雖然常來看我，但言行仍小心，通常只和我寒暄後隨即離去。

保安部隊對我的監視甚為嚴密，對我是否有和他人接觸之點特別敏感。我的監房附近除了當事者外不准閒雜人接近。典獄長也知道他每天前來探視我也是不適宜的，但是他認為身為典獄長，為了盡責，仍每天前來看我。他每次來探視我，或許都意識到保安部隊在監視，所以進了監房後必四處察看才啟口，不敢久留隨離去。

穿上膠鞋錄影公開播放

最初我似乎交在一群不知法治為何物的人手中，還好他們「適法」處理了我，把我移送到陸軍監獄來。由於移送到陸軍監獄，保安部隊員無法隨心所欲，自然便對典獄長的干涉逐日增加，曹大領因此感受到不少的壓力。長駐監獄就近監我的保安部隊，對於和我有關的事亦一一地接受上頭指示並對監獄的業務橫加干涉。保安部隊即使對於和我有關的瑣碎小事亦一一地加以干涉，例如：為什麼不和別的囚犯一樣加穿膠鞋、為何可以不穿囚衣、為何享受日光照曬的時間比別人長、為何飲食較為特別、為什麼監房的暖氣設備較佳……均在他們干涉之列。典獄長曹大領、中隊長車大尉、李上士等人為了我受盡委屈。這些保安部隊員不久之前都還是我的下屬，他們對我過去三十餘年的軍人經歷，不論於公於私都知之甚稔，對我任事盡責、對國家忠誠也知之甚詳，但他們對我的無理行為已超過了必要以上，或許他們認為要把無罪的我入罪，不這樣對待我於心不安，且說不過去似的。

來到陸軍監獄不久，有一天，保安部隊員要見我，叫我到典獄長辦公室去。前來帶我的中隊長車大尉在途中為我穿上膠鞋，說了聲：「抱歉，暫時不得不這樣。」便在我手上加了手銬，我就以這副裝扮進到監獄會議室。在那裡有三位保全司令部的調查官等著我，有位看似國防部報導班員的攝影師手拿攝影機猛對著我攝影，他們要我擺出受審的姿勢，也沒問些什麼話，拍了一陣子後又把我給送回了監房，或許他們是為了某種宣傳目的才來拍攝的。出監後我才知道當時社會上有許多人對我的生死至為關心，為了讓這些人知道我尚存活著，因此特別找人來拍攝，用以在電上播放。

閱讀佛經、聖經、練伽

獄中生活每日的日課如下：早晨六點和一般囚犯同時起床，盥洗後看書，八點至九點早餐，十點至十一點之間，典獄長前來探視，上午或下午有三十分鐘可走出監房外曬曬太陽做日光浴。通常我都是和李上士一起到監房南面的庭園散心，中午十二點半吃過午餐到下午六點晚餐時間沒排日課，可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我常托李上士到監所內的圖書室借書來讀。不久，由於典獄長的特准，可直接至圖書室親自借書，後來家人面會開始後，托家人帶書給我。總計在監所這一段期間，共閱讀了百餘本書，除了佛經外，舉凡聖經新舊約全書及其他外國語言學習書等都在之列，並在獄中練習外語，另外也看些瑜伽書籍，每天花一個半小時練習瑜伽藉維持身體之健康。

我的體重在收容所時，二十日之間減少了八公斤，移送來陸軍監獄時是六十公斤，最輕曾降到五十九公斤，但大體上都持在六十公斤左右。平常我對糖尿病是否惡化甚為留意，我原患有輕微的過敏性咽喉炎，不知是否因體重減輕之故，入監後一直沒有給我帶來太大的痛苦。飲食方面亦沒有任何的問題，曹大領特別地給予照顧，晚餐後還有水果，有時考慮到我的營養連牛奶都送了來，糖尿病需要適切的飲食，曹大領為我特別準備了菜單。為此，曹大領多少受到保安部隊的誤會，但是曹大領始終分外地留意著我的健康，其恩惠永難忘懷。中隊長車大尉和李上士也是只要一有機會，便為我送來進補食品。雖然監所內上自曹大領、車大尉、李上士，下及一般監所人員都溫情地待我，使我放心不少，但對於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猶渺茫無知，內心焦慮不已。監所人員雖偶爾透露些訊息給我，但說語都非常地小心，典獄長曹大領和我單獨在一起時，雖亦小聲地透露幾句，但常點到為止，沒進一步深談。

得悉十二・十二事件真相，灰心、不安

來到陸軍監獄後不久，我對十二月十二日當晚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稍微解了些梗概。原來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件是以保全司令官全斗煥少將為中心的一部分正規陸士畢業的軍官們主導的舉事，另外我也知道了新任命的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謀總長是誰。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他們把我從參謀總長官邸帶走後，遲了些出動的官邸外圍警備兵力——海兵隊部隊和逮捕我後留守在參謀總長官邸的契約搜查本部部隊之間發生激烈的戰，我的副官李在千少領和警護官金仁先大尉中彈受了重傷，特戰司令官鄭炳宙少將受到出動鎮壓他們的隸屬特戰司令部空輸旅團的襲擊也受了重傷，首都警備司令官張泰玩少將本欲出兵鎮壓，但畢業於正規陸士的一批屬下軍官抗拒，而無法出兵，致張泰玩少將反被逮捕。當天晚上參與舉事的人有：第一軍團長黃永時中將、首都軍團長車圭憲中將、國防部軍需次官補俞學聖中將及盧泰愚師團長等。我也間接知悉在這批軍官們絕對的影力之下，現政府和軍隊完全在他們掌握之中。

自從知道這些事實後，我又開始陷入了苦悶與憂慮，當初我一直相信我之所以會嚐到目前這苦頭成為階下囚，是因無實權的大統領和我執意守護憲法及一部分將軍們的野心越權。我還曾擔憂過，要是我被捕的消息傳至軍中，或許還會引起軍中的衝突，擴大流血的事件。然而事實全非如此，我深深信賴的軍隊一夕間竟如此輕易的崩潰，實令人不敢相信。信賴愈深，失望也愈大，真是無語問蒼天……即使如此，由於我對陸軍尚存的些微信心，使我又開始擔心陸軍內部或許會有其他的舉動發生，這舉動要是擴大，招致北韓軍隊南下侵略，其結果將帶來國家重大危機。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持了好一陣子，當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北韓的軍事力量現況和我方的軍事弱點。因此，在朴正熙大統領遭殺事件發生之後，我對陸軍團長級以上的指揮官和參謀們直接訓示時便強調：「以目前的狀況來判斷，我們無法排除北韓軍隊南侵的可能性，若北韓真的揮軍南下，我軍即使發揮了最大戰力，要是沒美軍的支援，尚難加以抗阻。我軍宜發揮睿智與盡最大的努力在增強我軍的軍事能力，並使戰鬥力向上。往後數年間，即使是適切的增加國防預算和國民及政府的全力支援，或許難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因此，軍隊不僅沒有餘力去干預政治，也不能去干政治，若干預政治無異於放棄自我的義務。基於此，我們應努力形成一安定的環境，誘使受過良好訓練的國民投身政治、經濟和行政等各領域，並加以保障。」

十二・十二事件的主謀者得到了無能且無力的崔大統領裁可，將他們的不法行徑合法化，不論是對我的處置，或是對其他所有的措施，似乎都是藉由大統領的授權「合法地」來處理。他們以他們那一撮人為中心的軍隊作為基礎，早就進行掌握政權的籌組和準備。我會妄想逃獄，到原州或前方的軍司令部去，以之為根據地，向陸軍的各級指揮官和官兵們揭露他們的野心並號召之。但是就算我逃成功，不管名義如何，現在倒反過來，我不僅會淪為叛亂，而且必然會造成軍隊的內部糾紛搬大，結果將帶來國家安全的重大危機，這是我所不願見到的。

我雖極力想多詳細了解些外面的事情，但都止於片段的消息，在這種現實之前，我曾認真地思考過我該做些什麼以及如何做的問題，然而再怎麼想都束手無策，得不到一絲解答。到目前為止，我所想像的狀況是太過於單純了，無條件的相信軍隊的組織和軍令體系，並對軍人的精神過分地給予高度的評價。我擔心國民未來不知道要遭受什麼苦……要是我早先明智一些的話就不會……每當想及此，內心便對全國國民及軍人有股罪意識和歉然，歷久不能釋懷，即使是在空無他人的監房裡，也輒令我慚愧得抬不起頭來。過去在感動、同情別人的處境及悲傷時才會流出來的眼淚，現在則動輒淚流滿面無法自己。由於環境的改換，宿疾的過敏性鼻炎稍有惡化現象，再加感情易於激動致常淚盈滿面，更增添痛苦。這時候起，由陷於失意之狀態，日日發愣度日。

【鄭昇和認為十二・十二事件之所以會發生，最大的責任在於崔圭夏大統領，其次則在國防部長盧載鉉和參謀次長尹誠敏。他說：「崔圭夏大統領若積極地將逮捕我的非法性告知其他的將軍們，並將時日再拖延個一兩天，則契約搜查本部的陰謀便不會得遙得逞。當年朴正熙革命時，使全軍都支持朴正熙少將，只要尹潽善大統領或張勉總理下令鎮壓的話，或許也沒那麼順利便能成功。其實，十二・十二事件的主導勢力就如朴正照當年舉事一樣，並未得到軍部的支持。」崔圭夏大統領在追認強行逮捕鄭參謀總長之後，若有毫想救出鄭參謀總長之舉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均會被認定為叛亂。由於崔圭夏大統領的追認，致使契約搜查本部的行徑合法化，並帶給契約搜查本部無限的權力。】

軍事檢察官開始審問

移送到陸軍監獄二十天後，我被告知元姜熙中領被選為調查我的主任檢察官。一月中旬某天，車大尉來告，元檢察官前來面會，我和元中領及另位大尉相視而坐，首先元中領鄭重地介紹自己已被軍法會任命為調查此案件的主任檢察官，要求我製作筆錄時給予協助，並介紹了旁邊亦為調查本案件的檢察官李大尉。元中領和李大尉或許意識到我是前參謀總長的身分，自始至移態度至為謹慎與鄭重，我認為他們兩位的謹慎是因了解到我的罪都是捏造的，內心有愧焉之故，我亦至為鎮定。

事後我才知道，我接受兩位軍事檢察官審問的地方是駐監之保安部隊辦公室，此辦公室裝設有自動錄音設備，日後的律師面談、家人會見及檢察官的筆錄製作都是在這間辦公室進行，元中領一行或許自始即知此場所的特殊性，對於一些不必要的談話，絕口不談。審問時，檢察官們緊張神色的態度就好像在誰監視下進行審問一般的不自然。第一天是元中領進行審訊，第二天以後大部份為李大尉問話，並製作筆錄，他們兩位和顏悅色，耐心仔細地審問，不加任何脅迫與暴力，我誠實地回答、詳細地說明真相。

經過數日的審問，筆錄大體完成後，又追加了幾次審問。李大尉所完成的筆不能滿足上頭之要求，他們再加派海軍軍法官金大尉加入審訊，此後審訊主要便由金大尉進行，一切又從頭開始。金大尉似乎承受了上頭極大的壓力，口氣強硬不說，亦欲陷我於幫從內亂之罪，然而事實俱在，他也無從多捏造，其所作之筆內容亦不脫李大尉所寫的，而且是經過兩次修改才完成。原以為審問就此可告個段落，哪知並非如此，他們再將我帶到位於龍山國防部建築內的軍法官室，由元中領重新審訊製作筆錄。日後始知他們警覺到檢察官在陸軍監獄保安部隊辦公室內審訊，恐將暴露他們沒有保障嫌犯充分自由發言之弱點，所以才改換了場所，一切又從頭來過。

請求起訴

在國防部軍法官室接受審訊製作筆錄時，沒有到特別的強逼與威脅，只是有位大領數度進進出出審視審訊之進行。有次，不曉得他是何居心竟對我說：「即使是沒有具體的幫從行為，但從結果看來，你的行動對金載圭的內亂陰謀有所助益，罪名也是可以成立的。」日後我知道這位大領是國防部法務室室長金大領，他曾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陸軍發布一九八〇年度晉升准將的人選。當年我以參謀總長之尊批示法務軍官的准將晉升延到一九八一年才實施，所以他特別對我不滿，他已於一九八〇年追加晉升為準將，繼申准將之後任陸軍法務監。

元大領再次完成的調查報告書和先前的筆錄內容大同小異，他們持著這份不滿意的調查報告書和保安部隊官員仔細研商後，再次要我承認他們認定的「從犯」罪。如此又過了數天，或許是起訴的期限已近，最後他們近乎求情似露骨地說：「你要承認早就察覺金載圭是元兇，筆錄製作才能結束，拜託你合作。」我心想，事實並非如此，如何叫我承認呢？但為避免最卑劣的情況發生及為著後日活著出去洗清罪名著想，決心在可能被起訴的最輕微罪名上步，便默認了。當天他們再度檢討調查報告書，或許是又發現了某些地方不充分，於晚上十點鐘派金大尉攜帶了三、四張的補充審問筆錄再度到陸軍監獄來，要求我在補充筆錄上加蓋手印。金大尉此次靦腆、毫無威迫之口氣說：「筆錄內容過於泛泛，非加入你察覺了金載圭是元兇後，畏於他之權勢而與之同流的內容不可，請合作！」總而言之，不管如何，他們一定要讓軍法會議成立，定我的罪名就是了。我心想：上軍法會議也好，或許藉由申辯也可讓自己免掉危機，便對金大尉說：「金大尉，我相信你和法官的心，你深知這補充筆錄內容都是虛假的，亦非我所陳述的，既然這是軍法會議成立的要件，那麼基於愛護軍方之心，我合作！」補充筆錄內容我看都沒看就在上面蓋下了指印，並對金大尉再次說：「我相信軍法官的良心！」

他們為了將我移送軍法會議所作成的調查報告書，其主要指控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當金載圭告訴我大統領遭弒殺時，我便察覺金載圭是元兇，由於畏於其強大權勢，且探知金載圭舉事後將掌權，因此不敢加以逮捕並與之合流，俟金桂元提報後，判斷情勢對金載圭不利，始予以逮捕。

為了證明上述之罪狀，他們逼使前中央情報部次長金正夑出庭作偽證謂：「我受金載圭的支使向升和刺探戒嚴軍隊的配置情形……」

第二：金載圭弒殺大統領後，我和金載圭、金正夑、朴興柱同乘一部車前往陸本地下掩體途中，金載圭給了我一顆糖(事後才知不是顆糖，而是口香糖)，我沒吃，丟在車內。這點小事，他們也拿來當成不利於我的據。我辯解道：「當時聽到大統領遭人殺瞬間，我只著國家的未來及忙於思索該立即採取什麼因應措施，再加上我有糖尿病的關係；另外我也考慮到這顆東西是否為安眠藥，因為在大統領駕崩的時刻，不可為別人所利用。因此，接過糖後在手中把玩了幾下便隨意丟棄在車內。」他們便以此點含血噴人，認定我是已察覺金載圭為元兇，所以不吃那顆糖。

第三：我下令首都警備司令部包圍青瓦台四周，防止青瓦台警護室的兵力外流之措施，他們認為此舉目的是協助金載圭，用以牽制住警護室的兵力。

第四：我變更戒嚴部隊調動的命令，他們認為我是為了協助金載圭，當時我認為宵禁時間(子正)之前調動軍隊易於驚擾民眾，他們則認定宵禁時間之後才調動軍隊是給金載圭時間的餘裕。

註釋

七坪：1坪= 3.305785平方公尺，7坪相當於23平方公尺多一點。
陸軍監獄：韓文為陸軍矯導所（육군교도소）。韓語中監獄有三種說法：矯導所(교도소), 監獄(감옥), 刑務所(형무소)。監獄是日常口頭語中常用的說法，詞源來自中國。刑務所是日占時代的日式名稱，舊式的監獄如西大門監獄還是會被習慣性叫做「西大門刑務所」。矯導所是朴正熙上台後為了體現監獄的矯正與改造教導作用而自創的叫法。當時的韓國陸軍監獄位於京畿道城南市（성남시）
X室：今首爾市松坡區蠶室洞，位於漢江南岸首爾市區東南方向。
南漢山城：（남한산성）位於大韓民國京畿道廣州市，首爾東南方24km處，距城南市東北部6km的南漢山上。原為高句麗時期修建的土城。朝鮮王朝光海君時代修築為要塞兼朝鮮國王避難的行宮。1636年「丙子胡亂」時，朝鮮仁祖李倧曾在此躲避皇太極的滿清軍隊四十六日，最終被迫出降臣服滿清。另外在首爾北面的京畿道高陽市，朝鮮王朝亦修築了北漢山城作為同樣的功能。南漢山城距離城南市的陸軍矯導所不遠，可以看得到。而在當時軍隊的俚語中，「南漢山城」指的就是陸軍矯導所。

第七章：審判及釋放

與內人的初次會面

有天，一位監所職員小心翼翼地進來，給了我一張紙條小聲地說：「家人送來的字條，看完後請處理掉。」我雖擔心家人的情形，但因知道家人沒什麼大變故，因此並不特別憂慮。韓戰時期也是一樣，當年在前線服役，和家人離得很遠，家事一切均委諸內人掌理，舉凡生活、子女教育、和親戚間的往來關係一切皆由內人來處理。我始終信賴內人的能力和任事態度，偶爾在午夜夢回時，想到內人終身辛勞，自覺愧對她良多，至不能入眠。我確信內人歷經困頓，終必能克服，當然我現渴望能立即見到她，就在這極度思念她時，她悄然地送來了字條。監所職員一踏出監房，我便迫不及待地展讀字條，手掌大小的白紙上記滿了關懷與思念，內子擔心我在獄內受苦，並告知此大事件是一部分軍官所造成，要我留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擔心家裡之事。我看了四、五遍，希望能從字行間讀出文字背後所隱含的另一層意義。內人堅強的意志更加深了我的信賴。軍事檢察官的調查告了一段落，軍法會的日期似乎亦已確定。二月上旬的某一天，和平常一樣，吃完早餐後正在看書，典獄長來訪的沉著皮鞋聲劃破長廊的寂靜傳來，繼而一陣鐵門拉開聲及鑰匙聲後，典獄長曹大領出現在監房，曹大領一見到我掩不住興奮地告訴我：「今天夫人將前來面會。」繼而在我身邊坐下：「時間是今天上午十一時左右，拜託您和夫人交談時要多小心。」我驚異地間道：「為何准許會面呢？」曹大領一臉狐疑答道：「我也不清楚，早上突然接到聯絡，不過，以前我曾數次向保全司令部和軍事檢察官建議過請准許會面之事。」

上午十點稍過，中隊長車大尉前來帶我搭乘典獄長之座車前往臨時會面場所——副典獄長辦公室，一會，內人和老二及我的前首席副官黃大領由典獄長引導進了來，雖然只離別了兩個月，感覺上好像十年一樣。見了內人格外地興奮，內人強忍著淚水，臉上擠出微笑迎了上來緊緊地握著我的雙手，兒子衝上來抱著我的脖子嗚咽，黃大領帶著緊張的表情向我行個禮後，伸出手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們圍著一張茶几坐，內人坐在我正對面，除了問候語外，我們都如鯁在喉，相互注視默默無語，內人特別關心我的健康，且不讓我擔心家裡之事。我也為了不讓內人和兒子太過於憂慮擔心，強顏歡笑，顧左右而言他，並盡量在態度上表現出坦然。內人始終帶微笑注視著我，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我感覺到內人的眼神充滿著愛憐與無奈，瞬間一股淒涼、惻隱之念頭盈滿胸際，眼淚簌簌而下不能自己。

三十分鐘的會面時間瞬間即逝，旁邊有人提醒時間已到，起身和家人話別後，再度搭車回到了監房。這一天以後，每天都被允許會面，內子除了有天因病無法前來外，無一日不來探視。第二次以後的會面，場所改在保安隊的辦公室，不僅前面擺有錄音機，並且另有兩個人在記錄我與內人的談話，我們夫婦會面時僅簡單地談些家務事，不言及其他，偶爾兒子及女兒亦攜外孫前來探監。

威克司令官送來生日禮物

會面時間，我和內子的對話中偶爾會提到一些有關外面的話題，依保安隊員的想法，我在獄中不應會知道外部發生的一些事，因此懷疑在監內經常與我接觸的曹大領和李上士，並時予困擾。我和內子談話之內容竟波及無辜，實非所料，因而日後內子前來探監時，我們便對談話的內容異常小心，生恐再度引起誤會。曹大領和李上士雖遭無妄之災，但在我面前盡量地裝作沒這回事，免得我擔心。中隊長車大尉為避保安隊之注意，雖不常到我監房來，但每週必來兩、三次，他就像是我的兒子一般，至為體貼我，偶爾在我沐浴時為我刷背，並在肩上和手臂、腿上按摩，誠摯感人。

周遭之人對我的親切，有如感受親情，再加上每日會面內子的極致安慰，及帶來的茶潤喉，這些成了我每日之樂，因而不知時間之飛逝。

陽曆二月二十七日是我的生日，當時聯軍司令官兼美八軍司令的威克上將寄了生日卡片和禮物到我家，內人有感於威克上將之恩情，特將生日卡片帶來獄中給我，典獄長曹大領當天亦特地為我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在在感人。數日後得悉政府派遣國防部長周永福向威克將軍抗議寄生日卡給我之事，保全司令部亦對典獄長特別為我提供豐盛早餐慶生之事，大不以為然，痛叱了曹大領。

聯軍司令兼美八軍司令威克上將寄來的生日卡上寫道：「您為貴國盡了最大的犧牲與奉獻，深信未來也將如是，謹祝生日快樂。」^[注1]對仇視我的人來說，卡片內容或許他們覺得十分不宜，但對典獄長為我提供生日早餐之事也斤斤計較，未免心胸太過狹窄且卑鄙。

遭屬下嘲弄，傷心落淚

二月六日，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以「內亂幫助罪」將我起訴，並定三月五日初次審判。一天，戒嚴司令部所屬契約搜查本部搜查局局長李鶴捧中領來到陸軍監獄典獄長室召喚我前去，穿著西裝的李中領和另位也穿西裝看似保全司令部人員的人出迎，最初李中領以恭謙的態度接待我，旋即改變態度問道：「真的認為你自己無罪嗎？」我問答說：「是的。」他厲聲地吼道：「我們已握有確鑿證據，假如你猶一直否認的話，就不要怪我們不客氣，任何的方法我們都會嘗試的。」接著又說：「今天我們來的目的原是只要你承認所犯罪行，那麼這陣子我們對你或有過分之處，我都可以向你道歉，並建議上級給予不起訴處分，好快些出去。但是今天你竟然毫無反省之色，看樣子我們必須要再考慮了。」我注視著他們的臉孔良久，不禁悲從中來，眼淚傾眶而出，不能自己。

平日雖懷感傷的我，在被拘禁初期不知眼淚為何物。自移送來陸軍監獄，精神與肉體稍得寧靜後，擔心這裡、憂慮那裡的，眼淚便不聽制止，隨時奪眶而出。但是，內子初來會面時我都能強忍住的眼淚，今天有如漢江塊堤，不可抑遏。自認平日愛護屬下，竭盡心力照顧屬下，沒想到今天竟遭屬下嘲弄侮辱，或許是由於現今我的處境淒涼之故吧。李鶴捧局長擔心裁判當天我不知會以何種態度出庭，故事先前來打探。事實上我已下定決心出庭，並承認他們所指控的罪狀，配合他們的「演戲效果」，以期這齣鬧劇早日落幕。

心情稍微鎮定之後，我對李中領說：「照你們的主張，朴正熙大統領被弒殺事件發生之後，我沒能立即逮捕金載圭，並且所採行的措施都是有助於金載圭，認為我這些行動都是錯誤的，依法而論，或許我的罪名可以成立而認定我有罪。但是，事實上我未曾為協助金載圭而採取任何措施，怎麼能承認自己有罪呢？要是起訴處分的話，軍事檢察官的調查會認定我有罪；要是不起訴處分的話，當局和我之間便無任何瓜葛，有關我的問題就這樣來解決吧！雖然本案已被起訴，但是希望被判決為不起訴處分，用以使本案告一段落，請好好地轉告全斗煥少將，不要再把問題複雜化。」我盡力壓抑住即將爆發的胸中怒火，緊接著說：「參謀總長在非常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於事後被歪曲解釋，並被定罪的風氣要是形成的話，以後還會有誰幹參謀總長？為了國軍的傳統，甚而為了國家的將來，這個事件最好到此就告個段落。」雖然我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情他們一定要入我罪才肯罷手，但是不管如何，我仍要努力使他們回心轉意，並給他們台階下以結束此案件。李中領說，他將會把我的話往上頭報告，但是本案既已起訴，恐無望宣判不起訴處分，審判時，或可采和不起訴處分無大差異的停止執行或免除執行之措施，這樣不也一樣？

審判前，事先通告刑量

李中領繼而說今後不會我再吃苦頭，要我稍事忍耐些，並再次強調他會向上頭建議，要我安心，他會再來看我。李中領送我上典獄長室前早已備妥的車子，並鄭重地向我行個最敬禮。今天他們第一次以比較謙恭的態度對待我。回到監房後，我再三地思索其中所隱含的意義。

三月初，記憶中是在審判前的第一天或第二天，李鶴捧中領再度來看我，此次會面亦是在典獄長室進行。這次，李中領只有一人前來，他暗示我有關審判時他們的計劃，並要我溫馴地順從審判，他說了許多話，其要點：「內亂幫助罪」確立的話，依現行法令最少將判七年徒刑，因此不得已只好先判七年，不過不要擔心，不久將改為停止執行，繼而赦免，並恢復公民權，要我安心。他再三地強調這是上頭的意思，由他來轉達。我反問道：「是崔圭夏大統領的意思？」李中領回答：「大統領、國防部長、戒嚴司令官都有此意，特別是全斗煥少將更是比任何人都積極，全斗煥少將自始主張按照你的請求予以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起訴，但由於反對者過眾，不得已才如此，這一次全斗煥將軍約定設無論如何一定要按剛才和你說明的辦法去做。」李中領再三要我不要在意七年的量刑，並告知得采公開審判的方式進行。一聽到公開審判，我就知道這是為了增加他們在國民面前演戲效果的伎倆，我擔心國民對這齣戲的看法，並希望國民能繼續對此件事持懷疑的態度，因此建議能否改採非公開審判的方式進行，李中領回答「此事已做成決定，不容變更。」我只好說那就算了，順便告知李中領，審判庭上，我只就事實部分回答，其他的話我不會多說。他再三央求我，在審判庭上只要回答他們所問的話，並一定要相信他剛才所說的話句句都是真實。

今天我從李鶴捧中領處得知他們對處理這件事的最終輪廓，雖然內心有種免除了最糟情況的安心感，但內心深處一直不能平抑要為他們隱匿醜行及被迫與之妥協的憤怒，到底我這種行為能否為良心和歷史所接受？我是要再承受更大痛苦煎熬呢？還是為自己保留日後無罪辯白的機會？在這歧路上，我毅然選擇了後者。

公設辯護人的努力

選擇後者無異於認定他們的正當性，但以我的立場來考慮，實在也再沒有其他的代案。使自己成為一個卑鄙的妥協者，這桎梏的現實實在令人難以心服，或許是由於這一絲存的良心譴責，當晚輾轉反側無法成眠。二月六日起訴之後軍法會議告知可選任私人律師辯護，家人會面亦被允許，我的家人也被通知可以選任律師之問題前來與我商議，家人和其他親戚都誤以我的問題是可以籍助法律來判定有罪與否，似乎都把希望放在「法律」之上。內人暗示了我，她會為選任辯護律師之事避開契約搜查本部監視人員的耳目，親自懇請了數位有名望且高明之律師幫忙，原先某些律師答應積極幫忙出庭代為辯護，事後都悄悄地知難而退。據我猜測，內人雖告訴我她避開了監視人員的耳目，但是契約搜查本部人員不會不知道她曾經和哪些律師接觸過。私人辯護律師即使由我選任，然而刀柄猶操在他們手中，雖說多少可增加一些他們的難堪，但我深知這只不過是為他們的演戲效果多製造些高潮而已，於事絲毫無補。天下已是他們的了，再加上透過家人會面、監獄職員片面告知的消息和審訊官員們的態度與神色，我充分地了解他們的意圖。在此種狀況下，要我出庭已是叫我難以忍受的了，還要叫我選任私人辯護律師以助長他們的演戲效果更是妄想。因此我決心放棄選任私人辯護律師，並費盡了口舌勸服家人不要選任私人辯護律師，最初內人不同意，後來拗不過我的固執，終於讓了步。

戒嚴普通軍法會選任名呂東榮先生為我的公設辯護律師，典獄長告訴我，呂東榮律師原為軍法官，不久前始退伍，此次為我辯護是他成為民間律師後的第一場法庭辯論，他在軍法官任內，我雖不認識他，但他都知我甚熟稔，是法曹界中的一位有良識與人格的律師。有天，呂東榮律師前來探監，並告訴我他已獲委任為我的公設律師，我第一次見到呂東榮律師，就直覺到他是一位沉著且值得信賴的人。他坦誠地告訴我說：「雖然經驗稍嫌不足，但一定盡全力以赴。」並大致向我說明了他的辯護計劃。那天他問了許多問題，且要求我據實以答。其後，我們又見了數次面，當然都是在保安部隊的辦公室裡進行的。他似乎也知道保安部隊辦公室裝有錄音之設備，對一些不必要的話提都不提，偶爾他會在環視四周後於紙上寫下他的問題遞給我，我也回之以筆答，透過這種方式，交談了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或許是他已知道我的冤屈和審判的內幕，沒有問太多的問題，但我相信他已清楚地了解並把握了整個事件的重點。他雖是公設律師，但他再三強調一定會盡力，叫我放心，甚至於安慰我說：「這件事的始末世人都知道，不會有事的。」呂東榮律師與其說是前來和我商討護之事，安慰我似是估更大的比重。

第一次審判日的早晨

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終於三月五日第一次的審判日到來。三月五日清晨我仍和平常一樣六點起床盥洗完畢，早餐比平日早些送來，吃完早餐一想到今天要上法庭，卻沒有一點真實感，像是作夢般獨自一人坐著發楞了好一陣子。走廊響起了李上士的聲音和腳步聲，精神一振，眼前浮現法庭的情景，突然間一股慚愧之想湧了上來，自覺臉紅耳赤，腦際一片空白。

一會，監房被打開，典獄長曹大領帶著緊張的神色進了來，向我行個注目禮靠過來細聲地說：「都準備好了嗎？」繼而凝視著我忠告道：「今天上法庭，即使有令你感情激動之處，亦請泰然處之。」曹大領並告知我出發之時間與法庭上應注意之事項後，便告辭走出監房，先前往法庭等我。

出發之前我尚有一些時間，腦海中儘是法庭的景象，心想我決心出庭，並順應他們演戲之事會是錯的決定嗎？內心苦悶頭痛欲裂，要是我不讓步並拒絕出庭，他們為了收拾他們所犯之醜行，亦不會輕易地放過我的，相信他們將不惜採行任何手段逼使我承認有罪，甚或讓我永遠有口莫辯。想及此，內心稍覺寬慰鎮定了下來。

八點之際，中隊長車大尉前來告知出發時間已到，我換上昨天家裡送來的韓服——白色上衣與白褲，白上衣上有著昨晚李上士替我縫上的一〇五號紅色數字布條，心情五味雜陳，說不出的難過，但是我沒表露在外。這次心情不好是為了出庭，以前心情不好的時刻還多著，例如起訴前在監所內拍照時帶著手銬、不准我穿家人送來的衣服只准我穿破舊的作業服；搭乘吉甫車前往會面場所時叫我坐後座、出監房時要我穿著膠鞋、拷上手銬讓我看起來像重刑犯等等，在在都讓我過傷心。即使監所內的規定和慣例是如此，但是對於我的「罪行」，他們比我更為清楚，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呢？這一天，典獄長曹大領想用他的座車送我上法庭，但不被允許，我像重刑犯一樣和數名憲兵搭乘押送犯人用的巴士，前往位於龍山的國防部普通軍法會議法庭，巴士前後有憲兵白車押送。抵達軍法會議法庭，四周站有許多武裝憲兵，嚴密而森嚴。車門開啟之前，我的雙手仍被手銬銬住，同乘的憲兵扶我下車，典獄長曹大領迎上前來告知距開庭尚有一段時間，須先到別的房間等待，旋即被帶往國防部大廈內的一間辦公室。

在和一名押送憲兵等待的期間，腦海裡掠過許多想法。我再三體會到國家若為了某種非法的目的，借助法律來執行某種看似「合法」的行為時，其結果是多麼的可怕。正沉浸在思維中，曹上校進來告知開庭時間已近，內子和家人已到法庭。九點五十分，經由走廊我被帶進法庭。一進法庭，我意識到記者們的相機，將銬著手銬的手往腹部下方擺，一步一步地走向正前方，在備妥的椅子上坐下。法庭內坐滿了旁聽者，攝影記者們爭先恐後地對著我按下快門，閃光燈閃得我眼花，心中只想著內子正坐在法庭內某處看著我。

上午十時正，裁判長和審判推事們陸續進了法庭，接著審判開始。我仰視著裁判長和審判推事們的臉龐，熟悉的臉孔只有裁判長鄭元民海軍中將和推事崔甲錫陸軍少將，每當他們視線和我相交時，便迅速將視線移往別處，早在出庭前，我已下定心，不論原委如何，既然出庭就應嚴守被告之立場，好好地順應法庭之氣氛。三月五日到十二日，長長八天的審判，檢察官並未提出有力證據，言亦未成理，只是強行地進行審判，檢察官和裁判長一一地限制我的發言，例如：檢察官問：你，曾收受金載圭的錢財，對吧！」時，我要他說明是什麼，他便以「只要回答有或沒有就好」來打斷我的發言，我覺悟到在這法庭上根本不可能說真話，只有等到判決執刑完畢出獄後，再直接將真相公諸於世。我錄音留下的這些話就是在那種決心下的產物。

第一次審判的法庭氣氛

【關於這一天的審判，摘要新聞媒體的報導大致如下：

有關前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鄭昇和(五十四歲)的「內亂幫助罪」案件，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裁判長鄭元民海軍中將、審判推事崔甲錫陸軍少將、金在峰海軍少將、金仁基空軍少將、法務土沈漢俊陸軍中領)的第一次審判於五日上午十時假國防部軍法會議法庭舉行。前參謀總長被逮捕至今八十四天才舉行的軍事審判，始終在沉重的氣氛中進行，檢察官的狀況和認定審問後，事實審理大部分告一段落。

稍微消瘦的鄭被告戴著金邊眼鏡，削短穿著韓服出庭，上衣右胸前以紅色的字體寫上一〇五號受刑號碼。檢察官元姜熙中領在訴狀中闡述其提起公訴之理由。他指控道：「被告鄭昇和在察覺出金載圭為弒殺朴正熙大統領之元兇後，畏於金載圭為現中央情報部部長，及其龐大的組織與權力，且其背後有龐大之追從勢力，並判斷金載圭將成為樸大統領逝世之後的掌權者，因而與之同流，幫從金載圭舉事」檢察官並舉出金載圭在害大統領之後的十月二十六日晚間八時二十五分至翌日凌晨一點之間的四個小時又三十五分鐘期間，鄭參謀總長所採取的措施中有五件幫從金載圭內亂行為的事例。

被告在檢察官直接審訊中吐露，一九六二年七月被告任防諜部隊長時與當時為湖南肥料社長的金載圭初識，其後兩人為同一師團的先後師團長，再加兩人同鄉，同為「在京北地區將軍聯誼會」的主席，兩人之間平常即以金兄、鄭兄呼稱，過從至為親密，在被告晉升為參謀總長時，亦得力於金載圭的推薦。對於此點，被告否認道：「金載圭對晉升參謀總長之事，沒有加以妨礙，但也未曾積極協助。」鄭被告批評金載圭性格傲慢，並喜誇大，吝於同情別人。被告承認知道金載圭與朴大統領同鄉，深獲信任，便積極親近拉攏。

被告在事件當日把金載圭弒殺大統領的槍聲聽成M—16步槍之槍聲，因是在和中央情報部金正夑助理次長相對坐進餐的房裡窗口聽到的，被告以為是紫霞門方向青瓦台外圍警備兵警告射擊的槍聲。

被告陳述當晚大統的晚宴地點他誤以為是在青瓦台內而非宮井洞，由於外部人士要想滲入青瓦台甚為不易，因此大統領遇害想必是青瓦台內部的人所為。檢察官認為即使是一般人，當聽到父母親在進餐遭人弒害死亡時，一定會追問元兇是誰，何況是軍隊最高指揮官的參謀總長竟然不追問元兇、事件經過和背後之勢力是誰，實令人難以置信，對於這一點被告稱：「金載圭告訴我說他不知道，我能一直地追問他嗎？」

另外，車子經過兵役廳之際，被告把金載圭給他的桂皮口香糖丟在車內之點，被告稱因平日患有糖尿病不吃糖，並唯恐糖中添加了藥物遭人利用而將糖丟棄。被告在審判中並坦承：自認朴正熙比起警護室長車智澈更信任金載圭部長。是夜十二時宵禁之前若調動部隊進入市區，恐市民知悉朴正熙逝世之事而引起混亂，故下令中止部隊調動。被告對檢察官「朴大統領遭弒之前，會否收受金載圭金錢賄賂？」的詢問答以「是的」，並對自己已於朴正熙死後唯恐北韓入侵危害及國家安全而採取一些緊急措施之結果，竟帶來有助於金載圭的事實感到羞愧。

檢察官追問：被告於車中提議往陸本去時，金載圭輕易地就答應，這點被告不覺得奇怪嗎？」被告答道：「不奇怪。」檢察官數次追問：「為什麼不問金載圭誰是元兇？」被告亦數次反問道：「金載圭說不知道誰是兇手，你能一直追問下去嗎？」

檢察官的直接審問於下午四時十五分結束，有關事實審理部分，裁判部采公開審理方式。事關軍事機密部分，依軍法會議法第六十七條但書，采不公開審理原則，故下午二時以後審訊有關戒嚴部隊調動情形及戒嚴軍進地區之問題，均采不公開秘密審訊，歷時一小時又十分始結束。

被告的公設辯護律師呂東榮在辯護時謂：「被告見到金載圭打赤腳穿著襯衫慌忙地跑來，直覺中只意識到金載圭是從大統領宴席中逃出來的，並沒想到金載圭就是兇手。」，被告在庭上亦否認道：「在下達逮捕金載圭命令時，並沒有另外下達手下要『好好地善待』金載圭的指示，要是有人說我曾說過這話，這是有違常識之言。」這一天開庭之前，公設辯護律師呂東榮曾依軍法會議法第三〇六條申請延期開庭。呂東榮律師主張：有關金載圭的判決尚在大法院審理中，依共犯從屬性，大法院在判決金載圭內亂罪之有無之後，才能確定鄭被告之犯罪成立與否，因此，請求在大法院對金載圭等人判決確定之前，暫緩開庭。裁判部駁以：「金載圭等人之犯罪事實，已在普通及高等軍法會議上被證實，且已進行了訴狀朗讀等審判程序，因此，駁回申請。」這天之審訊因而按計劃進行。

被告在庭上不加敬稱而直呼金載圭之名，這天法庭上有二十餘名記者採訪，八十餘位旁聽者擠滿了五十席旁聽席，和金載圭審判時不同之處為法庭四周的警備兵徒手沒持槍。美國合眾國際社、美聯社、日本東京新聞和富士電視台等四名外國記者亦前來採訪。這天公開審判於下午五時三十七分全部結束。】

證人們的證言

三月七日，第二次公開審訊，檢察官在這天審訊了證人，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餐廳管理人尹炳書、前陸軍憲兵監金晉基、前中央情報部助理次長金正夑等人均到庭作證，國防部長盧載鉉在其官邸作證。證人證言要旨如下：

△尹炳書(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餐廳管理人)證言要旨：

檢察官：請說明事件當天見到前參謀總長的經過？
尹：我在秘書室處理事務，大約在當天下午六時卅分時見到參謀總長進來。
檢察官：當天下午七時四十分左右聽到槍聲的嗎？
尹：我在秘書室時聽到的。
檢察官：槍聲很遠嗎？
尹：第一次聽到時，是來自北側窗口。
檢察官：聽到幾聲槍聲？
尹：大約是六、七響，但聽不出是什麼槍發射的。
檢察官：你認為距離大約是多遠？
尹：槍聲距窗戶不遠，我想應該是在近處。
檢察官：槍聲了兩三分鐘後，你看見金載圭時，他的態度如何？
尹：驚慌失措的樣子，穿著白襯衫打赤腳。
檢察官：你看到金載圭的白色襯衫上沾染了血嗎？
尹：沒看到。
檢察官：看到了鄭被告走出去了嗎？
尹：當時的狀況我不甚明了。
辯護律師：證人所聽到的槍聲和鄭總長聽到的槍聲可以有所不同的不是嗎？
尹：窗戶都是在相同的方向，料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法務士：(面向著被告)有何詢問證人的話都可以發問。
鄭被告：發出槍聲的方向，從餐廳這邊看來是在秘書室的那一邊。但在馬路這邊來看，發出槍聲的方向和秘書室雖同一方向，但槍聲的方向是不相同的。
尹：是的。

△金正夑(十・二六事件當時為中央情報部助理次長)證言要旨：

檢察官：槍聲發生後，金載圭進入餐廳了嗎？
金：聽到槍聲後兩三分鐘，金載圭穿著襯衫慌張的進來，並找水喝。
檢察官：被告當時坐在什麼地方？
金：後座的中間。
檢察官：金載圭打著赤腳嗎？
金：最初我並不知道，車子行經南山纜車附近，金載圭部長向朴興柱要其上衣和鞋子時才曉得的。
檢察官：抵達陸本地下掩體後，前總長有向金載圭報告什麼嗎？
金：總長向金載圭部長詢問部隊該往那裡調動才好。
檢察官：金載圭問答了嗎？
金：我說了幾處後，總長一一記寫了下來。
檢察官：你對前總長問金載圭的事有何看法？
金：感到有些疑訝。
辯護律師：為什麼是由你來回答軍隊調動的目標處？
金：我只是無心地說出幾處我自認為重要的地方。
辯護律師：參謀總長雖然沒有向中央情報部部長報告的義務，但在非常事態發生時，基於合作的立場，可以相互商談的。
(金默默不語。）

△盧載鉉(前國防部長)之證言要旨：

檢察官：在陸本地下掩體，前總長沒有報告其他特別狀況，只報告了「大統領下逝世了」是嗎？
盧：大體上是如此。
檢察官：當時沒有再報告其他事情嗎？
盧：前總長只說：「大統領閣下逝世了，詳情請問金載圭。」
檢察官：難道他在宮井洞金載圭辦公室餐廳進餐時，金載圭慌慌張張地飛奔進來的狀況都沒報告？
盧：沒有。在陸本地下掩體遇見前總長時，他說：「大統領閣下逝世了。」
我大吃一驚地說：「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而答道：「金載圭部長在那裡，你去問他。」
檢察官：殺大統領的元兇是金載圭之事實，聽誰說的？什麼時候？
盧：我是聽青瓦台秘書室長金桂元說的。
檢察官：當天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在部長助理官室聽到的不是嗎？
盧：時間我不確知。
檢察官：有關弒殺大統領的元兇部份，金桂元說了些什麼？
盧：當晚國防部長室裡有崔圭夏總理、金桂元室長等數位在座，由於緊急召集國務委員在國防部會議室開會，我進進出出的招呼國務委員，並確定國務委員是否到齊。一會我進入部長室，發現金桂元不在，當我經秘書室向國務會議室走去時，剛巧碰到鄭前總長從外頭進來，鄭總長告訴我：「部長！青瓦台秘書室長金桂元在部長助理官室，我們一起過去一下。」進入助理官室後坐下，金桂元室長隨即小聲說道：「金載圭殺了大統領。」
檢察官：請說明逮捕金載圭的經過。過去您說過當知道了金載圭是元兇時，曾拍了坐在左邊的總長：「快將金載圭捉起來！」。
盧：當時真大吃了一驚，受了大衝擊。瞬間我和鄭總長視線相交，幾乎和我說：「快將兇手捉起來！」的同時，我站了起來。
檢察官：鄭前總長說你不是下達「快將兇手捉起來！」的命令，而是說你們倆想一起行動捉金載圭。
盧：在那瞬間，我們都是相同的心情，想到要立刻捉拿金載圭，我們同時都站了起來，軍人的行動都是主動而積極的。辯護律師：當晚當您接到緊急召集的電話時作何想？
盧：我沒直接接話，副官告訴我是鄭總長的電話後，把電話換給我，鄭總長的聲音異於平常，顯得相當急迫而慌張，他說：「部長！請快些過來！」「什麼地方？」我問道，他氣急敗地接著。「請立即前來陸本地下掩體。」
辯護律師：您抵達陸本地下掩體時是什麼時候？
盧：我換下睡衣後隨即趕去，大約十分鐘內就到了。
辯護律師：抵達地下掩體後第一次和鄭總長見面的地方是在那裡？鄭總長在總長室親自接待嗎？
盧：當日我在狀況室第一次見到鄭總長，由鄭總長引導下進入隔壁房，那裡不是總長室，又再度出來往總長室去。
辯護律師：他不知道自己的辦公室在那裡嗎？
盧：好像有所錯覺的樣子，他的態度並非猶豫，一進到隔壁房，發覺不是自己的辦公室，「噢！」一聲又出了來，往自己辦公室走去。
辯護律師：當時您說了一句「鄭總長！你今天有些糊塗」
盧：是的。
辯護律師：當時金正夑在總長室嗎？
盧：我在總長室第一次見到金正夑，我走進裝置著數部電話的總長室，有個人坐在內側的椅子上，那人就是金正夑，而且金載圭也在場。
辯護律師：他們沒告訴您大統領是在晚宴席上遭刺死亡的？
盧：沒有。
辯護律師：他們只告訴您「大統領逝世了」？
盧：是的。
辯護律師：您沒詳細地追問大統領為什麼死的？
盧：我驚訝地問道：「你說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但金載圭始終只說：「不管如何，我們先要保衛國家的安全。」
辯護律師：對一般國民談「保衛國家的安全」還說得過去，對國防部長他也如此說嗎？
盧：金載圭只告訴我：「以後您會慢慢地知道，首先要保衛國家的安全。」
辯護律師：您沒說「國防部長對此事的始末應該要知道」？
盧：沒有，我想此事情報單位會報告我，而且金載圭也裝作完全不知道的樣子。
辯護律師：金載圭的衣服上看不出任何異常？
盧：我僅記著他穿著衣服、戴著眼鏡如此而已。總長室有兩個空杯子，金載圭喊著：「倒水來！」
辯護律師：當時金載圭有沒有一些慌張的神色？
盧：金載圭的臉黝黑，抿著嘴猛喝水，也沒抽菸什麼的，看不出來。
辯護律師：您沒考慮過大統領是在什麼地方過世的嗎？
盧：當時沒有餘裕的時間讓我想，室內電話哄哄地，況且契約參謀議長、韓美聯合司副司令官等許多人相繼的到來…
辯護律師：鄭總長除了向您說是緊急狀況之外，其他的事情無瑕和您報告？
盧：鄭總長隨即出去打電話，不在我身旁。
辯護律師：您沒接到有兵力配置的狀況報告，以您國防部長的身分不能過問嗎？
盧：鄭總長不在我身邊。
辯護律師：難道當晚沒有其他和總長同席的時間？
盧：當晚各軍指揮官、國務委員們都前來開會，因此沒能再遇鄭總長。
辯護律師。您曾想過弒殺大統領者可能會是青瓦台警護室長車智澈嗎？
盧：當時沒想過元兇是誰的問題，只擔心是內部所為還是外部所為的問題。要是外部所為，我聯想到一・二一事件(北韓派敢死隊南下謀刺朴大統領事件)，要是內部所為，警護室負責負貴警衛，必是其內有問題，當時只做如是想。

△金晉基（前憲兵監)證言要旨：

辯護律師：你抵達陸本地下掩體的時間是幾點？
金：是日晚間八時四十分至五十分之間。
辯護律師：你在什麼地方接到聯絡的？
金：市區內接到無線電話聯絡的。
辯護律師：抵達時有誰在場？
金：國防部長、金載圭和數名參謀在，狀況室的氣氛非常緊張。
辯護律師：從總長處接到逮捕金載圭指示的時間是幾點？
金：大約是在十一點四十分到五十分之間。
法務士：記錄上記寫的是十一點三十分。
金：大約就是在這時間前後。
辯護律師：當時逮捕金載圭的理由？
金：我不知道原因，鄭總長只命令道：「抓金載圭來！」，我只清楚青瓦台內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故，但沒想到是朴大統領遭刺。
辯護律師：鄭總長曾指示你逮捕金載圭後，要「好好地對待他」嗎？
金：鄭總長指示捕金載圭後交給保全司令官處理，我便武裝十名兵前往逮捕。
辯護律師：鄭總長曾下達「好好善待金載圭」的指示嗎？
金：我記得不是「好好善待他」，而是「慎重地對待他」。
辯護律師：「慎重地對待他」這句話，你做何解釋？
金：我認為鄭總長的意思是要我不能粗暴地對待金載圭之意。
辯護律師：這句話的意思不會是「好好地服待他」吧？
金：當時沒有時間讓我去思索這問題。
辯護律師：「逮捕由你執行，逮捕後交由保全司令官處置」，命令是如此下達的？
金：是的。
辯護律師：有否接獲國防部長下達的逮捕指示？
金：沒有。
辯護律師：日前你在筆錄中曾說過對鄭總長所說的「慎重地對待他」這句話感覺到奇怪，是吧？
金：當時我只想到鄭總長交付我一件困難的任務與不能粗暴地對待金載圭而已。

金正夑都不知道的事，他們竟說我清楚

軍事檢察官為了給自己的主張提供佐證，令前中央情報部助理次長金正夑出庭作證，說是在陸本內曾看到我詢問金載圭有關戒嚴軍要如何配置的問題。金正夑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是虛偽捏造的無稽事實。情勢再怎麼危急，參謀總長都不會直接計劃和選擇戒嚴軍隊配置的地點，因為軍隊在平日即有類似的非常計演練，非參謀總長所該做的事。

參謀總長只要對參謀次長或作戰參謀部長下「在市區某主要目標配置戒嚴軍」一句話就足夠了，要是這兩人不在，可直接下命令給作戰處長或作戰科長，要是連這兩人都不在，亦可直接命令出動部隊的師團長或部隊長。因此，在任何情況之下，參謀總長都不會直接計劃、選定戒嚴軍在市區配置的目標。這基本的常識，只要是校官級以上的軍官都知道的。他們指控我曾探詢金載圭之意，看是戒嚴部隊要配置在哪些主要目標，且備忘一一記下，並將軍隊移動之情形一一向金載圭報告，不知道他們是推理而來的，還是捏造的。製造這種不符事理的幼稚、無知謊言，實令人可笑。再怎麼不懂得軍隊機能的人，也不可能犯有如此的錯誤。

我和金載圭比國防部長早到陸本地下掩體約十至十五分，在這十至十五分鐘裡，我忙於打電話召集各軍事首長，差點連下令給各軍司令官採取緊急措施的時間都沒有。陸軍本部的非常警戒態勢也是最後想到時才實施的，在這種局面之下，我哪裡還有時間到隔壁房間去向金載圭探詢戒嚴軍隊欲配置的目標和向他報告兵力出動的情形？這場面唯獨金正夑目擊挺身而出作證？出庭那天金正夑額頭冒汗，答話結結巴巴，這意味著什麼？最後推事令我退庭，只剩金正夑單獨在庭上作證，這又隱含了什麼？

朴正照大統領遇刺事件之後，契約搜查本部正調查這事件時，我曾召全斗煥聯合搜查本部長來告訴他：「金正夑中央情報部助理次長知道當天大統領晚餐的地點，而且也聽到了槍聲，他對刺殺大統領的事件應該事前知道一些。」並命令全斗將軍徹底地調查。數日後，全斗煥本部長前來間報謂：「金正夑對刺殺大統領之事完全不知情，我親自審間他，他真的不清楚，我想他或許是真的與本事件無涉。」對於當日事件的始末，金正夑應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事件發生之後，我和金載圭在一起的時間，連幾乎都如影隨形地跟在身旁的金載圭心腹——金正夑都不知道，他們竟誣陷說我清楚，真令人氣結。

盧載國防部長的證言竟如是

檢察官指出當時我沒向國防部長詳細報告事情的始末是我的錯誤，這種指摘說穿了就是檢察官不了解軍事首腦日常業務體系所產生的誤會。總而言之，一個一等兵對師團長交辦之事，只能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當時國防部長接到我的聯絡前來陸本地下掩體時，我即向他報告大統領逝世，正採取緊急措施中，並告訴他大統領逝世的消息是得自金載圭，並說金載圭在隔壁房，請過去詳細地問他。我已做了必要的最大限度之報告。這之後，我和國防部長隨時接觸商討整個事態的推移與發展，檢察官指稱我沒將兵力出動狀況等參謀們該做之事一一向國防部長報告，而認為這是我欲隱藏金載圭犯罪的意圖。主張參謀總長需要將一些不重要的枝節事項一一向國防部長報告，這是荒謬絕倫的論調。況且，即使是像真正民主國家一樣確立了文官優位之制度，對文職的國防部長，戒嚴司令官亦無需一一地報告一些枝節性的問題。事實上參謀總長亦無需一一地接受屬下參謀的報告，也沒有這個必要，這是極其正常之事。

我不清楚國防部長是受誰指使而做了這些證言，說沒有接到我職務上所應要有的報告，我真的不解他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假若我認為我還信任他，他也信賴我，那麼唯獨這件事他是違背自己的良心，背信於我。(我為什麼要麼設呢？因為檢察官認國防部長也作證說明了沒有接到來自我的一些必要的報告，其中或有隱情之故。)

辯護律師反證詢問要旨

三月七日鄭昇和將軍辯護律師的反證詢問和檢察官及推事的補充審問要點如下：

△辯護律師反證詢問：

辯護律師：檢察官審問時您曾說過青瓦台警護室長車智澈是具有野心的人，不知這「野心」是何所指？
鄭昇和：逾越了個人的職份，從其干預政治與軍隊事務看來，我認為他在未來或有大野心。
辯護律師：您是指他未來想掌權？
鄭昇和：反正就是需要加以防範的人物。
辯護律師：大統領逝世和家裡父母過世，兩者間有所不同嗎？
鄭昇和：是的。
辯護律師：依您的高見，金載圭將會被處什麼刑？
鄭昇和：宜判處死刑。
辯護律師：您認為理想的憲法該是何種憲法？
鄭昇和：民主憲法。
辯護律師：當時以參謀總長的立場，所該採取的緊急措施優先次序，應是事關國家安危的治安維持擺第一，其次才是追緝元兇，對吧？
鄭昇和：是的。
辯護律師：「調查」金載圭，是否應包含在您下達的逮捕命令之內？
鄭昇和：我也是這樣地認為。
辯護律師：家裡長輩死了，鄰居不會當場入侵，但是國家的情況不同。以當時的狀況判斷，北韓隨時有入侵的可能，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因此必須立刻採取因應措施。在未宣布戒嚴的狀況下，參謀總長有單純逃捕犯人的義務嗎？
鄭昇和：沒有。
辯護律師：朴大統領遇刺事件發生當晚，您為何沒到過青瓦台？
鄭昇和：由於想到事件可能和青瓦台警護室有所關聯，國防部長或參謀總長單獨前往都會有危險，所以沒到青瓦台去。

△檢察官的補充審問：

檢察官：你曾說在宮井洞聽到的五、六發槍聲，以為是M-16步槍示警射擊或誤發所致，但是M-16步槍是多連發也可單發點放的支，要是警告射擊的話，一兩發即已足夠，為何一次發射五、六發彈？
鄭昇和：那也是可能的，這要看槍枝使用者的能力而定，靶場射擊時，不也是常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嗎？
檢察官：連發的話，不是要有自動裝置才能射擊的嗎？示警射擊的話應該不會采多發方式的。
鄭昇和：這要看槍枝使用者熟練程度和目的而論，由於未目睹其狀況，當時確曾是那麼認為的。
檢察官：辯護律師在反證詢問時，你會回答說槍聲也可能是對空警告射擊的……
鄭昇和：因對空警告射擊偶爾亦有之故。
檢察官：軍中既有防空高速炮，何使用M-16步對空射擊？
鄭昇和：我常認為青瓦台周邊防衛過當。
檢察官：金載圭在審訊時被認為是證物的衣服，我現在拿出來給你當參考(舉起襯衫)，右邊前胸部分有塊血漬，你當時沒發現嗎？
鄭昇和：沒有，我剛一走出走廊，金載圭即拉著我上車所以沒看見。
檢察官：你當時認為或許是青瓦台警護室內部之所為，但你是否曾想過金載圭為何能從警衛森嚴的青瓦台安全地逃出來呢？
鄭昇和：當時我認為要是金載圭是兇手，他一定逃不出層層警衛森嚴的青瓦台，因金載圭不是兇手，而且也非殺害之對象，所以他可以無事地逃出。
檢察官：筆錄中記載你當時曾問金載圭是外部人士所為？還是內部人士所為？被告的父親過世時，你是否也提出相同的疑問？
鄭昇和：朴正熙大統領為國家的元首，其對國民有絕對的影力，畢竟不同於別人。他過世時，國家採取安全保衛措施也是理所當然的。身為中央情報部部長的金載圭要求我採行緊急措施以保衛國家之安全，這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況且在那時刻我正忙於思索我該採取的因應措施，無瑕思及其他。
檢察官：你所說的「外部」、內部」應不會是指發生「車禍」或「高血壓」之意外，而指的是「槍擊」或「被襲擊」而言的吧？
鄭昇和：是的，我看見金載圭慌張地跑來，我便意識到大統領或許是被人在食物中下毒，亦或是遭警護人員槍擊而過世的。
檢察官：在車中你告訴金載圭到陸本去，而金載圭輕易地便答應，這是否意味著金載圭相信著你？
鄭昇和：金載圭沒說不去，我提議到陸本去，便和我一起去了。
檢察官：你說到了陸本地下掩體便忙於採取因應之緊急措施。但是要想因應緊急狀況，必先要知道事態的真相，真相都不清楚，如何採取適切的緊急措施呢？
鄭昇和：再沒比我所採行的緊急措施更適切的了。
檢察官：是晚兵力出動後你又下達取消之命令，你辯明這是擔心在宵禁前調動軍隊恐怕會引起百姓的驚恐。若設如此，則最初之狀況和取消之後的狀況是否有所不同？
鄭昇和：最初當我直覺大統領過世非車禍或高血壓致死而是外部作用致死之時，認為其背後必有一股勢力正在蠢動，因此立即掌握全軍狀況，並指示出動××（第9）空降旅團保護陸本，一切兵力指揮準備完妥後，發覺並沒有其他的狀況發生，便又取消了。
檢察官：你認為你所採行的緊急措施是否都非常地完妥？我是指包括所有的狀況處置。
鄭昇和：有一點錯誤，就是金載圭是兇手而沒能早些發覺逮捕他。金載圭想調動部隊，還好沒讓他得逞，要不然就茲事體大，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檢察官：你曾分別打電話給首都警備司令官和青瓦台警護室次長，是否懷疑車智室長是兇手而想逮捕車智澈的？
鄭昇和：當時只是茫然地懷疑恐是警護室所為，不能就接此下令逮捕警護室長車智澈。
檢察官：那麼你的意思是只止於懷疑而不作捕兇手之想？
鄭昇和：我認為外部的緊急措施告一段落後再來捕兇手不遲，在大統領突然逝世的狀況下，逮捕兇手不是首要之任務。
檢察官：當你打電話給青瓦台警護室次長時，有無問起大統領的行蹤？
鄭昇和：警護室次長告知「先前不久剛從大統領晚宴處回來」。對於不知道大統領逝世消息的人，沒有必要特意地去告他。
檢察官：你疑是車智澈所為，你打聽過他的行蹤嗎？
鄭昇和：我當時認為不是車智澈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警護室的問題，所以沒問。
檢察官：懷疑是車智澈室長所的理由為何？
鄭昇和：我當初認為要是大統領在青瓦台內過世，則警護室有責任且脫離不了關係，因此茫然地懷疑是車智澈。
檢察官：車智澈和金載圭兩人中，你會較懷疑誰？
鄭昇和：當時誤認為是在青瓦台內發生之事，所以較懷疑車智澈室長。
檢察官：上次審訊中，你曾說在聽到槍聲後兩、三分鐘金載圭便出現，你清楚宮井洞「安家」(事件發生的餐廳)的構造嗎？
鄭昇和：我連「安家」在哪裡都不清楚。
檢察官：「安家」至青瓦台的距離有多遠？
鄭昇和：我猜想是在青瓦合前十字路口的附近。
檢察官：「安家」至當晚你所在的位置，我們實際地測量過，大約是八百公尺，即使是搭乘超高速車也無法於兩、三分內趕到。
鄭昇和：那晚是否兩、三分鐘我也記不太清楚了。
檢察官：金載圭給了你口香糖，你疑心其中下了藥而棄之，當晚金載圭上氣接不著下氣，喘吁吁地跑來，你認為他在什麼時候可能下了藥？
鄭昇和：當時金載圭給我的東西是口香糖或是其他東西我不清楚，我以為是糖果，沒吃它，心想在這重要的節骨眼上，不能隨便吃別人給的東西。
檢察官：接到金桂元提報兇手是金載圭後，立即下達了調查兇手的指示嗎？
鄭昇和：我下了「逮捕兇手後交給保全司令部」的命令，這就等於是下達了「逮捕兇手後徹底調查」的命令一樣的。
檢察官：你不是只說逮捕後「交給」保全司令部的嗎？
鄭昇和：身為參謀總長，這命令已是很具體的了。
檢察官：交付任務給屬下，用辭應更明確，不是嗎？
鄭昇和：我明確的說明了兇手是誰，並告知兇手身上有槍，這還不明確嗎？況且把任務交給優秀的憲兵監去執行逮捕，逮捕後移送保全司令部他們還不會徹底的去調查整個事件的始末嗎？
檢察官：你不是明顯地沒下達「調查」的指示的嗎？
鄭昇和：我只是沒明確地說「調查後向我報告」的指示而已。
審判長：朴大統遇刺事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當時以你參謀總長的身分對具長官身份的國防部長不是應該向他詳細報告大統領逝世和緊急因應措施中部隊調動的狀況嗎？特別是國防部長抵達了陸本地下掩體，更應如此。
鄭昇和：軍隊為因應戒嚴，常在準備之狀態中，國防部長平時都已知道一旦宣布戒嚴時，哪些部隊該出動。由於我認為事件後的國家將來問題更重於一切，因此一時失察，未將這些枝節之事報告國防部長。

判處七年徒刑

【前陸軍參謀總長鄭昇和判處十五年徒刑。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檢察官元姜熙中領，於十一日下午鄭昇和之涉嫌幫助內亂事件的第三次審訊中宣布：「被告明知金載圭犯下弒害大統領的內亂行為，仍妄想金或將成為掌權者，致優柔地追從、幫助金載圭之犯罪。」

關於這點，辯護律師呂東榮在辯護時舉出四點被告無罪之主張。他說：①被告知道金載圭是弒害大統領之兇手時，立即指示將之逮捕，因而無故意協從之嫌。②被告若欲追究兇手是誰，當即立刻便可知曉，但被告怠忽顧守，未急於追緝就被認為是幫從內亂的行為；就算是犯了此過失而成為幫從內亂之罪嫌，於現行刑法的立場看，只有對確定犯了予以協助才算犯罪，否則不得處罰。因此辯護被告無罪。

以幫從內亂之嫌站在法庭的鄭昇和，在這決定自己命運的瞬間，還彷彿無關梁緊要似地，只凝視自己的腳尖。九十天前還與耀眼的四顆星縱橫不可一世的強權者鄭昇和被告，在宣判過程中，面無表情，以平靜的臉色恭聆檢察官尖銳的聲音，被告時而掏出手帕拭去額頭上聚著的汗珠。他自公開審開始後，就一直帶著錯綜複雜表情坐在被告席上，宣告徒刑瞬間，竟面不改色；審判席的推事倚著椅背有意隱藏著尷尬的表情，被告像已經知道全部過程與結果似地，十分泰然。檢察官費時十八分鐘的告訴，言辭犀利鞭辟入裡。他把被告歸類於「同流合汙者」之流。

呂律師指出這次審判的歷史性意義與檢察官捏造控訴之事實及採證之虛偽、誤謬、全法庭當即肅然無聲。二十五分鐘的辯護結束，最後律師說：「我們難道不能讓經歷三十二年軍旅生涯，以戰略而論是位智將，以愛護部屬來說是位德將且廣為人知的不死老兵，讓他自然地凋零嗎？」結束了最精彩的辯護，法庭隨即如落入深淵般地靜謐。

下午二時五十分開始被告的最後陳述。開庭至此一直很鎮靜的鄭昇和被告神情稍顯慌亂，偶爾臉上還看得出抽搐，他主張自己在十月廿六日所做的一切緊急措施是最妥善之舉。但當說到：「我不知道我被人利用了；對於與犯人一起行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點，對國民和戰友們深感抱歉。」在此緊要關頭，他的聲音突然顫抖要哭出來的樣子。

那天，被告的太太申有慶、長女熙貞(廿七歲)等七位家人前來旁聽，焦躁地聽候審判。比上午審判開始時更為神情坦然回答記者問題的申女土，一看到丈夫進入法庭，便忙著用手背擦拭淚珠，表情木愣。家人們聽到宣告判處十五年徒刑的瞬間，皆難以承受這衝擊，莫不坐著緊閉雙眼祈禱。下午三時，公開審判結束後，夫人和長女走向坐在被告席的鄭昇和，安慰他「要注意身體的健康」。

宣判之刑量完全出乎申女士意料之外，她向記者說了句「為了國家和軍隊，只有忍耐」，便三其口。

國防部戒嚴普通軍法會議(審判長鄭元民海軍中將)三月十三日舉行鄭昇和前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之「幫從內罪」宣判：「被告的犯罪事實，除部分筆錄文字表現上之差異外，均與公訴事實相同，依據刑法第八十九條(內亂未遂罪)、第八十七條第一款(內亂首犯)、第三十二條第一款(從犯）與第三十二條第二款(從犯刑之減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法律上的減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推事闡明「被告雖然否認向無報告義務的金載圭報告兵力調動狀況與召集軍事首腦會議之事實，以及否認有未向國防部長報告實情藉隱蔽金載圭犯罪的行為，但按證人金正夑前中央情報部助理次長與盧載鉉前國防部長之證辭，證實確有幫從之嫌疑」，並指出「國防部長指示逮捕金載圭時的狀況與逮捕金載圭時被告『要好好地服侍他』的部份，亦按憲兵監金晉基的證言得到證實」。推事又說：「被告為要確定弒害事件是青瓦台內部所為或金載圭所為，曾打電話給首都警備司令部司令官探問：『部隊裡有什麼情況發生嗎？』聽到回答『沒有任何狀況』的瞬間，儘管確定金載圭是兇手，還與之同流，自認為是明智之舉」。

十八日國防部長在最終確定刑量過程中，將升和被告被宣的十年徒刑減為七年。】

承諾赦免，放棄上訴

呂東榮律師和內人慫恿我必須上訴，特別是呂律師強調二審雖然會獲得與原密相同的判決，但上訴到大法院時定可獲判無罪。他極力慫恿我上訴，同時為避免保全人員的監視與錄音，他使動地使用眼色、身體動作、表情等所有方法來暗示我。許多好友也透過我的家人轉達一定要我上訴。尤其是內人，她說即使是我要放棄上訴，她也要以妻子的身份提出上訴狀。但我決心已定，因為我從開始就對上訴持否定的態度，內子與周遭的人似乎都為此而坐立不安。我放棄上訴的決心是從決心接受審判時開始的。

他們綁架我後，把我當成罪人，強要崔圭夏大統領簽署解除我的職位時，崔大統領理應與他們力爭到底。設若連崔大統領也懷疑我，要照著他們的要求把我解職，其調查亦當委由比主導十二・十二事件的將領們官階更高的將領，尤其是應由光明磊落、意志與責任感堅強，無涉政局的人來組成調查委員會，才能做到公正的調查。但崔大統領照著他們的要求署名，並調查、審判我，事至此，我還能說什麼呢？

即使我做了法律所容許之最大範圍的抗爭，最後仍被確定有罪，如此，不論是再怎麼不當的法律，我都得被烙印成確定是個有罪的人。因此，我堅決以一次審判結束這悲劇之幕。

審判一結束，隨即李鶴捧中領又來找我，我把不上訴的意思告訴他。李鶴捧中領把要我放棄上訴的交換條件向我暗示，其內容是：金載圭死刑執行結束當即釋放我，亦即採取赦免措施，俟適當時機還要讓我復權。我間道：「金載圭在四月內死刑執行結束，可以讓我在八月底復權嗎？」

「雖然可能在一兩個月內赦免，但國民眼睛是雪亮的，復權似乎要等赦免後三個月才行，這點希望你諒解。再遲今年內可以讓你復權。」

「我如何相信你這番話呢？」

「有赦免與復權大權的大統領已對此事十分諒解，同時國防部長、戒嚴司令官，特別是全斗煥將軍也承諾務必這麼做，因此您請安心吧！」

「崔大統領的任期多久沒人知道，就算他承諾好了，但當其他人當了大統領，不履行這個承諾的話，我將如何？」

「雖然大統領有替換的可能，然而全斗煥將軍是這麼容易就離開軍旅的嗎？請你相信全將軍是必定履行承諾的。」

從李中領滔滔不絕的話中，我已斟酌到國家權力已不在大統領手上，大統領已受人擺布。我說：「我有很多想說的話，請你盡量為我斡旋見一次全斗煥將軍。」李中領答稱全斗煥將軍很忙，來這裡很不易，但李中領提議：「讓夫人直接與擔任戒嚴司令官的參謀總長或國防部長見面如何？」同時，國防部長周永福曾向他說過：「和鄭昇和將軍談話時告訴他，有我周永福在，請他安心！」我說：「我想這亦為一好方法，就試著做吧！」我一直等著聽來會面的內子告訴我她去見李熺性參謀總長與周永福部長時他們怎麼說的。第二天，內子來會面，說見過周永福國防部長與李熺性陸軍參謀總長，他們都慫恿盡量不要上訴，周部長說案子到他手上時他一定會特別關照，希望能相信他；李總長則說盡量努力於制憲節前讓我赦免與復職。我在可提出上訴的最後一天即三月二十八日，向內子與呂律師說正式放棄上訴。

呂律師很難過，直到最後一刻猶慫恿我提出上訴。那晚，忽然有人從檢察處找來，與我商量謂內子已提出上訴狀，要如何應對是好，並告訴我即使如此，身為被告人的我仍可以直接撤回。我決心放上訴之心意不變，雖深切體會內子焦灼的心情，還是把提出的上訴狀撤了回來。

知悉光州事件，茫然若失

三月中旬，軍事審判已照著他們的意思結束，外面天氣轉暖，我向獄方請求給予若干方便，讓我每天在二公里範圍內散步運動。幾天後，曹大領說已得到保全司令部之允許，准予利用面會完回監房的途中，於所指定之內來回散步。從那天起，我便每天與李上士沿監獄步道來散步二公里。這段時間是監獄生活中，除會面時間外，最令人愉快的時間。

李上士每日從京畿道始興郡的家中黎明就出門，在監獄裡照料完我吃晚餐後才下班；像過著半監禁生活似的。因此他除了透過報紙知道些外面的消息外，似乎什麼也不知道，他不論是從人格或軍人本份上來看，都是位無解可擊、盡忠職守的人。

我和李上士每天一次四十分鐘的散步，時常會與罪犯迎面相遇。監獄方面似乎特別顧忌我與其他人相照面，但仍偶爾會與罪犯們的隊伍相遇，特別是在監獄內，常與一些具某種程度個別行動自由的軍官犯相碰面。偶爾碰到一些認識我的，我輒自覺慚愧與悲悽。與一些認識我的軍官犯相遇時，他們必向我恭敬地行舉手禮，我擔心他們看到我蒼白、瘦弱的模樣會作如何想？特別是在我總長任內，一些犯了非法人情關說或盜賣軍需用品而受到軍事審判，經由我直接裁可執刑的幾位面識的高級軍官，他們對我更是恭敬如儀。

五月的某一天，曹大領來說陸軍本部為了我的健康派軍醫官來檢查，要我立刻準備，悄悄地告訴我「或許可因病保釋，只要有不舒服的地方就說出來」。由監獄軍醫官的指引，在臨時準備的地方接受數名軍醫官檢查，當時我除了宿疾輕微糖尿病和過敏性咽喉炎外，沒什麼其他特別的病痛。軍醫官們以我所說的症狀重點，仔細診察，除有關病情的詢問以外，極為謹慎，不多發一語。

傍晚時分，曹大領再度來到我的監房，安慰我說，今天診斷結果軍醫官們認為我的過敏性咽喉炎「症狀有可能會嚴重惡化，若此或將危及生命」。診斷書如此記寫，或許可以因病保釋。

我知道曹大領為了我是否保釋，時時不遠千里從監獄到保全司令部及國防部、陸軍本部等單位去打探，同時他因自己的服役期限即將屆滿，不能久任典獄長，向我說過好幾次，一定要在離職前看到我出去他才能安心。他說在他即將退役前，得服侍遭不幸處境的我，是不幸中之大幸。獄中生活，曹大領盡了其最大的照顧誠意。我與曹大領同為軍人，他也已退役，誠如他所說的，結束軍旅生活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疲憊、鬱悶的心情，由於面會、散步以及與曹大領、李上士每天之交談減少了許多。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五月的某一天，我聽說光州市民武裝而起，且其規模大而嚴重。雖然在獄中我也陸續地聽到一些有關學生示威等社會不安的消息，但並不特別憂慮，然而聽到光州市民的武裝行為，當即震驚不已。當晚，一面憂心著國家的將來，時而有不祥的感覺，整晚無法入睡。市民們武裝而起的事態，萬一未能迅速撫平而擴大，會不會讓金日成有可乘之機？想及此，渾身虛脫難以支撐。

一早在李上士的面前，我仍無法忍住傾注而下的淚水，同時激動的感情使我全身僵硬，好一陣子無法動彈。在監房裡獨自預感著不祥，生恐國運就此而終，一次又一次地試著拭去心頭陰影，終不可得。

金載圭的最後一日

第二天我聽到有光州事態較仔細的消息。

這段期間，集權勢力為隱蔽自身政治上的過錯，又為延長其政治權力，動輒強調北韓侵略之危機，利用此危機意識，遂其剝奪國民的基本權利與實施高壓之藉口。再則國民對政府為了政治的目的所刻意製造的危機意識有接受之傾向。此種現象繼續下去的話，對國家或國民都是極其不幸之事。北韓侵略的可能性與強大的軍事力，是事實絕非誇張，但集權勢力惡用「安保」做為政治之手段，真的是件不可原諒的重大過失。他們必須明確了解，即使政治權力再重要，也必須「有了國家才有權力」。

國民雖知這幫人惡用國家安保名目遂其政治野心，亦絕不能對北韓侵略之可能性掉以輕心。因此，抗拒這幫人不當的彈壓時，所選擇的方法與手段必須三思而後行，「以暴易暴」這點就得慎重。諺云：「為要抓一隻跳蚤，不能把茅屋給燒；抓一隻老鼠，不能把缸給砸。」這番話應再再三思。

某日曹大領告訴我金載圭向大法院提出第三審上訴遭大法院駁回，隔日將執行絞刑，並說：「明天清晨，走廊上或許有些吵雜之聲，那是帶金載圭赴刑揚人員出入的聲音，不用擔心，盡量睡吧。」

我被監禁在牢房有好一陣子，卻不知道金載圭與金桂元室長的房間離我很近，據李上土告知，我的監房好像與金載圭是一牆之隔。金室長則在走廊對面的隔壁監房，我們共享同一間盥洗室與洗手間，日光浴亦在同一庭院，但經徹底的時間安排，即使是在同一監獄亦不曾見過。曹大領為首的獄方工作人員若未告訴我這消息，則我完全被蒙在鼓裡。李上土偶爾從軍醫官處聽到些有關他們兩人在監獄裡的事。

金載圭讀了許多佛經，金桂元先生則主要是讀聖經，四月間還從金桂元監房聽到他與軍中牧師高聲吟唱聖歌。

透過曹大領口中得知十・二六事件的第二審甫一結束，朴興柱大領當即被執行死刑（時間是1980年3月6日，地點就在陸軍監獄內。因為樸興柱是現役陸軍大領，所以執行的是槍決。——製作者注），並得知有關金載圭、金桂元的三審過程。曹大領預料我必須等到他們審判終結方得出獄，為了我的早日出獄，對他們的審判我便更為關切。

曹大領告知我的次日清晨五點半左右，走廊上隱約傳來摩肩擦踵的人跡聲，似乎也聽到金載圭說了些什麼的聲音，然後再度寂靜了下來，也許是金載圭正奔赴死亡的不歸路吧^[注2]，想及此，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無常。

回到睽違六個月的家

金載圭被執行絞刑後，金桂元先生隨即移監至安養監獄，我仍留在陸軍監獄。曹大領認為我的出獄當在近日，他每日如一的為探知消息而努力，消息偶爾沉寂，也像我一樣地焦急，就像擔憂他自己的事一般。六月六日顯忠日傍晚時分，曹大領甫自法務監室返回，便匆匆來我監房。

「總長您明天可以出監的樣子。」一面說著，一面掩不住興奮之神色。我想到馬上就要脫離這個環境，今晚是監獄生涯的最後一夜，過去六個月中所受的侮辱、苦楚與憤怒，以及如曹大領這般待我如親人的人們……這一切一切的景象，如走馬燈般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閃現。

第二天天一亮，是興奮也是害怕地等待著曹大領到來，然而左等右等，怎麼也沒出現。他比平日還晚才來，說到：「或許是公文核轉稍費些時日，大概今天日落以前通知就會到來。」然而一天、兩天過去了，還是沒消息。我後來聽到的事情經過如下，六月六日在國立墓地顯忠日紀念儀式時，李熺性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向全斗煥將軍建議決定停止執行我的刑期，得到首肯。儀式結束回到辦公室，李參謀總長隨即召來陸軍法務官，下了盡可能於次日釋放的指示。然而次日執行前，周永福國防部長方面卻持有異議謂：「軍法會議為國防部長批示召開的，為何釋放都是戒嚴司令官的陸軍參謀總長所為？」因有此不平，李熺性將軍不得不讓步，將停止執行的手續交由國防部處理，因此拖到十號那天，戒嚴司令官當初的提議始獲國防部接辦而批淮。

停止執刑放我出獄的正式命令終於在十一日晚上下達至曹大領。十二日一早，聽到就要出獄，心情錯綜複雜。三十年來，身為軍人，為國盡忠，自認對部屬亦傾注全部心力，視如己出，然猶遭凌辱，施以酷刑飽受痛楚，再加上被視為罪人、開除軍籍後，又接受他們那幫人施予「非善意的善心」停止行刑，恢復自由之身，越想越覺得無可奈何。

以前的人入獄是因為犯罪接受處罰，昔日在宮廷中偶爾雖有些臣子的處事叫人鬱鬱，但乃無心之過，現在我遭遇到這種冤屈，想過去亦未曾有過吧！平常比任何人都強調「峻法」的我，自己都要感到慚愧，法即使儼然存在，若設執法不公正，則強求峻法有何意義呢？

在監獄這段期間，上自典獄長曹大領、副典獄長李中領、中隊長車大尉、李上士，下至從我入獄到離開時替我清理房間、服侍我一切事務的勤務兵(名字不得而知)，對他們的親切、善意，銘記於心。六月十二日天剛亮出監準備就緒。

上午八點左右，換上被逮捕當時所穿的便裝，在監獄庭院前與獄方幹部一一辭行，旋與內子搭乘轎車離開陸軍監獄大門。真教人感嘆啊！我不自覺長長地嘆了口氣。

我被捕時正值初冬十二月寒冷暗夜開始之際，離開恥辱的拘禁與監獄這天則是初夏六月溫暖亮麗的早晨。我比誰都清除歷史的寒夜尚未過去，我亦尚非自由之身。但我深信寒夜終將過去，黎明必定到來，就像今早之初夏溫暖明亮的歷史之晨到來之時，我將回復真正自由之身，挺身而出，揭發真相，訴說真實。我下定決心既便是只有瞬間之黎明來臨，我也一定要說。

註釋

注1：賀卡原文為：For one who has given his best for his countr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I wish to congratulate General Jeong on his birthday.【據MBC電視劇《第四共和國》】
制憲節：為7月17日，是韓國的國慶節之一，為紀念1948年7月17日《大韓民國憲法》頒布。
注2：金載圭於1980年5月24日凌晨3點從陸軍矯導所被押解出發，4點到達首爾拘置所（即著名的西大門監獄）。早上7點被押赴刑場行刑。與他一同被行刑的還有朴善浩等四名部下。金載圭死後被葬在京畿道廣州郡（광주군）寶浦面（보포면）陵谷裡（능곡리）的三星公園墓地（삼성공원 묘지）
安養監獄：韓國漢字為「安養矯導所」（안양교도소）。原為麻浦監獄（마포형무소——「麻浦刑務所」，後又名마포교도소——「麻浦矯導所」）。位於首爾西南的安養市（안양시）。
顯忠日：（현충일），即韓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設在6月6日是因為韓戰爆發於六月，設在六日原因不明。

第八章：後記：如何評價鄭昇和？

看到軍用吉普車就起雞皮疙瘩

鄭昇和現在並未獲得正式的將官待遇，當他收到確定有罪的判決時，即被開除軍籍。連二等兵的身份都沒有。鄭昇和於一九八一年三月獲赦免、復權。鄭氏膝下育有三男一女。么兒(二十九歲)以陸軍大尉任官，在最前線服役，雖然鄭氏常往前線會見愛兒，似乎並未受到前參謀總長應有的禮遇。昔日的部屬反紛紛走避他。

么兒於父親遭逢此難時，正在陸士就學。

「我出獄後痛苦地要求兒子退學，這小子卻要繼續走軍人之路。」

鄭昇和有這樣一個軍官兒子，似乎非常心滿意足。他的兄弟中，與軍旅關係極深者亦為不少。他是五兄弟中的長男，其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大弟昱和於六・二五時任軍官，參戰負傷而視盲，鄭昇和受審時昱和都坐在旁聽席上，弟弟因共軍而眼瞎，哥哥被屬下逃捕銬上手銬，兄弟倆坐在那裡的情景，似乎象徵著朝鮮半島的悲劇；二弟一和中尉任官；三弟和雄則是軍醫出身的小兒科醫師。至少對鄭昇和一家人，我們不能再問說：「你為國家做了些什麼？」

鄭昇和之夫人申有慶女士這麼說：

「因為曾遭遇過類此之苦難，現在甚至走在馬路上有軍用吉普車擦身而過，都會起雞皮疙瘩。」

不得領取退役金的三十二年軍人生涯

鄭昇和的三兒一女均已成家，除了前線服役之軍官兒子外，全旅居美國，僅夫婦倆守著公寓寓所。

神色出人意外平和的鄭將軍說：「從監獄出來後，感覺人生還有很多得學習之處，幸運的是我們家庭很溫暖、和睦，給我一股很大的力量。」他試著親自出入區公所、電信局等申請窗口，掏出身份證申請戶籍本和繳電話費，也聽著兒孫輩的電信局公務員用半語和他說話。雖然他也重新考過駕駛執照，開著Royal自用轎車出入，與朋友和軍隊前後輩同僚聚會，卻不大在正式的集會或場所露面。

十二・十二事件之後，部份人士批鄭昇和是無能的指揮官，但強烈反駁此說的，是在六・二五時曾擔任過鄭昇和長官的一些退役將領們。柳陽洙先生(東亞財團副會長、少將退役)說：「韓戰中最艱難的任務都交給了鄭昇和，卻未曾有過一次失敗之紀錄。」

六・二五之時，鄭氏以討伐共黨而名聲大噪；韓戰正熾，時任第18聯隊大隊長的鄭大尉於初期的大混亂中，有系統地指揮自己的大隊，並完整地保存所有的裝備和人員，這些在戰史上都留存有英勇之記錄。

他於六・二五中，以有名的「白骨部隊」大隊長之身，往返洛東江與圖們江間，越過數十次生死線。他是有名的「無勳章軍官」，他說：「勳章證書放在口袋裡，進進出出被雨水淋濕，全給弄破了。」

鄭昇和談到足以引為自豪的事情時，給人一種生澀的印象，即使故意找些可以讓他驕傲的事來問他，他也表現出一股靦腆之情。他自認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從沒有過一次未得到命令便守陣地」的事。他說「戰爭使平日斯文內向的人勇敢，平常講大話的人卻忙於逃命」。「政治軍人究竟有守有為嗎？」他並例舉金昌龍、元容德等有名的政治軍人，自始至終避開前線，在後方權力核心的周圍周旋的事實。

鄭昇和於副軍團長時期，與韓信將軍共同設計休戰線的鐵柵，其功績廣為人知。鄭氏現在仍然時以「我所追隨的長官們——韓信、任忠植、金鐘五等將軍都是很好的長官，值得我感到驕傲」的話來代替自豪。

鄭昇和的相簿裡貼著一張當年任第一軍司令官時，穿著野戰服與一位深居山谷裡的老人談笑的照片，據說這位名叫崔冠龍的老人是鄭昇和的恩人。六・二五戰亂中，鄭昇和中尉任白骨部隊連長時，在江原道洪川郡內的鷹峰山被敵軍包圍，餓了好幾天。部下採野草熬成粥送來，鄭氏空腹吃下，因而引發食物中毒，後來得到一位農民的幫助，躲在這位農民於半山腰所挖的洞窟裡療養。這位農民併到村裡找來一把米煮成米湯給他喝，這位農民就是崔冠龍先生。鄭昇和於戰爭結束後，去找這位救命恩人，其後二十餘年間，交往密切。鄭先生買小牛給崔氏，任第三軍團長時，還買了房子給他，崔氏罹患胃腸病生命危篤時，還幫忙送醫院接受手術治療。

鄭昇和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其軍旅生涯，於一九七九年畫上終止符，長長三十二年(包括戰時的三年)多彩多姿的軍旅生涯，所應領的退役金他卻無法獲得，因為受有罪宣判而被剔除軍籍之故。李熺性、尹誠敏擔任國防部長時，會通知他「現行法上雖不允許，仍將給予最大之優惠，得領取三分之一之退役金」。

陸軍本部被命令盡速整理鄭昇和的退役金問題。十二・十二事件當時，任鄭昇和官邸管理軍官的潘准尉，為其辦手續跑腿，回覆僅可以以一次給付的方式領取六百萬韓幣。

鄭昇和聽了便說：

「這筆錢如果不領將會如何處理？」

「繳回國庫。」

「好！就繳回國庫吧！」

潘淮尉數日不能成眠。

「真教人欲哭無淚，氣憤填膺，怒氣實在無法消受。怎麼可以如此對待三十餘年來為國家率獻生命，忠心耿耿的將軍？想來就氣人，他曾為了國家發給的薪餉的埋怨過嗎？他所指揮的部隊是普通的部隊嗎？是專包辦危險戰鬥的白骨部隊啊！昔日與將軍在同部服役的退伍傷患官兵時常來找他，每次將軍都必定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不會讓他們空著手回去，以致將軍家庭的生活受影響，夫人到了厭惡的程度。把這樣的鄭將軍剔除軍籍，且連年金都不給，到底還有天理嗎？」

現在鄭昇和先生的玉照連他曾任指揮官的部隊都把它取下不掛了。

「我擔任陸軍參謀總長時，總長室的張都瑛將軍照片也仍然掛在那裡。」將軍說。

不是輸在權力鬥爭上

很多人把鄭昇和與張都瑛相比，認為他們兩位都是擔任陸軍謀總長時被底下的人削除勢力，且都是權力鬥爭中被推翻的敗北者。鄭昇和先生對這比較，感到無比厭惡。

「很多朋友罵我傻瓜，他們中有兩種意思。一是非難我無法阻止十二・十二事件；二是非難我既然事情發展至此，可以抓權啊，為什麼還被奪走了呢？我那時侯認發動政變是絕對不可能的。軍方輿論壓倒性的期望政治中立，我也相信即使是某一部隊想發動政變，別的部隊也絕對不會呼應，我也未曾想過陰謀政變的事。

年邁老父被年輕兒子毒打痛揍時，年邁老父反被是個失敗者，那麼罵人的人又算什麼呢？從養兒的觀點來看，當然父親仍負有道德上的責任……我並不是與他們爭權鬥爭中的失敗者，而是在堅守軍方的中立性途中，因『變亂』而致使我的任務停止。對於沒有發動與他們相同的手法來對抗他們而認為我輸了的這點，我不後悔，與其變成與他們同類的人，我寧可選擇做一名失敗者。我認為國家的指導者首先必須具備的德目不是才幹而是『正直性』。」

此處補充些記者的採訪感想，記者認為與其跟張都暎先生相比，似乎拿鄭昇和先生與李鍾讚將軍相互比較更為恰當。

「如何評價鄭昇和？」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因而對他看法也有所不同。

是輕蔑他為權力鬥爭中敗北的失敗者呢？還是視其為為了恢復軍人的中立性而努力，卻被一部份軍官集團阻止其任務的正義犧牲者呢？

是以輸贏當做評價的基準呢？還是以正義與不義做評價的尺度呢？

是蔑視「善良的弱者」，擁護「強壯的惡人」呢？還是肯定「善良的弱者」的努力？即使是失敗的弱者，也含有啟發我們的智慧與經驗。

「如何評價鄭昇和？」這終究是要擲給韓國人的問題，同時也是今日之時代精神所必須回答的問題。

看錯了人，虛度前半輩子

鄭昇和出獄後，才大略了解十二・十二事件的真相。

「『看錯了人』，這種的悔恨時時讓我難以成眠。那些在我面前賣乖討巧的人，全都背叛了我，平日對我冷淡而忠於職守的人反而站在我這邊，為正義與國家而戰的人卻被逐出，賦以閒差。」

鄭將軍對「某個人」（推測為俞學聖。——製作者注）依附契約搜查本部，感到特別傷心。

「那個人真的得到我很多恩惠。晉升准將、少將、中將時都借助於我之力，他性子急，時與人起衝突，但我則認為那是因為他的正義感之故而護著他。我從監獄出來後聽到他對同情我的人更加的冷酷，他時不能這樣對待我的。」

鄭昇和對也是於十二・十二事件後始輝煌騰達現任國會議員的某人（推測為樸俊炳。——製作者注），則比較心平氣和的說：

「他是我從來就未會加以信任的人。對上逢迎拍捧，對下作威作福，我知道的很清楚。」

鄭氏對車圭憲將軍當年之變節似乎仍有些不忍苛責。

「我到現在仍認為車將軍是在不知情之下而去景福宮的（景福宮秘謀），應是不得已才與他們同流的吧！當然這只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當陸軍防諜隊長時，車大領任區隊長，我把他調來本部重用他。我喜歡他不好顯現才幹的誠實性格、我從監獄出來後，為我再軍中的兒子完婚，車將軍還來了，似乎對我感到愧疚，我向他說：『車將軍，過去的事我全把它都給忘了。』」

對於李建榮、張泰玩、鄭柄宙等將軍於十二・十二事件時拒絕契約搜查本部的勸誘，只聽從陸軍本部的命令一事，鄭昇和說：「他們並不是因為和我有密切的關係才如此，而是一位忠於職守的軍人盡其該盡的本分而已。」他解釋道，他們不是為個人盡忠，而是身為以命令為生死的軍人所應對國家和軍伍的忠誠。他對鄭柄宙將軍這麼評道：

「不知是否是因為他當了五年多特戰司令官，所以他是在特戰部隊指揮官職位上最為適任的人。特戰部隊是大統領最為信任的部隊，也可以是在政治目的上最具利用價值的部隊，但是鄭柄宙將軍對政治不具野心。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末，鄭柄宙將軍也以少將退了役。一九七九年秋天，朴大統領曾悄悄問我讓鄭少將升為中將如何？當時我也計劃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左右讓他晉升中將，然後派出去當軍團長的。」

歷史是為強者而寫…

偵訊鄭昇和的許三守說：「十二・十二事件不是政變，是十・二六事件的結束。」但若從十二・十二事件後的經過來看，給人有其言非是的感受。因為再怎麼說五・十七與光州事件，還有崔圭夏大統領的下野與全斗煥大大統領的登場、間接選舉大統領制度等一連串的事態發展，都是始於十二・十二事件。

另一點更確鑿地不能視十二・十二事件為十・二六事件結束的，那就是：十二・十二事件主導人物們在第五共和國下全都任了要職，特別是十二・十二事件時盡忠於陸軍本部的人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第七章記者採訪過數名於十二・十二夜晚效忠陸軍本部，而於事件後被命令退出軍方的將領，過去八年間，他們過著鬱悒的歲月。一名預備役少將說。「只要體認『歷史反正就是為強者而寫的』，這樣就會好過些。我原想在我這輩子可以讓我述說十二・十二事件真相的日子不會再來臨，但沒想到這種時機比我想像的來的還快。」

一名預備役准將（推測為金晉基。——製作者注）說：「到現在我還擔心著，即使我們說出真相的話，國民或許會譏笑我們是傻瓜瘋子，為什麼還挖出來辯明。總長和我們都是對國家賦予我們軍人的任務太過於忠誠，才會有今日這樣的結果。同時，或許你們會笑，我們是太乖、太善良了。要乖、要善良也必須要強權配合才行，沒做到這點，這就是我們的『罪』」。

十二・十二事件當時的首都警備司令官張泰玩，現任韓國電算證券株式會社社長。他的家庭遭遇極大不幸，他膝下有一男一女，他於十二・十二事件後被調查時，其獨子更加奮發努力，於一九八〇年春考入漢城大學，不幸這獨子於數年前秋天，在故鄉祖父墳前被人發現其屍體，警察判定是自殺。以性情急躁出名的張泰玩頓時心臟病發作，後於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赴美就醫。

有許多人推測，或許與契約搜查本部極端對立的他，因鬱悶於被迫接受此政權為他安排的職位，才是引發心臟病的主因。

鄭柄宙前特戰司令官也說：「非常感謝我的兒子。若不是兒子的安慰，過去這段日子僅以自己的毅力來忍耐是很難熬過的。」每當父親悶悶不樂時，大兒子就安慰他：「父親，還有我們啊！來！讓我們一起來玩橋牌吧！」

鄭柄宙夫婦成了天主教徒，希冀從宗教中找回心靈上的平靜，他們也參加了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在明洞聖堂的大彌撒，淋著大雨祈求結束軍政統治。

「心頭鬱悶的話，就手持酒瓶在鷗婆坡至西五陵周邊走上數小時，或隨便找個地方睡一覺，壓抑住憤怒。路過漢城市北方的檢查哨，就想起盧泰愚究竟是如何通過這地方的……」

每當要求他們說明部屬以下克上，他們或遭槍傷，或被解除武裝時的場面，那就是他們露出痛苦表情之時。大體上他們憤怒言詞的表現亦相彷彿：

「只要想起來，血液就倒流……」

善良同時還得要有強權

他們視現在的韓國軍部比十二・十二事件當時更政治化。他們認為十二・十二事件之前，軍方的政治中立是非常容易的問題，但過去八年間這個問題變的複雜而逐漸難解。他們擔心這個問題會惡化，可能政變的惡性循環還會重演，甚或引起金日成揮軍南下。

「我看到國民與軍人之間的裂縫逐漸擴大時，就很心痛。要達成民主化，這問題便急須改善。我想說的是，政治軍人只是極少的一部分，大多數軍人都竭盡忠誠達成他們的任務。北韓無法南侵就因為韓國軍中純粹軍人仍占大多數之故。國民與軍方的親善關係在我們主導下的南北統一之後也必須努力改善與維持。因為統一後想在強大國家之間生存下去，仍然必須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

對於軍人的身分，國民們也應有所了解。軍人不同於別的職業，他的一生率獻給國家，特別是戰時，他的生命更是國家安危的保障。退役之後也還留有預備役在身，戰爭爆發時，他們將被要求再度投入戰場，以死做為國家的後盾，無條件為國奉獻、犧牲。因此，國家也有負起照顧他們生計的責任與義務。軍方了解社會，社會也應該了解軍方，當然這只有在軍人揚棄『支配國民』的幻想大前題下才可能，軍隊在國民的懷抱中，才是最強大最壯盛的。從六月事件時，我軍方探取的態度就可看見這種希望。」

鄭昇和留有十六卷包括十二・十二事件證言和期望軍方政治中立及批判「政治軍人」的錄音帶。「為了這些證言，我忍受所有的痛苦和恥辱活了下來。」鄭昇和如是說。十二・十二事件中，他雖是失敗者，但基於蓋棺才能論定的信念，他積極準備因應未來的證言，他認為鹿死誰手未可知，勝負亦尚未終了。

他自己被灌水拷問的事都全盤托出，這並不是他不能忍住復仇之心，而是認為要揭露比死更甚之羞恥——即必須超越世俗的名譽後才能夠持守軍人的真正榮譽，同時對他日夜所企望的軍隊中立，進而對這個國家的民主化可以有所幫助。

若容許我抒發整理鄭昇和證言時所感受到的個人主觀所見的話，我想說：鄭昇和是個「善良」的人，因為善更才引發他做這證言的執著與勇氣。

但是他不剛強，當我們的歷史向他要求「必須要剛強」時候，他卻不能與歷史的召喚相呼應。我們應當從十二・十二事件與鄭昇和所引出來的課題中，記取「善良的同時還得要有強權」才可以在這個國度立足與生存。

【全書完】

註釋

半語：(반말) 是韓語中含糊不清的語句,所以是最不禮貌的形式。一般只能用在對晚輩、下級或者關係很親密的平輩、朋友身上。
柳陽洙：（유양수，1923年8月9日-2007年1月1日）韓國政治家，陸軍少將。全羅南道光州人，陸士7期畢業，曾在朴正熙任中隊長的中隊裡服役。韓戰時任7師團副師團長。5・16政變後歷任國家重建最高會議最高委員、外交國防委員長、財政經濟委員長。1963年編入預備役後主要從事外交工作，擔任過多個國家的大使及交通部長官、動力資源部長官
第18聯隊大隊長：原文為「第8連中隊長」，不明所以。另下文「『白骨部隊』大隊長」原文為「『白骨大隊』連長」，亦不明所以。「白骨部隊」最初指的就是第18步兵聯隊，由首任副聯隊長韓信命名並設計了骷髏聯隊旗，後來18聯隊轉隸第3師團，「白骨」就成為了整個師團的代號。鄭昇和當時為該聯隊第3大隊長。
另外，曾任駐越韓軍總司令的蔡命新在韓戰時曾經擔任過「白骨軍團」指揮官，該部隊為在敵後進行游擊作戰的部隊，與18聯隊無關。
金昌龍：(김창룡,1920～1956年)：李承晚政權時期帶頭搜查共產黨的特務隊長。他曾擔任日本關東軍憲兵補(期間化妝成中國人臥底，協助抓捕中共滿洲地下黨)，光復後回國，以朝鮮警備士官學校(現陸軍士官學校)3期生畢業。麗順事件後，在肅軍工作中接連逮捕了李在福、李中業等南勞黨幹部（朴正熙亦被其逮捕，險些被槍斃），名聲大噪。1951年成為陸軍特務隊長(大領)，1953年晉升為準將，1955年晉升為少將。他帶頭清除軍隊內部的左翼勢力，贏得了李承晚總統的信任。1956年，他被不滿濫用權力的陸軍大領許泰英及其部下狙擊殺害。
金昌龍被列為「第一共和國五大屠夫」之首。
元容德：（원용덕，1908-1968）韓國陸軍中將，首爾人。滿洲國軍醫出身，軍事英語學校畢業後歷任警備隊陸軍司令官、警備士官學校校長、8團團長、2旅團長、5旅團長。韓戰期間任護國軍參謀副長、西海岸地區戰鬥司令部副司令官、2軍團副軍團長、嶺南地區戒嚴司令官、憲兵總司令部司令官。4・19革命時參與鎮壓民眾，第二共和國時期被捕，判處15年徒刑。朴正熙上台後獲特赦，1968年病死。
副軍團長：原文為「副軍長」。指的是60年代末韓信擔任第六軍團長時，鄭昇和搭檔任副軍團長。
任忠植：（임충식，1922-1974）原文誤作「林忠植」。韓國陸軍大將，全羅南道海南郡人。畢業於延吉中學。曾在滿洲國軍「間島特設隊」服役。1946年軍事英語學校畢業。此後歷任大隊長、第12聯隊長、太白山地區戰鬥司令部參謀長、18聯隊長。韓戰時任7師團副師團長、2師團副師團長、7師團長、憲兵司令官。戰後歷任第1、第2師團長、第6軍團長、第5軍團長、陸軍參謀次長、合參議長。1968年預編後任國防部長官、兩屆共和黨國會議員。
任忠植在韓戰初期擔任第18聯隊長，韓信是他的副聯隊長，而鄭昇和則是兩人手下的第3大隊長。後來第18聯隊劃歸第3師團，而韓軍名將金鐘五也在此時擔任了第3師團長。故鄭昇和這裡說這些人與他有上下級之誼。
六百萬韓幣：按照當時的匯率，這筆錢僅折合1.2萬美元，相當於一個普通韓國工人不到兩年的工資
鷗婆坡至西五陵：鷗婆坡不詳；西五陵（서오릉）指位於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的五座朝鮮王陵（敬陵、昌陵、翼陵、明陵、弘陵）
六月事件：即1987年6月韓國民眾反抗全斗煥軍政獨裁的「六月抗爭」運動。該運動以全斗煥被迫按時卸任總統並承諾不連任，由盧泰愚作為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的候選人參加當年總統大選而告終。

附錄：10・26事件及「12・12政變」後主要人物結局

本附錄為製作者自行補充，非原書內容

（按照人物陣營分類，按軍銜、資歷或相關度排列）

10・26事件相關人物

金桂元（김계원，時任大統領秘書室長，前陸軍大將）：1982年5月停止執刑釋放，1988年受特赦恢復公民權。之後曾擔任元曉實業會長。 2016年12月3日去世，享年93歲。
原本金桂元在恢復公民權的同時也恢復了預備役大將軍銜，但是軍方一直以他未能及時提交相關材料為由拒絕支付他退休金。
朴興柱（時任中央情報部長隨行秘書，陸軍大領）：參與了10・26刺殺朴正熙事件。因他是現役陸軍大領（上校），一審結束後於1980年3月6日被執行槍決。
朴善浩（時任中央情報部儀典課長）：參與了10・26刺殺朴正熙事件，射殺了警護員鄭仁炯與安載松。1980年5月24日與金載圭一同被處以絞刑。
沈守峰（著名流行歌手）：1979年10月26日目擊朴正熙總統遇刺。第五共和國時期被全斗煥政府封殺，後復出。1995年MBC拍攝電視劇《第四共和國》時，因沈守峰丈夫為MBC工作人員，故由沈守峰擔任了顧問還原刺殺場景。
申才順（漢陽大學女大學生）：事件後為避開關注，移民美國。
李在田（이재전，時任青瓦台警護室次長，陸軍中將）：1983年到1989年擔任大韓誠業公社（現韓國資產管理公社）社長。1991年至2001年擔任漢字教育振興會會長。2004年6月12日去世，享年77歲。

軍界反政變方主要人物

鄭昇和（정승화，時任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大將）：（被釋放後）1987年加入統一民主黨,作為統一民主黨常任顧問支持金泳三。1993年與張泰玩、李建榮聚會，向金泳三揭發全斗煥、盧泰愚叛亂罪行，但同時認為金桂元、金晉基在朴正熙遇刺事件中存在失職。90年代還擔任過大韓民國聲優協會會長。2002年6月12日因多種疾病去世，享年73歲。
尹誠敏（윤성민，時任陸軍參謀次長，陸軍中將）：12・12事件後作為全斗煥拉攏湖南出身軍人的策略，被安排擔任第1軍司令官。1981-1982年擔任合參議長。1982-1986預編後出任國防部長。退休後擔任韓國石油開發公社會長、韓國紡織協會會長、現代精密工業公司常務顧問。2017年11月6日去世，享年92歲。
由於他在全斗煥執政時期官運亨通，一直有說法認為他是全斗煥的同謀。
李建榮（이건영，時任第3野戰軍司令官，陸軍中將）：「12・12政變」後被解除第3軍司令官職務，1980年預編。1982年起任韓國馬事會會長，並在一些學校擔任兼職教授。1992年當選為第十四屆統一國民黨國會議員。1996年起逐漸淡出政壇。至2021年時仍健在（95歲）。
文洪球（문홍구 ，時任契約參謀本部長，陸軍中將）：「12・12政變」後曾被新軍部考慮出任第1軍司令官，但最終新軍部選擇了尹誠敏出任。在獄中遭到拷打後關押兩個月，妻子因此生病，一度失明。1983年，因全斗煥的拉攏，出任能源管理公團理事長。1993年出版回憶錄《我的軍隊我的生活》（나의 軍 나의 삶），並與鄭昇和、張泰玩一起呼籲審判全斗煥等人。2019年7月14日去世，享年97歲。
張泰玩（장태완，時任首都警備司令官，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被預編。出任韓國證券電算會社社長，1989年升任會長。1993年出版回憶錄《12.12政變和我》，揭批全斗煥的叛亂真相。1996年金泳三審判全、盧叛亂罪行時作為證人出庭。2000年當選為新千年民主黨國會議員。2004年退休，但一直擔任新千年民主黨顧問。2008年因肺癌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肺，開始另外撰寫關於「12・12政變」的書籍《12・12軍事叛亂》，但未完成即在2010年7月26日去世。享年78歲。
2005年電視劇《第5共和國》播出後,張泰玩曾批評該劇內容美化了全斗煥。他還曾擔任朴正熙紀念事業會理事,但批評朴正熙總統庇護「一心會」正是是12.12叛亂的原因。
張泰玩去世後，其妻精神出現問題，最後於2012年跳樓自殺。
鄭柄宙（정병주，時任特戰司令官，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被預編。一直致力於揭發全斗煥、盧泰愚叛亂罪行。1988年10月失蹤，1989年3月4日被發現吊死在京畿道楊州郡野外，終年62歲。官方認定他是自殺，但由於他是天主教徒，按教義不可自殺，故一直有說法認為他是被新軍部害死。
河小坤（하소곤，時任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長，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被預編。一直致力於揭發全斗煥、盧泰愚叛亂罪行。2002年，被民主化運動相關人員榮譽恢復與賠償委員會指定為民主化運動相關人員。2013年5月23日因慢性病去世，享年86歲。
安忠勛（안종훈，時任陸軍本部軍需參謀部長，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擔任陸軍大學校長，鎮海軍需基地司令官。1980年5・17戒嚴前的將官討論會上，他是唯一一名質疑新軍部戒嚴陰謀的將軍，因此在1981年被新軍部以中將預編。2002年去世，享年75歲。
金晉基（김진기，時任陸軍本部憲兵監，陸軍准將）：「12・12政變」後被預編。1995年任自民盟黨員、特別顧問。1996年任韓國土地公社會長。1998年任混友聯合會會長。2006年12月28日去世，享年74歲
金五郎（김오랑，時任特戰司令官秘書室長，陸軍少領，政變中殉職）：殉職時年僅35歲。1980年2月被安葬在國立墓地,1990年在遺孀白榮玉女士的努力下被追授為中領。2014年6月6日,在慶尚南道金海市三井洞金海三星小學和三井中學（以上均為金五郎的母校）之間的散步路旁的草坪上樹立了金五郎中校的半身像。
1990年12月，白榮玉女士向時任總統的盧泰愚，以及全斗煥、崔世昌、朴鍾圭等人為對象提起民事訴訟，但卻在1991年6月28日在釜山影島住宅失足死亡。引發了「一心會」殺人的猜想。

政界主要人物

崔圭夏（최규하，時任國務總理→大統領代行→正式大統領）：1980年5月起兼任國家保衛非常對策委員會（國保委）主席。1980年8月16日，全斗煥再度發動政變，迫使崔圭夏下台，由國務總理朴忠勛代行大統領職務。1981年4月擔任國政諮詢會議議長。2006年10月22日因心臟病去世，享年88歲。
90年代對全、盧審判期間，崔圭夏多次被傳喚到庭作證但。他堅持以「如果公開總統任期內的事情，會給憲政史留下不好的先例」為由，始終保持沉默。
申鉉碻（신현확，時任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長→國務總理）：「12・12政變」後任國務總理。5・17戒嚴後辭職。1981年任國政諮詢委員。1983年任韓日合作委員會委員長。1986年退出政界，歷任任三星物產會長、三星美術文化財團理事長、盧泰愚政府的行政改革委員會委員長、朴正熙總統紀念事業協會會長、全國經濟人聯合會企業倫理委員長。2007年4月26日因脊椎骨折去世，享年86歲。
盧載鉉（노재현，時任國防部長官）：「12・12政變」後被迫辭職。1981年擔任韓國綜合化學工業社長、韓國化學研究所理事長，1982年當選為韓國化肥工業協會會長。1991年當選為第2屆韓國自由總聯盟總裁，1995年暫時擔任自由民主聯合特任委員。2019年9月25日去世，享年93歲。
金容烋（김용휴，時任國防部次官）：1979年12月被任命為總務處長官,1982年5月在內閣改組過程中卸任,1984年至1985年擔任韓國農水產食品流通公社理事長,1985年至1990年擔任南海化學社長。2021年仍健在（95歲）。

軍界其他人物

金鐘煥（김종환，時任契約參謀議長，陸軍大將）：「12・12政變」後預編，任內務部長官。1982年至1985年任第22屆大韓民國在鄉軍人會會長。
2021年夏，一度有消息稱其在8月26日去世，但未經證實。2021年時為98歲。
柳炳賢（류병현，時任韓美聯合司令官副司令官，陸軍大將）：「12・12政變」後接替金鐘煥大將出任第16屆契約參謀本部議長。1981年預編後，出任駐美大使。2020年5月21日去世，享年95歲。
陳鍾埰（진종채，時任第2野戰軍司令官，陸軍中將）：1981年以大將預編，後擔任鎮海化學（1987年被韓日合纖收購）社長。1995年因涉嫌參與5・18鎮壓光州市民被起訴，但最終獲得撤訴。1998年3月27日病逝，享年73歲。
陳鍾埰在新軍部奪權的過程中一直態度曖昧，被懷疑與「一心會」有密切往來，但是最終這些指控因證據不足無法坐實。
金鐘坤（김종곤，時任海軍參謀總長，海軍大將）：預編後歷任駐台灣大使、國會議員、星友會副會長等職務。2021年仍健在（93歲）。
尹子重（윤자중，時任空軍參謀總長，空軍大將）：預編後曾在全斗煥政府任交通部長。2017年7月12日逝世，享年89歲。
白石柱（백석주，時任陸軍士官學校校長，陸軍中將）：1981年大將預編後歷任漢陽化學社長、韓國礦業冶煉社長、有色金屬冶煉協會會長、在鄉軍人會長、韓國礦業冶煉副總裁及顧問。曾主持編著三卷本韓國戰爭通史《我國的戰亂史》（우리나라 戰亂史）。
李范俊（이범준，時任國防部國防產業次官補，陸軍中將）：「12・12政變」時與攻入國防部的第1空輸特戰旅團長朴熙道一起抽菸，相談甚歡，後來參與了新軍部奪權的工作。1981年、1985年兩次當選為國會議員。另外還擔任了大韓民國國會農水產委員長。1988年曾任交通部長官。2007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79歲。
金復東（김복동，時任青瓦台警護室作戰次長補→5軍團副軍團長，陸軍少將，「一心會」核心成員）：「12・12政變」後歷任第3野戰軍副司令官、陸士校長。1982年轉入預備役，同年任大韓礦業振興公司社長。1986年6月同大宇財團會長金宇中等人訪問中國山東省，為中韓建交接洽。1988年任國際文化戰略研究所理事長、國際民間經濟協議會顧問。2000年4月19日病逝，享年67歲。

外國人物

威克姆（John Adams Wickham Jr.，時任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司令與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在「12・12政變」和光州事件中採取中立，因而遭到批判。1983年被雷根總統任命為陸軍參謀長。1987年退役後曾任霍尼韋爾和北電等公司高階主管，還出任了亞利桑那州太陽城市議會主席、美中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政策委員會委員等。2021年仍健在（93歲）。
范斯（即萬斯，時任美國國務卿）：1980年，萬斯辭去國務卿職務，回到紐約重新從事律師行業。退休後，萬斯還曾被聯合國委任調解前南斯拉夫問題和馬其頓事務。2002年1月12日，萬斯在紐約病逝，享年84歲。
倍斯（即小約翰・維茲，時任美國陸軍副參謀長，陸軍中將）：1982年起擔任參聯會議主席，任內參與指揮格瑞那達戰爭，組建美國太空司令部。退休後曾任美國駐越南特使。2016年8月18日去世，享年94歲。

新軍部陣營主要人物

周永福（주영복，預備役空軍大將）：「12・12政變」後作為新軍部平衡軍種矛盾的代表，被推舉為國防部長官。此後歷任內務部長官、和平統一政策諮詢會議首席副議長。1996年因從事內亂-叛亂重要任務等嫌疑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二審維持原判。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05年3月14日因癌症病死，終年77歲。因為被判有罪不得入葬顯忠院，故遺體一直停放在一處道觀中。
李熺性（이희성，時任陸軍參謀次長兼中央情報部代理部長，陸軍中將）：「12・12政變」後擔任陸軍參謀總長。1981年12月以大將軍銜預編後擔任過紡織協會會長、交通部（現國土交通部）長官、住宅公社（現韓國土地住宅公社）理事長。1996年以「執行內亂（叛亂）重要任務、內亂目的殺人」被判處8年徒刑，1997年二審改判7年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21年仍健在（97歲）。
車圭憲（차규헌，時任首都軍團長，陸軍中將）：參與支持全斗煥發動兵變。之後原本計劃出任中央情報部長，但因崔圭夏總統反對，改任陸士校長，後任參謀次長、第2軍司令官。1983年以大將預編後出任交通部長。1997年4月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11年5月10日病死，終年82歲。
俞學聖（유학성，時任國防部軍需次官補，陸軍中將，「一心會」支持者）：「12・12政變」後擔任第3軍司令官，1980年以大將軍銜預編，擔任中央情報部長（後國家安全企劃部長），1984年因張玲子案等事件辭職。之後三次當選為國會議員。1997年以參與內亂（叛亂）謀議等罪名被判處6年徒刑。1997年4月3日病死，終年70歲。
俞學聖死時正值大審判的最後上訴期，故對其的判決結果宣告無效。軍方中的「一心會」殘餘勢力以此為由將他葬在大田顯忠院。諷刺的是他的墓地離後來下葬的鄭昇和的墓地很近。
黃永時（황영시，時任陸軍第1軍團長，陸軍中將，「一心會」支持者）：「12・12政變」後歷任陸軍參謀次長、第3軍司令官，1980年7月16日晉升為陸軍大將。1981年任陸軍參謀總長，1985年預編後任監查院院長。1989年任民主自由黨特任促進委員。1997年4月以「執行內亂（叛亂）重要任務」被判8年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21年仍健在（95歲）。
金潤鎬（김윤호，時任陸軍步兵校長，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與全斗煥、盧泰愚、俞學聖、車圭憲、黃永時組成六人委員會，參與肅軍活動。歷任第1軍團長、第1軍司令官、合參議長。1983年以大將預編後歷任大韓煤炭公社和韓國天然氣公社理事長等職。2013年1月12日去世，享年82歲。
由於金潤鎬並未直接參與「12・12政變」與5・18鎮壓光州事件，最終並未被定罪。
全斗煥（전두환，時任保全司令官，陸軍少將，「一心會」創始人）：「12・12政變」後擔任中央情報部長署理。1980年5月主持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1980年5月27日成立「國家保衛非常對策委員會」（簡稱國保委）並自任委員長，同年年以大將軍銜預編。1980年8月27日當選大韓民國第11屆總統，1981年2月25日以新的第五共和國憲法再次當選大韓民國第12屆總統。1987年因「六月民主抗爭」被迫發表「6・29宣言」，宣布修憲。1987年底卸任總統職務。1988年遭到盧泰愚的「五共清算」，被迫參加國會質詢，並隱居雪岳山百潭寺，不得參加漢城奧運會開幕式。1995年因「12・12政變」、5・18鎮壓光州運動及收受巨額資金被起訴，1996年一審以「叛亂（內亂）魁首」被判處死刑，1997年二審判處無期徒刑並追繳2205億韓元。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17年出版個人回憶錄，汙衊光州事件受害者，因此於2018年再次被起訴並於2020年11月被光州地方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2年。2021年11月23日因多發性骨髓瘤病死，終年90歲。
生前及死後被韓國政府明確規定不得入葬顯忠院，不享受國葬。
盧泰愚（노태우，時任第9步兵師團長，陸軍少將，「一心會」創始人）：「12・12政變」後歷任首都警備司令官、國軍保全司令官。1981年以大將軍銜預編。歷任政務第二長官、體育部長官、內務部長官（因著名的「禹范坤案」接任）、漢城奧運會組織委員長、大韓體育會會長、韓國奧委會主席、首爾亞運會組織委員長、民政黨代表委員及議員。「6・29宣言」後擔任民主正義黨總裁併參加當年的總統大選，同年12月當選為大韓民國第13屆總統。總統任內舉辦漢城奧運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93年2月卸任總統，任大韓民國憲政會元老諮問會議委員。1995年因「秘密資金案」被逮捕，受到起訴。1996年因執行叛亂（內亂）重要任務、殺害長官未遂等罪名一審判處22年6個月徒刑，1997年二審判處17年徒刑並追繳2628.96億韓元。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02年起身體狀況惡化，長期臥床。2021年10月26日病逝，終年88歲。
盧泰愚出獄一直較為低調。2019年8月23日，盧泰愚之子盧載憲代表病重的父親參拜光州5・18烈士陵墓並謝罪，這是新軍部領導人及其直系家屬首次參拜該陵墓。死後獲得了韓國政府給予的國家葬待遇，文在寅總統也以個人名義送來花圈弔唁，但仍不能入葬顯忠院。
鄭鎬溶（정호용，時任第50步兵師團長，陸軍少將，「一心會」核心成員）：「12・12政變」時鄭鎬溶的部隊不在漢城附近，他本人在政變第二天才趕到漢城。政變後出任特戰司令官，在鎮壓光州事件時為主要領導。1981年就任陸軍參謀次長，1983年就任陸軍參謀總長。預編後分別歷任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1997年因「執行內亂（叛亂）重要任務等，幫助受賄」被判處7年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21年仍健在（95歲）。
2019年12月12日，全斗煥與一群健在的「一心會」成員在首爾江南區某中餐館聚餐，紀念「12・12政變」40周年。鄭鎬溶被拍到坐在全斗煥右手側。
朴俊炳（박준병，時任第20步兵師團長，陸軍少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率領20師團參與鎮壓光州事件。歷任陸軍本部人事運營監、人事參謀部長等職務,1981年接替盧泰愚被任命為國軍保全司令官。1984年以大將軍銜預編，之後擔任民正黨、民自黨、無黨派議員，以及自由民主聯盟副總裁。1996年大審判時被起訴，但因未出兵參加「12・12政變」被無罪釋放。宣判無罪後重返政界，擔任自民聯事務總長。2016年7月3日病死，終年73歲。
朴俊炳在任保全司令官時曾組織編寫了一部第五共和國前史（朴俊炳在陸士是文學學士畢業，之後還在首爾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士學位），原本為全斗煥粉飾歷史的工具，但後來成為了大審判的重要證據。
朴熹模（박희모，時任第30步兵師團長，陸軍少將）：「12・12政變」後任合參作戰企劃局長。1984年出任合參本部長。1985年中將預編。1991年任產業開發公社理事長。1996年大審判時未被起訴。2004年任6・25戰爭功臣協會事務總長。2021年仍健在（88歲）。
白雲澤（백운택，時任第71訓練團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核心成員）：「12・12政變」後接替盧泰愚出任第9師團長。後歷任情報司令官、第1軍團長。1982年11月3日，在第1軍團長任上前往基層部隊視察途中暴病猝死，終年49歲。
因為死的早並且還是在第五共和國時期，白雲澤得以入葬首爾顯忠院。
朴熙道（박희도，時任第1空輸特戰旅團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歷任陸軍第26步兵師團長，特戰司令官、第3野戰軍司令官等職。1985年12月出任陸軍參謀總長，1988年6月因他是全斗煥派系的人，被盧泰愚總統強行撤職並預編。此後曾任大韓民國守護佛教徒總聯合會常任會長。1996年得知12・12軍事叛亂將被金泳三政府確定進行司法處理後逃往美國。1997年12月22日「12・12政變」參與者被赦免後，韓國和美國的罪犯引渡協定將生效，他於1998年回國自首，被短暫拘押後釋放。2014年11月28日在西北青年團重建大會上被任命為西北青年團的顧問。2017年曾參加彈劾朴槿惠的集會。2019年12月12日，他也出席了全斗煥的「12・12政變」40周年聚餐。2021年仍健在（87歲），並為全斗煥守靈。
崔世昌（최세창，時任第3空輸特戰旅團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率領第三空輸旅團直接參與鎮壓光州市民。後歷任20師團長、首都防衛司令官、1軍團長、陸軍參謀次長、第3野戰軍司令官。原本由他接任朴熙道的參謀總長一職，但由於全斗煥的干預，朴熙道被留任，崔世昌只能擔任沒有實權的合參議長。預編後歷任大韓礦業振興公社社長、盧泰愚政府的國防部長官。1997年因「執行叛亂重要任務、殺害上級未遂」被判處5年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此外擔任過大韓跆拳道協會會長。2021年仍健在（87歲）。
崔世昌曾經懺悔說自己身為抗日誌士之子，作出叛亂的行為不可原諒。但是在2019年12月12日，他還是出席了全斗煥的「12・12政變」40周年聚餐。
張基梧（장기오，時任第5空輸特戰旅團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晉升為陸軍少將，接替被新軍部強制轉役的孫吉南少將，擔任首都機械化步兵師團師團長直至1981年。1981-1983年任國防部特命檢查團團長。1984年晉升陸軍中將，擔任陸軍首都軍團長。1985年任陸軍教育司令部司令官。1986年預編後出任總務處次官（總務處相當於中國的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爾後升任總務處長官。卸任後擔任韓國勞工部下屬的勞工福利公司主席。1996年得知將被起訴的消息後，與朴熙道一起逃亡美國，並與朴熙道一同在1998年回國自首。此後經歷不詳，僅能確定2021年仍健在（89歲）。
鄭東鎬（정동호，時任青瓦台警護室狀況室長→代理室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於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正式擔任警衛室長。1981年向張世東移交警護室長職務，歷任第5軍團長、陸軍參謀次長。1986年因發生部分將官與國會議員聚餐鬥毆事件，為此負責，被預編。後擔任韓國道路公社社長，曾當選為第13、14屆國會議員。1996年大審判期間未被起訴。2009年3月26日去世，終年72歲。
李相珪（이상규，時任第二機甲旅團長，陸軍准將，「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時接受白雲澤的要求，出動麾下第16戰車大隊（猛虎大隊）的坦克和裝甲車協助政變，並欺騙第3軍司令官李建榮自己未出動。1981年晉升少將，接替張基梧出任首都機械化師團長。1982年出任國防部情報本部司令官。中將預編後擔任韓國燃氣安全公社社長。其後經歷不詳。
鄭棹永（정도영 ，時任保全司令部一處處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於1981年4月出任國軍保全司令部參謀長，1981年6月出任陸士同期會（陸士同學會，原名北極星會）會長。1986年1月少將預編後岀任次官級的社會淨化委員會主席。1989年10月出任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CEO。1995年接受「12・12政變」相關調查。2010年7月24日病死於三星首爾醫院，終年75歲。
高明升（고명승，時任青瓦台警護室作戰負責人，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曾任第9師團長，陸本人事參謀部長、首警司令官、保全司令官等，盧泰愚上台後升任為第3軍司令官。大將預編後試圖參選國會議員但失敗。1996年大審判期間未被起訴。此外擔任了韓國星友會顧問，並以此身份訪華。2019年12月12日出席了全斗煥的「12・12政變」40周年聚餐。2021年11月全斗煥死後為全斗煥守靈。仍健在（86歲）
在保全司令官任上時爆發了「六月民主抗爭」，與時任特戰司令官閔丙敦一起抵制全斗煥的鎮壓命令。
張世東（장세동，時任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0警備團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歷任特戰司令部作戰參謀，第三空輸特戰旅團長。1981年以現役將軍身份出任青瓦台警護室長。1984年中將預編。1985年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企劃部部長。1987年因朴鍾哲拷問致死事件被迫辭職。1993年因1987年組織流氓金龍八騷擾統一民主黨黨部被判入獄。1997年因內亂罪被判處3年6個月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02年以無黨派身份參加第16屆總統選舉，後又試圖參選國會議員，均以失敗告終。2021年11月全斗煥死後為全斗煥守靈。仍健在（85歲）
許和平（허화평，時任保全司令官秘書室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1980年9月准將預編，歷任大統領秘書室"秘書室輔佐官"、政務第一首席秘書官。1982年因張玲子案與全斗煥發生分歧，隨後辭職，與許三守一同前往美國「留學」。盧泰愚政府上台後就任國策研究所下屬的現代社會研究所所長。1997因「執行內亂（叛亂）重要任務」被判處8年徒刑，他在獄中獲得當選的國會議員資格被剝奪。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05年現代社會研究所改為"未來韓國財團"，他於2007年被推舉為理事長。2021年參加了盧泰愚、全斗煥的葬禮。仍健在（85歲）
許和平對於「12・12政變」與光州事件毫無悔意，經常在電視節目上以嘉賓身份為自己洗白。
許三守（허삼수，時任保全司令部人事處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兼任中央情報部長（全斗煥）特別助理，整肅中情部。1980年5月任國家保衛立法會社會淨化分科委員會幹事，主持設立惡名昭彰的「三清教育隊」。1980年9月准將預編，出任大統領司正首席秘書。1982年與許和平一同辭職前往美國，擔任東西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91年被委任為韓國文化研究院理事長，1992年擊敗盧武鉉當選為釜山東區國會議員。 1992年任韓國青少年聯盟總裁。1997年被判處 6年徒刑。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1998年成為國際殘障人士協會理事長。2021年仍健在（85歲）
許三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據稱他晚年轉向宗教尋求慰藉，成為了天主教神職人員。
權正達（권정달，時任保全司令部情報處長，陸軍大領）：「12・12政變」及光州事件後預編為陸軍准將，主導民主正義黨創建，任民主正義黨首任事務總長。1981、1985年均當選國會議員。1987年任大韓民國國會內務委員會(現行政安全委員會)委員長。1995年起以「汙點證人」的身份向金泳三政府揭發全斗煥、盧泰愚的罪行。因此未被審判。2001年擔任保守團體韓國自由總聯盟總裁，2004年至2009年任韓電產業開發社長，2011年被選為安東權氏大鐘元總裁，2013年就任安東聖所醫院第11任理事長。2021年仍健在（85歲），參加了全斗煥葬禮。
權正達的女兒在1983年乘坐大韓航空007號航班時被蘇聯戰鬥機擊落遇難，遭遇喪親之痛的他認為這是自己作惡的報應，從此與新軍部保持距離，加上他原本就不是「一心會」成員，因此最終促成了他成為金泳三審判全斗煥的證人。
金振永（김진영，時任首都警備司令部第33警備團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歷任首警司作戰參謀、首警司作戰處長、首都師團長、陸軍第三士官學校校長、首都警備司令官、陸軍教育司令官、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1991年任陸軍參謀總長。1993年在金泳三的肅軍行動中被撤職預編。此後曾在自由民主聯盟任職，擔任過金鐘泌的特別助理。1997年因叛亂罪被判處2年徒刑，1998年初獲金大中特赦出獄。此後繼續在自由民主聯盟任顧問。此外還是星友會顧問，並以此身份訪華。2021年仍健在（83歲），並為全斗煥守靈。
宋膺燮（송응섭，時任第30步兵師團第90聯隊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時奉師團長朴熹模的命令出動一千多人參與政變。後歷任第51師團長、國防部戰鬥力計劃官和第7軍團長。1989年12月30日擔任契約參謀本部次長，主持國防改革(818計劃)，並多次參加朝韓高層會談。最終軍銜為陸軍大將。1996年大審判時未被起訴。2012年10月29日去世，享年76歲。
具昌會（구창회，時任第9步兵師團參謀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時奉師團長盧泰愚的命令出動了29聯隊的部隊，並以電話欺騙第3軍司令官李建榮稱9師團未出動。政變後歷任陸軍參謀總長秘書室長等職務。盧泰愚上台後任第3軍司令官。1993年金泳三肅軍時被撤職。其後經歷不詳。2021年時仍健在（84歲）。
李弼燮（이필섭，時任第9步兵師團參謀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時奉師團長盧泰愚的命令出動了麾下29聯隊的兩個大隊參與叛亂。此後作為盧泰愚的嫡系一直官運亨通，1984年任第9步兵師團長，1987年任第1軍團長，1989年任陸士校長，1990年任第2軍司令官（後來的第二作戰司令官），1991年任合參議長。1996年大審判時未被起訴。2021年時仍健在（84歲）。
禹慶允（우경윤，時任陸軍本部犯罪調查團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中被射傷癱瘓後仍在服役。先是晉升為準將，不久後以少將軍銜出任首爾地區犯罪調查團長。被編入預備役後，還曾擔任過國家安全企劃部次長、青瓦台特別輔佐官。1995年在首爾醫院的病床上接受了關於「12・12政變」的調查。其後經歷不詳。
成煥玉（성환옥，時任陸軍憲兵監室企劃科長，陸軍大領，「一心會」成員）：「12・12政變」後歷任首警司憲兵團長、國防部犯罪調查團團長、陸軍本部憲兵監，最終以准將預編。預編後歷任總統警衛室次長和監查院事務總長。1996年大審判時曾被傳喚，但並未受到起訴。2021年時仍健在（83歲）。
趙洪（조홍，時任首警司憲兵團長，陸軍大領）：「12・12政變」後曾任陸軍本部憲兵監。以准將預編後歷任道路交通安全協會監事和大韓損害保險協會會長等職。1995年獲悉金泳三開始清算「12・12政變」罪行的風聲後逃往美國隱居，而且一直在領取國防部的年金。2018年在加拿大病亡，終年85歲。
李鶴捧（이학봉，時任保全司對共處長，陸軍中領）：全斗煥擔任總統後以准將預編，出任青瓦台大統領秘書室民政首席秘書官。1986年成為國家安全企劃部第二次長，輔佐國家安全企劃部部長張世東，參與了和平大壩造假事件與金玉分間諜造假事件。1988年當選國會議員。1996年因內亂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14年5月24日死於肺癌，終年76歲。
李鶴捧曾承認所謂「光州事件有北韓策動」是偽造的，而且認罪態度還算好。但因其作惡多端，他死後有首爾市民放起了鞭炮慶祝。
崔石立（최석립，時任青瓦台警衛室33憲兵隊長，陸軍中領）：「12・12政變」後歷任首都警備司令部憲兵團長、國防部犯罪調查團長、國防部調查隊長等職，最後擔任陸軍本部憲兵監，1990年預編為少將。1990年4月，擔任青瓦台總統警衛室次長（次官級）。1992年10月被任命為總統警衛室長。1996年大審判時未被起訴。2021年時仍健在（81歲）。
申允熙（신윤희，時任首警司憲兵副團長，陸軍中領）：「12・12政變」中直接指揮部隊逮捕尹誠敏、張泰玩、文洪球等將領，並打傷了河小坤將軍。之後歷任陸軍本部憲兵參謀部部長，陸軍本部憲兵監。少將預編後曾任自由民主聯盟特任行政委員。1997年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21年時仍健在（81歲）。
申允熙對自己的背叛行為毫無悔意，2012年還出版了一本名為《12・12是軍事叛亂嗎？》（12.12 는 군사 반란 인가？）的回憶錄，為自己的行為洗地，在網路上遭到了韓國網民的怒斥。
朴琮圭（박종규，時任第3空輸特戰旅團第15大隊長，陸軍中領）：「12・12政變」中親自逮捕了鄭柄宙少將，並射殺了同事兼鄰居金五郎少領。之後又參與鎮壓光州市民。此後歷任陸軍本部情報處長和陸軍第56師團長。1997年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1997年底獲金大中特赦出獄。2010年12月7日死於食道癌，終年66歲。
2009年12月9日,他給金五郎追悼事業會打電話表示自己已經食道癌4期，與其一同射殺金五郎的三人中一人被金五郎擊中半身不遂，另一人也得了癌症，並稱這是上天的懲罰。

【完】

一九二九年	二月廿七日大韓民國慶尚北道金陵郡出生
	國民大學政經系畢業
	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畢業
	陸軍大學畢業
	國防研究所畢業
一九四八年	陸軍少尉任官
一九五〇年	任陸軍白骨部隊中隊長
一九五二年	任師團作戰參謀
一九五三年	任陸軍大學教官
一九五六年	任步兵大隊長
一九五八年	任陸軍本部情報局情報課長
一九五九年	任第一軍秘書室長
一九六一年	任第二軍作戰參謀
一九六一年	晉升准將
一九六二年	任陸軍防諜部隊長
一九六四年	任步兵第七師團師團長
一九六五年	任第六軍團副軍團長
一九六七年	晉升陸軍少將
一九六七年	任國防部人事局長
一九六九年	任第一軍參謀長
一九七〇年	任陸軍本部企劃管理參謀部長
一九七三年	晉升陸軍中將
一九七三年	任第三軍團長
一九七五年	任陸軍士官學校校長
一九七七年	任第一軍司令官
一九七八年	晉升陸軍大將
一九七九年	任陸軍參謀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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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之夜 ——韓國雙十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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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昇和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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