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用二分法直接指責任何一方是違法亂紀破壞社會和諧，也不要各打五十大板說你有錯他也有錯，我們首先來談談李主委拒絕接受盤查這件事，有沒有違法的問題，人民對於侵害自己權利的事項，當然有權利予以拒絕，就算今天你是個通緝犯，都有拒絕警方的權利，何況我行得端做得正，今天就是心情不好不想被盤查，拒絕你又怎麼樣？先不說你有沒有違反警職法，就算你完全合乎警職法的盤查要件，我能不能主張拒絕？當然還是可以，只是後面的法律效果不同而已，不論是李主委或是其他任何一個人，只要你覺得盤查不合理，甚或合理但不想被盤查，你都可以拒絕，這是我們要釐清的第一個概念。

就警方而言，對於「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這個判斷是非常有學問的，在課堂上我們經常討論老半天討論不出個所以然，更何況在現場巡邏的員警看你一眼，就要判斷「你好像很可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一個遵循的標準，通常都是依靠員警的「經驗法則」，你要說這種「經驗法則」不對，警方可以舉出幾百個他們「一眼看了不對勁，說不上理由，一查果然有問題」的例子，當然你可以舉出更多的「看起來很有問題，但是一查卻是善良民眾」的例子，但你要說警方的判斷完全沒有依據，好像也說不過去，更何況本案在李主委與另一民眾的異議中，警察也讓李主委在沒有出示證件的情形下離開了，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被盤查人可向警察提出異議，如果警察認為認為該異議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或許他的發動要件或是執法態度可以討論，但就法律面而言，中止盤查行為後，就沒有違法的問題。

事實上，臨檢盤查這件事情應該是「極不得已」時施行的手段，警方在現場確實覺得有「非常高的犯罪嫌疑」時，才應該發動權力，自然會將人民受到侵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有一些民眾會認為「就查個身份啊！心裡沒有鬼為什麼要怕？」其實也是因為這種「經常性臨檢」的頻率過高，自我權利被侵害的意識已經被麻痺，正確的觀念應該是警察很少要求你出示身分證，一旦要求你出示的時候，肯定是周遭出現什麼重大的治安問題，「那我們趕緊出示證件協助執法或是盡速證明我們的清白」這樣的心態才是正確的，當你覺得「臨檢沒有什麼的時候」，正是這個國家過度使用臨檢這個手段的明證。

而真正問題的核心在於警政高層認為「警察有盤查才是在上班」、「警察有盤查才有績效」，所以當「臨檢盤查」成為你的工作主要核心的時候，這種在法律臨界點的衝突就會層出不窮，不但民眾受到侵擾，警察其實更是苦不堪言，每天排你四個小時的路檢勤務，還要寫攔查紀錄表，回報你今天攔查幾個民眾，怎麼可能每個路過的人都有明顯犯罪嫌疑，所以你的攔查標準就會變得非常低，還得絞盡腦汁想出合理的理由，只要心中有一點疑慮，就先查了再說，倒不是真的要找你麻煩，或是真想把這個國家變成警察國家。

警政高層之所以迷信這樣的方法，是因為它確實偶爾會有實效，而且還可以展現警力，在臨檢中查獲毒品或通緝犯的新聞大家也時有所聞，亂槍打鳥總是會中，所以這個國家就只會亂槍打鳥這一招，但是其實這樣的效率極低，就跟以為道路塞車只要加派員警站在路中間就可以解決一樣，用的是極無效率的土法，事實上可以把警力運用在更有效的作為上，只是對於什麼是更有效的方法，懶得去研究甚至也不想研究，反正許多官員跟民眾心中就是認定只要有警察站在那兒，人來人往的看看身分證，這個國家就會安全無虞、一片祥和、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李主委對於台灣是個「警察國家」的質疑，至少在隨機臨檢這件事上，我是不贊同的，因為要建立「警察國家」須要有縝密的思維、完整的制度、嚴苛的標準，台灣人那有那種閒工夫，台灣就純粹是高層無知、基層無奈、民眾無感，大家懶得用腦而已。